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关怀煤炭工业的发展

　　1955年，我调煤炭工业部工作以后的较长时间内，由于工作的关系，能够经常和周恩来总理接触，聆听他的教诲。在长期和周总理的接触中，我深深感到，周总理从事各项工作和处理任何事情，最基本的指导思想是实事求是。周总理非常关怀煤炭工业的生产建设和广大煤矿干部、职工的身心健康，给予了许多重要指示和亲切教诲，解决了很多重要的方针政策和实际问题，至今想起来仍感到非常亲切。

　　实事求是的楷模

　　周总理无论是制定煤炭工业的重大方针、政策，还是处理具体问题，实事求是的精神和作风体现得特别突出。我在煤炭工业部分工主管基本建设工作。在“大跃进”期间，许多同志只凭革命热情和盲目的乐观情绪办事，使国民经济遭受巨大损失。煤炭工业也和其他行业一样，到处刮起浮夸风和高指标。那时要大办钢铁，就必须大办煤矿。各省、市领导对大办煤矿都很重视，这是好的现象。但是办煤矿首先要有比较可靠的地质资源，一些煤田地质工作者和煤炭基本建设部门，按照领导意图，采用主观臆测的办法，不可靠的地质资料和群众的反映，谎报某某地区有煤炭资源，可以开矿建井，并要求列入国家计划。而我们一些专业领导部门，明知这些地区没有可供开采的煤炭资源（有的地方只有少量或极薄的煤层资源），毫无开采价值，却不敢直言，在当时那种高压浪潮下违心地列入了国家计划。1959年春，我带着几个专业人员，去浙江检查工作，发现当年所列的煤炭工业开发的几个主要项目中，除了个别项目（如长兴煤矿）可考虑列入国家计划外，其他均不具备列入国家计划的条件。主要是有的煤层太薄，无法开采，有的地质资料根本就不可靠。所以当即通知浙江省煤炭工业管理部门不能将这些项目列入国家计划。省委领导同志知道后，对我很有意见，说浙江缺煤，我却不支持他们大办煤矿。毛主席去浙江，他们把意见又反映给毛主席。毛主席回北京后，就要周总理查问此事。周总理对我说，浙江严重缺煤，你为什么不让他们大办煤矿？我就把在浙江所了解的情况和我处理这个问题的过程，如实地向周总理做了汇报。因为那些地区没有煤炭资源，无法开矿，所以对他们的那些项目必须撤销。最后周总理点了点头，再没有说别的。以后毛主席和浙江省的领导同志也再未追问此事。这说明周总理处理问题是严格按实际情况办事的。虽然是毛主席追问，省里有意见，也要按客观实际办事。

　　“大跃进”是毛主席发动的，周总理虽然也参加了运动的领导，但他是比较心中有数的。他一面工作，一面进行调查研究，认真听取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不断总结经验。当时，很多同志也知道那些高指标，放“卫星”不可靠，但是不敢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如实反映真实情况。周总理对那些浮夸报告虽不相信，却难于得到可靠的实际材料，于是他就利用各种机会，找一些能向他说真话的同志进行个别询问，了解各部门和各行业的实际情况，做到心中有数，以便利用各种机会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如实反映。1959年年初的一天晚上，周总理把我找去问了煤炭生产的实际情况。我回答说，下边报来的许多生产数字不大可靠，许多单位所放的“卫星”，几乎都是夸大的。如抚顺矿务局西露天矿，虽然某月某日日产煤炭数万吨，但其中不仅混进了大量的矸石，而且没过多长时间，就无煤可采了。象这样的例子，绝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带有普遍性的。煤炭系统的同志不敢向中央和地方的主要领导同志反映，怕说是向群众的生产热情泼冷水，或被说成是反对“大跃进”。只是在周总理向我询问情况时，我才能如实地向他反映这些问题。类似这样的谈话，在1959年北戴河计划会议上，我也向周总理讲过，使他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反映问题时心中有数，周总理总是平心静气地听取我的意见，细心地、周密地进行调查研究，取得真实材料。

　　关怀煤炭工业的发展

　　三年“大跃进”，煤炭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一样遭受了严重的破坏，煤炭产量大幅度下降，由“大跃进”前的日产60—70万吨，下降到日产40—50万吨，给工业交通运输和人民生活用煤带来很大困难。1960年8月，党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当时煤炭工业在执行这一方针中遇到的一个最大困难是原材料供应严重不足。煤炭部把这一情况报告总理后，周总理很快召集计委、经委、建委、冶金、石油、水电、机械、铁道、林业、商业等部委和物资局的领导同志开会，向大家提出要求，请大家为迅速恢复和提高煤炭生产竭诚相助。除国务院综合部门尽一切努力，给煤炭生产建设急需的钢铁、木材、水泥、机械等重要设备器材外，其他各专业部门都要打开仓库，将暂时不用或多余的物资拿出来，支援煤炭工业，叫做“开仓保煤”。周总理除亲自召集会议、研究部署和进行检查外，还指定经委、计委、煤炭部和有关部委领导同志参加组成10人保煤领导小组，由谷牧同志主持。领导小组几乎每天召开一次会议，由煤炭部汇报生产情况，并提出在一定时期内所需的物资计划，由有关部门组织供应。领导小组每次开会，总理的秘书顾明同志都去参加，以便及时向总理汇报情况。领导小组也定期或不定期地向总理汇报。凡是总理交办处理的问题，办理的结果，必须向总理汇报清楚，他才放心。总理从来不说空话，说了就办，办就办彻底。这是总理一贯的思想作风。经过三年的调整，煤炭生产恢复到了“大跃进”前的水平。

　　在“大跃进”过程中，成立人民公社实行“一大二公”，在一些矿区，如黑龙江的鹤岗和鸡西矿区，也组织了全民所有制的人民公社。把矿务局撤销，变成人民公社的一个生产部，取消了矿务局对矿山的生产管理和行政领导工作，从而导致煤矿生产管理陷于无政府状态，使这些矿区的调整和恢复生产发生了极大困难。1961年，我去鹤岗矿区检查工作，遇到了这一问题。煤矿的同志对此反映很强烈。回京后，向周总理汇报了煤矿同志们的意见和要求，并谈了我个人对此问题的看法和处理意见。总理听了以后，当时没有做出决定，而是反复与省委主要领导同志商量。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和热心帮助下，妥善解决了这一问题，改变了公社的组织，恢复了矿务局的机构设置，加强了煤矿生产建设的领导。

　　“大跃进”，不仅使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也给社会秩序带来不少问题。经过贯彻执行调整方针，煤炭生产虽然有所回升，但一些矿区的社会秩序还比较混乱，企业内的偷盗现象比较严重。1962年3、4月间，我去辽宁阜新矿区检查工作，发现阜新矿务局各矿电讯器材丢失和破坏的情况极为严重。行政管理部门和保卫部门对此束手无策，歪风无法制止。我发现发生这一问题的原因，除了“大跃进”后，群众在生活方面存在困难，行政管理工作缺乏切实有效的措施外，主要是由于废品收购站大量收购废铜造成的。查明原因后，我即向周总理写了报告，提出了处理意见。周总理阅后，亲自召集公安、商业、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和煤炭部的负责同志，研究了几条根本措施和具体办法，并决定由这几个部门联合组织工作组，去阜新矿区进行检查处理。工作组经过几个月的工作，查清了事实，处分了一些收购站的领导干部，逮捕和判处了几个严重的偷盗分子，明确规定了收购站收购废品的范围和任务，并由市公安保卫部门进行日常监督，使矿区的社会秩序很快有了好转。

　　周总理在百忙中，还亲自到一些煤矿进行视察。1959年6月，周总理到河北井险矿区视察，针对煤矿生产的实际情况和开始出现的一些问题，作了重要指示。总理说：“生产准备落后于回采，这是生产上的一个矛盾，要积极努力去解决它，不仅今年把生产搞好，而且明年要搞得更好，这就必须加强生产准备工作。煤炭部规定，要达到6个月的获得煤量。你们要在9月份达到这个水平。但是要努力，如果9月份达不到，10月份要达到。”总理还说：“不仅产量要好，而且安全要好，要安全第一，质量第一，安全不好，质量不好，数量也得不到。要在保证安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实现任务。你们发生事故多的原因，突出的是生产上破了规章制度，新工人技术不熟练，机械检修不好。规程破了要恢复，要恢复必要的、可靠的、行之有效的技术规程，要在恢复后改进。要当机立断。”周总理的指示，对整个煤炭工业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煤矿工人的贴心人

　　周总理对煤矿工人无微不至地关怀，无论是对煤矿的工资政策方面的重大问题，或是对煤矿工人的食粮、医疗、健康疗养等具体问题，都是亲自过问，加以妥善解决。早在1956年进行工资改革时，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就将煤矿工人的工资标准定在各行业的第一位。在定井下工人工资级别时，煤炭部意见，工人下井，即执行三级工人的工资标准。与劳动部商量，有的部门和地方有意见，认为太高了。总理组织大家研究，并说井下工人工作艰苦，在试用期间，采掘工下井按照三级工人的工资标准执行，井下辅助工按照二级工人的工资标准执行，试用期满后需要提升等级的，按照升级处理。这些规定一直执行到现在。

　　工人经过较长时期的劳动，随着年龄的增长，由于年老体弱，不能从事井下笨重劳动，要调做其他轻体力劳动。调做轻工作后，其工资处理是一项重大的政策问题。周总理对此十分关怀，亲自过问，批发有关的文件。1957年3月，周总理以国务院总周字第82号文批复了煤炭工业部（57）煤劳组钟字第195号文《关于年老、体弱职工调作轻工作后工资处理暂行办法》。办法规定，本企业工龄满5年不满10年者，自降低工资之月起，逐月发给本人调动前后计时标准工资差额的40％的生活补贴，满10年不满15年者，发给50％，满15年以上者，发给60％。对企业有特殊贡献的职工，因年老体弱调作轻工作后，经地区管理局批准，其生活补贴可以根据职工本人具体情况，酌予提高。

　　井下工人，由于从事矽尘作业，受矽生危害，可能染上矽肺病。周总理在1963年2月，以国务院国经周字第100号文亲自批转了劳动部、卫生部、全总、冶金部、煤炭部关于防止矽尘危害工作会议的报告。批复指出：切实做好防止矽尘危害工作，是劳动保护的一项重要措施，各部门、各地方应当督促和协助所有有矽尘的企业认真总结经验，采取措施，解决我国工业企业中的矽尘危害问题。关于防尘措施所需经费，除了当年国家拨出1300万元专款以外，今后包括在国家分配给各部、各省、市、自治区的基本建设投资和“四项费用”以内。报告对矽肺病工人的生活待遇，也作了明确规定。即对于调做轻便工作的，不降低他们原来的标准工资。对于脱产休养的，在一年内由企业行政按原标准工资发给，一年后按原标准工资的90％发给生活补助费。原来享受保健待遇的矽肺病人，如果另行分配了其他工作，仍应享受保健待遇。

　　60年代初，卫生部门曾考虑将矿区医院和煤矿工人疗养院划归地方统一管理。周总理为了使矿工的医疗得到保障，决定原有的领导制度不变，仍由煤炭部门管理。

　　由于在“大跃进”期间农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粮食减产，煤矿工人的生活也受到很大影响。井下工人粮食定量由原来的每月60斤，降低到45斤，而且大部分是粗粮，其他副食品，如内、酒、糖等，供应也很少。工人的体力大大下降，难以从事繁重的劳动，严重影响煤炭生产。煤炭部将这些情况报告给周总理，总理多次召集国务院有关部委的主要领导同志开会，反复进行研究，得到了解决。井下工人的粮食定量恢复到每月60斤，而且细粮、粗粮进行适当搭配，便于工人下井带干粮，其他白酒、糖等井下工人生活必需品也得到适当解决。周总理说，为井下工人去寒，需要供应酒，并问清酿造1斤酒需要多少粮食，按供应酒的定量拨了粮食。

　　周总理先后批发的这些文件和作出的这些决定，在煤炭工业广大干部和群众中，深得人心，影响很大，体现了总理对煤矿工人的无比关怀。

　　关心爱护干部

　　在“大跃进”高潮期间，许多同志感到有些做法有问题，但不敢公开提出不同意见，只是在背后议论。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允许大家提意见、谈看法了，不少同志对煤炭部的领导提出许多批评，甚至有许多不满的言论和埋怨情绪。在煤炭系统内部领导之间，领导与被领导之间，也有了分歧意见，总理为了维护煤炭工业部领导之间的团结，主动承担责任。他在1963年煤炭工业干部会议上十分严肃地说，煤炭工业出现的问题，要说责任，我也有责任。他勉励大家从党和国家的利益出发，同心同德，团结一致，为战胜困难，为尽快恢复和发展煤炭生产，保证国民经济的需要，竭尽全力。

　　煤炭部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是重灾户之一。部长张霖之被迫害致死，两个副部长被逮捕入狱达5年半之久。其他副部长，也都被批斗，蹲“牛棚”。张霖之同志于1967年1月被迫害致死。周总理知道后，心里很难过，对煤炭部和矿院“造反派”头头多次进行严厉批评。周总理说：“张霖之同志是个好同志”。“现在我很难过，张霖之还有他的长处”，“对于干部的斗争，不能这样子干，一斗十几天、几十天不放出来，那怎么行……我们不安，几十年的战友嘛”！“他是一个中央委员，他死后也不向我报告，“使我无法向中央交代。”周总理的讲话实际上也是对林彪、江青、陈伯达一伙迫害老干部罪行的严厉谴责。

　　张霖之同志去世后，斗争的矛头就主要指向我了。１９６７年２月间，由于“文革”运动的破坏，全国煤炭日产量由７０多万吨下降到２０多万吨。当时正值严冬季节，也给人民生活带来极大困难。周总理和富春同志通知戚本高转告煤炭部机关业学院的“造反派”，将关押在矿业学院的我和另外部长放回来，并让我回煤炭部抓生产。我回来后，周总理即召集煤炭部机关“造反派”头头们开会，告诉他们让我国煤炭部抓生产，并让我负责恢复煤炭部党委的工作。同时告诉他们不要任意揪斗我。周总理虽然向他们做了明确的交代，但他仍不放心，让我住在国务院招待所。我到招待所时，那里已住有二三十位国务院各部委的主要负责人，其中有余秋里、谷牧、康世恩、李人俊、段君毅、刘澜波、钱正英、吕东等同志，实际上周总理是有意地把这些同志保护起来。

　　后来我回到煤炭部虽然也恢复了部党委的工作，也抓了几天生产。但由于反“二月逆流”，部党委只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就又被冲垮了。总理让我回部抓生产的决定未能实现。从４月到１２月，对我召开的大小斗争会不下１００余次。最后说我是叛徒、特务。把我关在地下室里半个多月，每昼夜批斗两、三次，并于１２月１４日，经谢富治签署将我逮捕，关押长达５年半。１９７３年４月，才以保外就医的名义将我释放，等待处理。在前３年狱中关押期间，对在押人员的迫害是极其残酷的，当时每日早餐只给一小碗玉米面稀粥，一个小窝头，一点咸菜，中晚两餐每次两个小窝头（或一碗高粱米饭），一茶缸开水，半小碗连泥带菜的菜汤，每周一次细粮。三年中，天天如此。这点食物，只能维持半饱，饥饿难忍。我进监狱的时候，正值严冬季节，每人发一身棉袄棉裤，一床军用小被子和一个薄薄的小褥子，夜间冻得发抖，无法睡眠，白天手脚冻得又红又肿。监护人员和卫兵管理很野蛮，我们经常遭受谩骂和拳打脚踢，几年的监狱生活将不少人折磨成精神病、心脏病或其他不治之症，有的惨死在狱中。当时铁道部刘建章同志的夫人刘淑清，利用特殊允许同刘建章见面的机会，了解到狱中的悲惨生活，并据此给毛主席写了一封申诉信。毛主席间信后做了重要批示，批评了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并将信批给周总理，由总理负责查处。总理立即批示：“请公安部会同卫戍区将我在国务院当面提出过的要清查北京监狱待遇的问题，再在年内做一次彻底清查。凡属毛主席指出的‘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都需列举出来，再一次宣布废除，并当着在押犯人公布。如有犯者，当依法惩治，更容许犯人控诉。”从那以后，狱中对待我们的态度和待遇都有了改善，也允许家属两个月探视一次。1973年后，被关押的许多领导干部，陆续得到了“解放”，这其中周总理起了重要的作用。

　　今天回顾周总理这些光辉事迹，对于全党和全国人民，有着极其深刻的现实意义，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最好教材，也是对周总理的最好纪念。

　　《我们的周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