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抗战大后方的文艺界

生计维艰的大后方文艺界

抗战爆发后，在被誉为“东方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中，高校、科研院所、文化机构等纷纷内迁，在以重庆、昆明、桂林为代表的大后方云集了文艺界、教育界等各界人士。1938年10月，武汉失守，抗战进入相持阶段，虽然打破了日本帝国主义“速胜论”的论调，但悲观情绪在大后方甚为弥漫。五届五中全会后，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不断制造摩擦，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投降、分裂、倒退成为时局中的最大危险。

与此同时，由于通货膨胀、物资缺乏、投机活动猖獗等原因，大后方物价急剧上涨，文艺界人士面临着很大的生活压力。吴大猷摆地摊卖起了衣物，吴晗将自己珍藏多年的明版书转让给云南大学图书馆，闻一多在街头刻章出卖。那时大后方的文艺界同人，“生活倍加艰苦，稿酬日益低微，于是因贫而病，因病而更贫，或呻吟于病榻，或惨死于异乡，卧病则全家断炊，死亡则妻小同弃。”

相比于物质上的困难，精神上的压迫和人身安全上的威胁则带来更多不安，老舍说道：“在肉体的病痛之外，我还有一点精神上的苦痛。每逢我拿起笔来，我必须像小贼似的东瞧西看，唯恐被人抓住。”1941年2月5日，因不堪忍受国统区的黑暗，深感没有出路的著名戏剧家洪深，带领一家三口在家服毒自杀，留下遗书说：“一切都无办法，政治、事业、家庭、经济如此艰难，不如归去。”周恩来闻讯后，立即派人予以救助，幸告脱险。

1942年5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杨家岭召开文艺座谈会。在第一次大会上，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抗战时期，周恩来在大后方团结广大文艺界人士，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这大量的工作中，正如曹禺后来回忆所说：“总理对我们的关怀，绝不仅仅是表面上的衣食住行，而更深刻的是于我们的思想与品德。”

无微不至，关心文艺界人士的安全与创作

在对国统区实际情况准确、清醒地分析之后，周恩来认为必须做十分细致的工作，将文艺界的朋友团结起来。针对当时许多文艺家们“为民族自由的斗争仅是各自为战，因此而致力量的分散，步骤的参差，使文艺这个有力的战斗武器，没有发挥出它最高的功能”这一情况，周恩来和文艺界人士发起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文协的成立，标志着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周恩来在成立大会上通过“简劲有力”的讲话，对文艺家们提出殷切希望，给予他们很大的鼓舞。文协成立后，“第一个难以克服的困难就是穷”，在出席文协第二次理事会时，周恩来表示将设法为文协筹款，使大家能更多地创作，使会务有更大的发展。之后，在文协为援助贫病作家发起募捐时，周恩来捐款一万元以示支持。对大后方广大文艺界人士来说，周恩来的这些工作不仅有着经济上的意义，更具有政治上潜移默化的影响。

除物质上的资助外，安全上的保护、政治方面的关照则让周恩来与文艺界人士建立起生死友谊。皖南事变之际，大后方许多民主人士和进步文化人士遭到逮捕。周恩来立即组织他们疏散和撤离，从确定名单、说服动员，到设计撤离路线、筹集路费，乃至订购车票、化装、盘查时的答话等，他都一一亲自过问。他要茅盾先到重庆郊区隐蔽，摆脱特务的跟踪后再走，不久，他又派人护送茅盾前往桂林，后转移到香港 。他曾四次约见胡风，对他们全家离渝赴港做了周密安排。临行前一天，忙碌了一天的周恩来到胡风住所看他，嘱咐他路上多加小心，还细心地为胡风掖了掖被子。胡风后来每忆及此，总是感叹不已。在周恩来的组织安排下，仅1941年1月到6月，安排离开重庆的进步文化人士就有一百多人，保护了大批进步知识分子的生命安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随即沦陷，日军实行宵禁，封锁港九交通，点名要梅兰芳、司徒慧敏等旅港文化人士到指定地点报到，“进行全面清查户口，旨在搜捕中国共产党及抗日人士”，在港进步文化人士面临生死威胁。周恩来急电廖承志等人，指出香港已成死港，要求立即组织在港各界朋友转移。大批文化人士于1942年1月初起陆续转送到内地，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这次秘密大营救活动，历时半年，行程万里，遍及十余省，共营救出进步文化人士、爱国民主人士及其家属八百余人。在大批文化人士撤回内地后，周恩来又就如何妥善安置他们作出一系列指示：1942年3月12日，致函郭沫若，约他和老舍一起共商救济办法；17日，又致电方方和张文彬，要求他们对到桂文化人士的生活给予支持，并对一些人的去处作出了具体指示；4月9日，听取夏衍关于香港文化人士分批安全撤离的情况汇报，特别关注柳亚子、邹韬奋、茅盾等人的安全和健康，在得知于伶、宋之的等到达重庆后，他当即指示组织一个话剧团，使他们有演出的机会。

这次营救，赢得了国内外各界的广泛赞誉，称“这是真正的肝胆相照，生死与共”。梁漱溟1942年2月脱险至桂林后，也在家书中感慨“到处得朋友帮助，人人都对我太好”；茅盾则称之为“抗战以来（简直可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被称为“文艺界知音”的周恩来，对文艺家们的创作更是给予充分的支持和帮助。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周恩来多次观看，并对剧中人物的处理提出了意见。郭沫若在创作《棠棣之花》的过程中，周恩来曾对剧中一些字句提出了详细的意见，从第二幕到第五幕凡三十二条长达二千余字。被誉为“中国舞蹈之母”的戴爱莲1942年迁居重庆，在周恩来的鼓励、指导下，她向民间学习，将民间舞蹈素材加以整理，创作了《春游》《甘孜古舞》等多个舞蹈，在重庆引起轰动，并对她后来的艺术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时的木刻协会，既无专门经费，也无专职人员，为了支持木刻协会的工作，周恩来不仅把重庆“木刻联展”的作品送到延安展出，还特地从延安把解放区的木刻带来，交给木协展出，又通过各种渠道，把中国进步的木刻送到国际上去展出，周恩来这种关心和支持使大家深为感动和振奋。

引导前进，耐心做文艺界人士的思想工作

周恩来认为：“我们的态度应谦虚而诚恳，不要因为自己有重大的使命而自满自傲起来。只有这样的态度才能推动别人前进，减少落后的现象。”1942年7月下旬，夏衍去北碚时，周恩来对他说，对过去不认识、不了解的人，第一件事就是要解除他们对共产党的疑惧，只有把对方当作朋友，人家才会把你当作朋友。许多文艺界人士也谈到，周恩来是真心实意地与文艺界人士交朋友，“待人以诚，友谊至真，这最能打动人心，令人终身难忘”。

“领导党的方式和领导群众的方式是不同的，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周恩来总是把文艺作为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加以领导，对文艺工作者真诚爱护、耐心教育。对于具体作品，他总是反复考虑，鼓励别人提出不同看法，再慎重作出判断；他肯定作品但并不作不切实际的溢美，批评缺点但十分注意分寸，避免挫伤朋友的积极性。南方局文委大概两周开一次会，都从晚上十一点开到第二天清晨，不管多忙，他总是参加并主持会议，以相当多的时间讨论文艺问题。在讨论时，他总是遵循创作规律，从来没有不看戏就发表意见的，对剧作家、艺术家不是高高在上以领导者的姿态指手画脚，而是把自己作为其中的一员，与艺术家们做知心朋友，说知心话，从而在文艺工作者心中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正如艺术家白杨所说：“在重庆的岁月，我作为一个演员，从心里感到总理真正是文艺界的知音。他懂戏，懂艺术，更深深懂得演员的内心。总理常常帮助剧作家修改剧本、帮助演员处理角色，但从来不强加于人，而是作为一个诚恳、知心的朋友，循循善诱的长者，不断指引我们走上正确的道路。”

随着形势的紧张，大后方许多文艺界人士感到在国统区的压抑，看不到前途，思想上很苦闷，想离开国统区去延安。于是，周恩来又多次和他们谈话，指出大家想到解放区的心情可以理解，但“这里需要人，国统区也一样有重要的工作要做”，劝他们留下来，克服困难做好工作。周恩来这些恳切的话，解决了他们思想上的苦闷，让他们在彷徨无路时得到鼓舞，在困难时得到力量，帮助他们向前进。许多文艺界人士都表示，是周恩来诲人不倦的精神鼓舞了软弱和动摇的他们。冰心以她的艺术之笔写道：“他是一股热流，一团火焰，给每个人以无限的光明和希望！这在当时雾重庆的悲观、颓废、窒息的生活气氛之中，就像是一年难见几次的灿烂的阳光。”巴金在回忆录中谈到，1944年年尾，正值豫湘桂大撤退、日军进入贵州之时，周恩来出席他们的座谈，“我们都把总理当作亲人一样，求助于他……他的态度恳切，话语明确，通过一个晚上的交谈，他就把他那坚定的信心传染给我们了。他就有这样一种力量。”《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周恩来又多次向大后方的文艺工作者谈起这一著作，引导大家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长期而艰巨的伟大事业。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实现这个伟大事业，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习近平总书记还要求各级党委要把文艺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贯彻好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把握文艺发展正确方向。总结和学习周恩来领导文艺工作的经验和思想，对于我们当前做好新时期、新形势下的文艺工作是具有重要启示作用的。（钟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