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

　　一

　　建国之初，周恩来作为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作为政务院总理，在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繁忙工作中，对体育的组织建设给予很大的关注。为了新中国体育能够迅速起步，他批准将原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改组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积极支持在团中央设置军事体育部。１９５２年，又不失时机地在第１９次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上，主持通过成立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并任命贺龙为主任。这就为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

　　新中国的体育应当坚持什么方向？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周恩来一向强调体育工作必须面向广大人民群众，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方向，要把作为少数人消遣娱乐工具的旧体育，改造成为多数人健康服务的新体育。他处处为人民群众着想。拿首都体育馆建馆这件事来说，选址最初选在复兴门外，要迁移一二十万居民。周恩来知道后认为，不能使几十万人受到影响。他说，市东南有了北京体育馆，市东北有了工人体育馆，再建馆要考虑西郊居民的方便。根据周恩来指示，最后选在外白石桥。周恩来就是这样，事事考虑到人民群众的利益。毛泽东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①和“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②发表后，有些同志对把“身体好”放在“三好”的首位不够理解，周恩来在政务会议上从三个方面深刻阐明了增进人民健康的重要性。首先他强调要从人的全面发展的角度看待健康问题，要求青年学生应当努力做到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身体健康是物质基础，这是常识问题。其次，他从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出发，十分明确地提出，发展生产要求人们有强健的体魄，“工业越发展，越需要高度的技术，而技术越高，速度越快，越需要劳动者既灵巧又有耐力”。他还从国防建设的需要进一步说明锻炼身体、提高健康水平的重要性。

　　在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方面，周恩来指示要抓好普及和经常化，“体育工作就是要搞群众的体育运动，就是要和爱国卫生运动结合在一起。不仅要锻炼身体，同时也要参加爱国卫生运动。环境卫生是增强体质的外因，内因就是要锻炼身体。”③群众体育要“根据人民群众的生产、工作、学习的具体情况和体质条件，有区别、有步骤地进行”。他要求各级行政部门和社会上各行各业，都应当重视开展体育运动，特别提到教育、卫生部门的责任。有一次听取卫生部关于预防疾病的汇报时，周恩来说：“你们预防中不能加一点体育运动吗？早上起床，头部、腰部、肢体动一动，老年人搞一些散步，做一些柔软体操，不能老靠药物。人是高级动物，要动嘛！要发挥人的能动性。”他认为只要上上下下重视起来，搞好普及，坚持下去，群众体育工作一定能蓬蓬勃勃，人民的体质一定能不断增强，从而带动体育人才的成长和运动技术水平的提高。这一系列指示，既谈到体育的根本任务，体育的社会性，也谈到体育工作的方针、方法，以及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的关系。

　　为了使体育事业的发展有章可循，从５０年代以来逐步形成了一系列的体育规章制度。其中包括《体育运动委员会组织简则》、《基层体育协会示范章程》、学校体育的“两课两操两活动”、机关厂矿实行的工间操、广播操、生产操制度，农村体育把体育锻炼和民兵训练结合起来的做法，以及《劳卫制》和《国家体育锻炼标准》等，都是在周恩来关心指示下制定和执行的。这些制度和做法对推动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二

　　在旧中国，我国竞技体育基础薄弱，运动技术水平很低。新中国成立初期，运动员出国比赛战绩不佳。为此，我国驻波兰大使曾致函中央政府，希望在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的基础上，加快提高我国的运动技术水平，缩短与国际水平的差距。１９５３年中央体委党组在给中央《关于加强人民体育运动工作的报告》中，提出了我国体育运动技术“离国际水平很远，因此在国际体育活动中形成我国体育运动水平与我国家地位不相称的情形”，并建议“加强运动员训练工作”。１９５４年２月政务会议在讨论中央体委主任贺龙的报告时，周恩来客观地分析了体育的现状后指出：“今后两三年内，我们不可能在国际比赛中得到多少冠军，因为没有经常锻炼的基础。吴传玉是个华侨，他是经过长期锻炼才取得成功的，没有长期的锻炼是不会得到冠军的。”他要求体委在抓好群众体育工作的同时，也要把提高运动技术水平抓起来，不仅要做到群众体育锻炼经常化，运动训练也要经常化。他还乐观地预言：“我们体育运动如果发展得当，６年以后，到１９６０年，一定会出现许多好选手。”国庆 １０周年，举行第一届全运会，得到周恩来的积极支持。１９５９年周恩来在接见优秀运动员时，向全国体育界发出号召：埋头苦练，生生不已，十年不鸣，一鸣惊人。

　　为了提高我国的运动技术水平，周恩来倾注了不少心血。５０年代初期，我国竞技体育刚刚起步，缺乏人才，缺乏教练。当时香港的傅其芳、姜永宁想回内地效力。有关部门把这个消息向周恩来汇报，他听了表示全力支持。傅其芳、姜永宁回来后在北京进行乒乓球表演赛，周恩来到现场观看，充分肯定他们的爱国热情，赞许姜永宁削球技术好，鼓励他把进攻技术也练好，以便更好地报效祖国。周恩来在百忙中多次抽空到现场观看运动员的训练，与运动员、教练员一起交谈，一起探讨训练中的问题。尤其是他对中国女排训练的关心更是人所共知的。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日本女排在大松博文教练带领下迅速崛起，在世界排坛表现出很强的实力，引起周恩来的关注。１９６４年１月２４日，周恩来观看了日本队在北京的比赛之后，第二天又到现场观摩日本女排的训练课。从下午５点一直看到８点钟。在观摩训练的过程中，他与中国教练员、运动员进行倾心交谈，提出许多富有启发性的问题，也提出许多对策建议。在谈到防守训练时，周恩来说：“人家练习防守是教练员用力向队员扣杀。大松打出的球，力量比比赛时难度大多了，不然就练不出来。教练员能以身作则带着运动员干。大松博文一人领着大家干也够累的，大松能这样同运动员一齐练习，参加实践，这条很重要。大松自己身体很棒，同样也是练出来的。”周恩来说：“日本队训练时比打比赛还累。练习时难度这样大，比赛时就容易了。人家训练的每一手段都有实际意义。训练刻苦，从难从严，比赛就能过硬。”周恩来要求中国教练员学习大松那种严格的精神。他说：“我们不学大松打骂运动员，但他那种严格的精神是和我们提出的‘三从’是一致的。‘三从’的实质就是练为战。所以要从实战需要出发来从难、从严。这也是运用毛主席《实践论》的精神”④，从此，从难、从严和从实战出发，就成为运动训练原则，至今为体育界所遵循。周恩来还说，“日本女排身体条件不如我们，但训练出了高水平的队。我们这样好的条件，应该比他们好才行”。周恩来很内行地指出，“日本滚动救球的技术很熟练也很科学。这种办法不大容易受伤”。他问中国运动员会不会？问日本勾手飘球的性能与中国上手飘球有何不同？还说日本女排个子不高，又那么瘦，但弹跳力很好，说明她们训练有办法。周恩来认为日本很注意战术意识的训练，特别注意小配合。赞扬日本队员宫本扣球手法好，速度快，值得学习。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国家体委于１９６４年底在上海召开全国训练工作现场会，一边参观、学习大松博文的训练方法，一边找差距，研究中国排球训练的新路子。通过现场会，正式提出训练、竞赛中反对骄娇二气，进一步贯彻“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大运动量”的“三从一大”训练原则，提倡树立“三不怕”、“五过硬”的作风。这一举措不但大大提高了中国女排的训练水平，为女排的腾飞奠定了基础，对各个项目的训练，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起了示范作用。为了巩固女排训练的成果，经周恩来批准，１９６５年日本教练大松博文应邀来华帮助我国训练。周恩来对提高我国运动技术水平，还有许多事例，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列举。

　　三

　　怎样看待友谊和比赛的关系，这是竞技体育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周恩来主张“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个主张是第３１届世乒赛前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乒乓球运动员时正式提出的。事实上早在１９６３年第２７届世乒赛前，周恩来就已经指出：“友谊重于比赛，是我历来的主张。”他曾解释说：“你们出国有人民外交的任务，不单单是乒乓球技术的比赛，实际它是人民外交。”还说，“专业队伍要增进同各国人民的来往和友谊，做各国人民的友好工作”。“胜负乃是兵家常事，没有常胜将军。项羽这种人不行，暴躁得不得了。最后一战，就一败涂地。他只能胜，胜了就骄傲，‘力拔山兮气盖世’，结果到乌江一败，就自刎。我们的原则是：胜不骄，败不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些话语重心长，值得体育界牢牢记住。江泽民总书记也要求运动员正确对待胜负，胜不骄，败不馁。

　　有人说，比赛就是要赢，说“友谊第一”，是不是就不讲技术，不争取胜利了。这是一种误解。周恩来说得很清楚：“‘友谊第一’，要有水平。不然，打得太不行，样样输，人家对你就不大感兴趣了。”又说：“你们要争取友谊，自己要有点本事。”⑤我们讲“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应当怎样理解？我在纪念毛泽东诞辰１００周年的一次讲话中曾经说过我的看法。我认为，这个方针表述了从一个更高的境界看待比赛胜负的思想。后来在实际执行中出现了以让球为友谊的简单化倾向，这是要纠正的。但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就其本来的含义讲，我以为是正确的。这里的“第一”、“第二”，不是在同一个层次上的排序，而是在讲不同层次的问题。“友谊”是比“比赛”更高一个层次的东西，是在讲体育比赛对人类精神文明建设的巨大作用和贡献。这一点和奥林匹克精神中“和平、友谊、进步”的思想也是相通的。在这个大的前提下，第二个层次的东西才是比赛本身，比赛要讲“拼搏精神”，也讲“更快、更高、更强”，要争先恐后，要夺金牌。“友谊第一”在讲一个政治问题，一个道德伦理问题，“比赛第二”在讲一个技术问题。两者处于一个共同体中，这是看待竞技运动的辩证法。

　　周恩来不仅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倡导者，而且也是实践者。他一方面教导体育队伍要广交朋友，虚心向各国运动员和人民学习，建议运动员学一门外语，便于与外国朋友沟通，亲自为运动员推荐外语教员；另一方面身体力行，为大家做出榜样。他熟悉许多外国运动员的名字和特点。１９７２年亚乒赛闭幕，他接见全体运动员时，请朝鲜的朴信一和日本的长谷川信彦从人群中走出来，同他们进行亲切的谈话，鼓励朴信一再接再厉，打出更好水平，称赞长谷川顽强沉着的作风。他和日本著名运动员松崎君代的友谊传遍中外。他夸奖松崎君代落落大方，胜了不骄傲，输了不怨天尤人。１９７５年松崎君代听说周恩来生病住院，从日本写来一封情辞恳切的信。信中说：“我们从总理和其他中国朋友那里得到的深厚友谊是说不尽的，我把它藏在心中。每逢打开我的心灵窗户时，总是沉浸在友谊幸福中。”她衷心祝愿周恩来早日康复。１９７３年日本老运动员访问中国，周恩来见到星野，握手时问：“星野，你十多年没来中国了吧？”星野又喜又惊，他１２年没来中国，周恩来居然记得这么清楚，他说他感动极了。美国乒乓球代表团首次来京，周恩来回答美国青年科恩关于“嬉皮士”的提问。他循循善诱、入情入理的回答，使科恩本人心悦诚服，也感动了科恩的母亲。她特意从美国设法寄来一束鲜花给周恩来，感谢他对她的儿子的教育和帮助。这些动人的事例在体坛一直传为美谈，成为鼓励体育工作者前进的力量。

　　四

　　对外体育交往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很强的工作。长期以来，我国体育界在处理与国际体育组织的关系中，在参加各项国际体育竞赛中，都得到周恩来的重视、关怀和耐心指导。在许多关键 问题上，周恩来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智慧和胆略，为我们指出了 正确的方向。他那种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的领导艺术，使我们 终生难忘，受益匪浅。

　　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些国际体育组织蓄意制造“两个中国”、 “一中一台”。为维护国家的主权、民族的尊严，周恩来义正词严 地指出，“他们在国际体育组织中搞‘两个中国’，我们要抗议，要 退出。他们想限制我们，我们要有这种精神：你不承认我们，我 们也不承认你。”１９５６年墨尔本奥运会，由于国际奥委会坚持邀请 台湾参加，周恩来指示中国体育代表团退出墨尔本奥运会，并亲 自修改声明稿，揭露国际奥委会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表明 了我国的原则立场。根据周恩来关于在国际体育活动方面，“要创造新局面”，“不要只钻一个死扣，要有新的创造”的指示，我国广泛团结第三世界的国家，与那些仇视新中国的国际体育组织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这种坚定的原则立场，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的决心，赢得了国际体育界有识之士的尊敬。以中国奥委会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权利的恢复为标志，我们不断战胜国际体育组织中的反华势力，全面登上国际体育舞台，提高了我国体育在世界的地位。

　　谈到体育对外交往，人们不会忘记７０年代的“乒乓外交”。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指挥上演了一出举世闻名的“小球转动地球”的话剧，从而打开了中美交往的大门。有人赞扬这是世界外交史上的一个经典之作。

　　当时，中日两国邦交尚未恢复，日本国内右派势力十分猖獗。日本乒乓球协会会长、亚洲乒乓球联合会会长后藤钾二先生一行四人来到北京，商谈中国派代表团参加 １９７１年 ３月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３１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事。后藤钾二对我国很友好，极力主张邀请中国队参加，因而受到日本右派势力的忌恨，对他进行恐吓，但后藤先生不屈服于这种压力。到京后日本方面拿出一份会谈纪要的草稿，建议以此为双方会谈的基础。这份草稿的主调基本上是重申周恩来会见日本社会党代表团时提出的“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即不执行敌视中国的政策，不参加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不阻挠日中两国正常关系的恢复。当时我方参加会谈的一些同志要求加上“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这句话。后藤钾二说：“来之前有人写信警告我当心脑袋，如果写上这句话，回去后我只能辞职，这样对你们也不会有什么好处。”双方会谈就僵持住了，后藤钾二称病卧床不起。周恩来知道后出面听取外交部和国家体委的汇报。周恩来听完汇报后说：“我看后藤先生的这份会谈纪要起草得挺好。你们要分清楚，他不是日本政府的外相，而是代表日本乒协来的。一个群众团体，就不必要求他加那句话了，不要难为人家。”当周恩来的指示传给后藤先生时，他立刻从床上起来，非常高兴。周恩来很快会见后藤先生，表扬他对中日乒乓球界的交流作出的努力。后藤钾二激动地表示要把３１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办好。这次会谈纪要定稿时，周恩来提议写进这么一句话：“中国乒乓球协会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感谢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日本乒乓球界和其他友好人士为增进和发展中日乒乓球界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团结所作的努力。”３１届世乒赛如期在名古屋举行，我国派代表团参加比赛。按计划我国邀请英国、澳大利亚、哥伦比亚、加拿大和尼日利亚五国乒乓球队赛后顺道访华。美国乒协主席斯廷霍文知道后向我国代表团询问，什么时候能邀请美国队？我国代表团立刻把此事向国内作了汇报，于是北京和名古屋之间的电话联系一天三次。毛泽东获悉此事后指示说：和名古屋每天通话三次还不够，要增加到五次。在那个期间，周恩来多次与有关部门讨论商量，请示毛泽东，终于决定邀请美国队来华访问。消息传到华盛顿，传遍全世界，在国际社会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震动。尼克松总统事后回忆说：“我从未料到对中国的主动行动会以乒乓球队访问的形式求得实现。”

　　４月１４日下午，周恩来在人大会堂亲切接见来华访问的各个乒乓球队。他对美国乒乓球队说：“你们这次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谊的大门，欢迎你们！”斯廷霍文说他们也希望中国乒乓球队访问美国，周恩来当场表示“可以去”。接着，又引出了关于美国青年中“嬉皮士”的话题。周恩来会见美国乒乓球队后不到 １２个小时，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华盛顿发表一项声明，宣布为改善中美关系决定采取五个“新步骤”。世界各大通讯社纷纷报道，称这是“中国乒乓外交的伟大胜利”。基辛格博士后来撰文称乒乓外交是“周恩来的一个代表作”。中国体育界从“乒乓外交”中得到许多教育和启示，进一步体会到自己肩负的责任，更深刻地认识到体育工作离不开政治的道理。

　　五

　　周恩来身居高位，但对各行各业又都那么深入实际，亲近人民，与人民打成一片。在体育界他有许许多多朋友。体育领域处处留下他的足迹，留下他亲切的话语和爽朗的笑声。从北京体育馆、首都体育馆、工人体育场到广东、上海、云南等省市的体育训练基地，都留下他的身影。他走到哪里，就在哪里与运动员、教练员、体育工作者促膝谈心，问寒问暖，关心他们的思想、学习、工作和生活，引导他们关心政治，钻研文化科学，提高个人素养，为他们排忧解难。

　　６０年代初，我国登山队攀登珠穆朗玛峰，由于当时经济困难，物资缺乏，周恩来知道后指示有关部门为登山队调拨物资。有些必用的登山器材国内没有生产，他亲自写信让有关部门通知我驻外使馆从国外购置，紧急托运，从而保证首登珠峰的成功。他了解到一些女运动员出国比赛，因为没有女医生随行，带来诸多不便，便亲自为她们选派女医生。他关心郑风荣、陈镜开、姜玉民、蒋绍毅、钱澄海和乒乓球队的容国团、徐寅生、李富荣等著名运动员的成长进步，入团入党，直至他们的身体健康，许多老运动员至今回忆起来感动不已。一些外国友人看到、听到一国总理如此关心运动员，也都非常羡慕。十年动乱，极左思潮泛滥，有人指责一些国家队运动员是修正主义苗子，是锦标主义挂帅。周恩来出面为运动员撑腰。他针锋相对责问，运动员出国比赛为祖国争光，怎么是修正主义苗子？怎么能说是锦标主义挂帅？有人不要爱国主义，我们要爱国主义。练好技术，争取第一，这是运动员的责任，和修正主义毫无关系。

　　周恩来一向强调加强运动队伍的思想建设，强调要养成良好的体育道德作风。他一再叮嘱国家体委的负责人要帮助运动员正确认识和处理政治与技术、个人与集体、胜利与失败的关系，要注意政治，“风格就是政治、思想、品格、作风”。他还说：“要培养文艺修养，要学习写字、绘画、搞点音乐。要有思想修养，要读书，读历史，培养多方面的兴趣，成为全面发展的人才。”他曾对一些优秀运动员说：“要多培养新生力量。你们要带头，也要帮助别人，使后来居上，体育运动才能大大发展。新陈代谢，新老交替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后来居上，新手赶老手，年年有后起之秀，我们这样大的国家，新手总要出来，不能只靠老手。”周恩来循循善诱、谆谆教诲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运动员。

　　一些重要赛事，运动员出国前周恩来召见他们，向他们交代外交的礼仪，介绍出访国的政治经济情况。由于当时国际形势比较复杂，有时连出访的路线、乘坐的航班，周恩来都要过问。１９６３年春天，中国乒乓球队即将出发去参加 ２７届世乒赛，周恩来邀请全体队员到中南海，为他们饯行。他把陈毅、贺龙都请来了。大家上了席，邓颖超拿出一瓶酒对大家说，今天总理请客，粮票你们自己出，这瓶酒是外宾送给总理的，没舍得喝，今天拿出来给运动员送行，祝你们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席上周恩来亲切地谈到体育的功能，运动员的任务，鼓励大家通过比赛和交往，展示中华儿女的风采，建立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运动员比赛回国，他也尽量抽空接见，了解比赛情况，鼓励他们戒骄戒躁，不断上进。周恩来对运动员无微不至的关怀，深入实际的作风，无论是过去或者现在，都十分令人敬仰，值得我们学习。

　　在纪念周恩来诞辰１００周年之际，回忆他的崇高思想和伟大人格，回忆他对发展我国体育事业的丰功伟绩，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体育工作的意义，认识到自己的责任。我们广大体育工作者要以周恩来为光辉榜样，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勤奋工作，奋发图强，把各项体育工作做得更好，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单位：国家体委）

　　注 释：

　　①摘自 １９５２年６月１０日毛泽东同志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的题词。

　　②摘自《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８５页。

　　③摘自 １９７１年７月 ２９日周总理同志接见七个会议全体代表时的讲话。

　　④摘自１９６４年11月２５日周恩来同志观看日本女排训练时的讲话。

　　⑤摘自１９７２年７月２９日周恩来同志接见七个会议全体代表团时的讲话。

　　《周恩来百周年纪念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