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和周恩来的贡献

　　一

　　经过１９２４—１９２７年大革命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首要的根本任务，是找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方向道路。大革命的惨痛失败，把革命方向道路问题严重地急迫地摆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能否尽快解决这个根本问题，能否尽快找到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道路，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生死存亡，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兴衰成败。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关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思想的中心和实践的重点，放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方向道路之上。

　　大革命的教训，使毛泽东等人最先警醒。八七会议前后，毛泽东提出了“上山”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的主张。八七会议是一个中介，此后毛泽东革命的立足点从辅助、支持国民党完成民主革命，转到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民主革命之上，并且开始了农村武装革命斗争的实践。创建工农红军，开展土地革命，创建湘赣革命根据地，成功地进行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尝试。192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工农武装割据”，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三者结合起来。毛泽东并且分析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发生、存在的原因和条件。指出“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同年11月，毛泽东又进一步阐述了党的领导和武装斗争、土地革命、革命根据地建设的关系。指出：党的领导正确是进行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革命根据地建设的保障；而武装斗争、土地革命、革命根据地建设这三者是互为条件，互为依托的。

　　关于城市和乡村、工人和农民的关系问题。毛泽东1929年4月5日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明确提出：“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重要条件。”“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的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

　　关于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问题。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在三湾改编工农革命军，即在工农革命军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党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部队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并且在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连、营、团各级建立士兵委员会。1928年5月，毛泽东又给红军提出了“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使红军的建设进一步革命化和规范化。

　　关于红军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1928年 5月，毛泽东和朱德等根据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客观实际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以来与敌作战的经验，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的游击战术，为后来红军整个作战原则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9 2 9年以后，又提出“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等等。

　　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和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以及红军战略战术的一些基本原则，只是他两年来革命斗争实践的总结和理论思考，还并无全党应把工作中心放在乡村的思想，也并未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形成是在1930年以后。

　　二

　　中共六大以后，周恩来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常委秘书长、中央军委书记、中央组织部长，实际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

　　1929年3月19日，周恩来在给贺龙及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中就明确指出：“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在目前还是一个宣传的口号。”“目前所应注意者，还不是什么占领大的城市，而是在乡村中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特别地肯定了毛泽东的经验：“在朱、毛军队中，党的组织是以连为单位，每连建立一个支部，连以下分小组，连以上有营委、团委等组织……将来你们部队建党时，这个经验可以备你们参考。”

　　由于红军队伍在其建军初期残留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在长期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下的滋生和蔓延，由于中央指导方针的摇摆以及“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按：指共产国际）到来”的影响，1929年五六月间，红四军“前委在组织上的指导原则根本发生问题”，红四军党内发生意见分歧进而发生争论。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一时不为前委认识和接受，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职务落选，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休养并指导地方工作。随后，新当选的前委书记陈毅奉召受派到中央出席军事会议并汇报红四军党的工作及全部情况。

　　周恩来在听取陈毅向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两次详细汇报，以及此后和李立三、陈毅的多次谈话讨论后，于9月28日审定发出《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史称九月来信）。就中国革命的特征、红军的基本任务、红军中党的领导、毛泽东的地位等问题，作了明确的指示。

　　在指示信中，周恩来明确而肯定地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这是第一次以中央身分对中国革命特征也即道路这一根本问题作出的正确结论，这一结论是对毛泽东等人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对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升华。

　　周恩来指出，目前红军的基本任务“主要的有以下几项：一、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关于红军的发展和战略问题，‘分兵游击集中指导是不可移易的原则。”

　　关于红军中党的领导及其组织问题，周恩来明确指出：“党的一切权力集中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着眼在红军的政治军事经济及群众斗争的领导上。”对红军中一切错误观念，“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党代表名称应立即废除，改为政治委员”，并作为军队和政治制度的建设把它巩固下来。

　　对红四军党内的争论及前委工作安排问题，周恩来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要求恢复毛泽东和朱德在群众中的信仰，“毛同志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

　　周恩来并嘱咐带此指示信返回红四军的陈毅：回去后，要请毛泽东复职，并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决议，维护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

　　三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红四军前委于12月28日、29日在上杭古田召开了党的九大，此即著名的古田会议。由于陈毅迅速、忠实、全面地贯彻执行周恩来指示，用九月来信分清是非，结束争论，统一思想，古田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八个决议案，选举毛泽东为前委书记，取得圆满成功。

　　古田会议的根本任务，是解决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问题。因此，古田会议的主要内容是：

　　——规定红军的性质和任务。“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

　　——肯定党对红军的领导原则，“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

　　——明确军事与政治的关系，“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强调进行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

　　——确立红军处理军内关系、军民关系和瓦解敌军的原则，重申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规定。

　　——规定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

　　——规定红军政治工作作风和方法，强调调查研究，党内批评要注意政治等。逐步树立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

　　古田会议决议是毛泽东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论思考的升华，是对中央九月来信精神的充实、完善和发展。它在党的建设和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方面，起到了巨大的现实作用和深远历史作用。

　　古田会议结束后数日，毛泽东再次向党内同志阐述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道理。明确指出要想“在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说明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革命高潮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建立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逐级扩大人民武装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政策，无疑是正确的。而且只有这样，才能树立全国人民的信仰，给反动派以极大困难，动摇其基础促进其瓦解，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可以说，到这个时候，毛泽东已正确掌握了城市与乡村、工人与农民、群众运动与武装斗争、党的领导与军队建设等方面重要关系，基本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方向道路的理论和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以及红军战略战术等方面的基本原则，找到了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方向道路。

　　四

　　1930年1月15日，中央军委主办的《军事通讯》创刊，刊登了陈毅写的《关于红四军历史及其情况的报告》，并配发了编者按。编者按强调“这里面有很多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每一个同志注意”，如编制、战术、筹款给养、群众关系、军事和政治训练、军中供给开支原则等等，“都是在中国‘别开生面’，在过去没有看过听过的。”要求“各地红军、各地方党组织，都要学习朱、毛红军的经验，坚决执行红军游击战争的任务和战术原则。”

　　2月1日，周恩来在给广东省委的指示信中又表示：毛泽东的复职，红四军的中心的政治领导已确立，“稍可使中央放心。”要求广东派干部支援。

　　为了解决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在如何对待中国的富农、游击战争、赤色工会等问题上的争论，周恩来受中央政治局的委派，于3月初前往莫斯科汇报。周恩来到莫斯科后，向共产国际和苏共领导人汇报了毛泽东等人开展农村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充分肯定、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主张，阐述了自己“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的思想。周恩来的汇报产生了重大的作用，促使共产国际、苏共以及斯大林重新认识中国革命的方法问题，也促使他们重视和赞赏毛泽东。《真理报》因此公开宣传肯定中国红军，宣称“红军的各军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下，正在变成为土地和政权而斗争的劳动农民群众的武装力量”，“成为中国革命新高潮的重要因素之一”。

　　周恩来去莫斯科之后，中国共产党内“左”倾思想发展并迅速形成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数月之内使中共党组织和红军遭到严重损失。中共和红军即将面临国民党蒋介石的空前巨大的压迫。

　　周恩来和瞿秋白奉共产国际之命回国纠错，于8月下旬相继到达上海。迅速采取措施坚决停止城市暴动和红军攻打大城市的冒险计划。9月24日至28日，周恩来和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批评李立三的错误，恢复党、团、工会组织的正常工作，撤销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攻取中心城市的计划和行动，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毛泽东虽然没有出席会议，却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9月30日，周恩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作《目前红军的中心任务及其几个根本问题》的报告中，向来自全国各地以及将要派往各地的红军领导人介绍“朱毛红军”的发展及其现状，介绍“朱毛红军”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指出：“朱毛红军”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从游击战向带游击性的运动战转变，是战略性的转变，是完全正确的。

　　五

　　1920年至1930年，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血雨腥风、刀光剑影里艰难探索的十年。这十年，中国共产党人所探索和解决的是两大问题：思想上，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认识中国革命的本质规律，形成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方向道路的科学理论；实践上，探索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方向道路。

　　经过十年的艰难探索，经过大革命特别是经过1927年至1930年农村武装革命斗争的实践，毛泽东等人逐渐自觉地摒弃教条主义，逐渐树立起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不断开拓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正确认识中国国情，认识和掌握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本质规律。从“上山”、“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到“工农武装割据”；到“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到“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毛泽东等人经验逐渐丰富，思想逐渐明朗，认识逐渐升华，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方向道路的科学理论形成，找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方向道路。

　　在毛泽东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方向道路的科学理论形成过程中，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正确道路形成的过程中，作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周恩来是作出了突出的重大的贡献的。

　　周恩来具体领导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的第一次武装起义——南昌起义，并且从南昌起义吸取了深刻的经验教训。他认为，南昌起义后，部队“南下广东，想依赖外援，攻打大城市，而没有直接到农村中发动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这是基本政策的错误。”他在1928年至1930年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期间，努力正确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革命的方向道路的问题，努力克服“左”右倾思想干扰和政策的摇摆，支持毛泽东等人的实践，努力探索正确的革命道路。在毛泽东等人的实践基础之上，作出了“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的正确结论和正确决策。在毛泽东的实践还不被认识、主张还不被接受，毛泽东处于困难境地之时，周恩来以中共中央指示信的方式，肯定和支持毛泽东在红四军的领导地位，使毛泽东的主张为全军认识、接受并顺利实行。古田会议以后，又因周恩来的大力介绍和推行，毛泽东的实践和思想逐步为全党全军以及共产国际、苏共所认识和接受。

　　（作者单位：中共四川省委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

　　*本文原分８个部分，收入本论文集的为后５个部分。

　　《周恩来百周年纪念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