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修改文艺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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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老一代文艺家们的心目中，周恩来不仅关心文艺、爱好文艺，而且很懂文艺。

周恩来从小就显露出文艺天赋。11岁那年，他在淮安东岳庙龚荫荪表舅家寄馆读书时，就曾在课间组织同学们一起演戏。据周恩来的表妹、私塾同学龚志惠晚年回忆说：“大鸾（周恩来乳名）哥那时老叫我哥（龚仁甫）演坏人、洋人，他自己演公正无私的法官。”那时周恩来除了看过一些淮戏演出外并未专门学过表演和戏剧创作，那些自编自导自演的内容都是他从进步报刊上看到的事，比如帝国主义分子（洋人）在中国，特别是租界里耀武扬威、欺侮中国人等等。他到天津读书时，参与了新剧（即今话剧）演出，因此学到了许多文艺知识，给他今后文艺方面的积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以至于他后来在观看文艺演出时，常能发表一些独到的见解。新中国建立之初，周恩来在观看文艺节目之后几次修改说白、唱词、舞蹈动作，改动不大却画龙点睛，令艺术大家们心悦诚服。

重视戏剧矛盾 说戏特别在行

1952年，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汇演在北京举行，全国各地23个地方剧种参加了此次汇演。观摩汇演结束后，毛泽东的家乡戏湖南花鼓戏《刘海砍樵》和周恩来的家乡戏淮剧传统折子戏《千里送京娘》、现代小淮剧《种大麦》被选调进中南海怀仁堂为中央首长进行专场表演。《种大麦》由上海人民淮剧团的头牌花旦筱文艳、小生何叫天担纲主演。他俩演艺超群，加之该剧情节妙趣横生，赢得观众阵阵掌声。

演出结束时，随着观众热烈的掌声，演员们登台谢幕。周恩来在送走毛泽东等领导人之后又返身登上舞台，与演员们握手，祝贺大家演出成功。

周恩来上前握住筱文艳的手，说：“你演得很好，祝贺你！”“谢谢总理夸奖！我演得不好。”筱文艳倒是没有多少拘谨，谦虚地说。“刚才毛主席也看了戏，说你们的《种大麦》舞蹈不错，就是戏剧矛盾少了些。”“谢谢总理转达主席的批评，回去我们一定好好修改。”

周恩来一听筱文艳那一口地道的苏北乡音，忙又转回身问：“你是哪里人呀？”“江苏淮安人。”筱文艳回答这句话时略带有几分自豪感。“淮安的？”周恩来的眼里不禁闪现出光芒，停下了脚步，又重新握住筱文艳的手说：“你知道我是哪里人吗？”“知道，也是我们淮安的。”“那我们是老乡了。你是淮安城里的还是乡下的？”“乡下，东南乡车桥。”

“车桥，我小时和大人一起去过，是去赶一个什么庙会，还是从涧河坐小木船去的。”周恩来陷入一段深深的回忆中。随后，他又亲切地指出，戏剧必须有矛盾冲突，只有通过矛盾和各种冲突才能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使舞台上的人物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观众面前。之后，周恩来还说了一些其他慰勉筱文艳的话才匆匆离去。

改动关键四字 升华歌曲主题

藏族歌手雍西是当代歌手韩红的母亲，她年轻时曾是昌都被服厂的一名工人，她嗓音甜美，藏族民歌唱得很动听。1964年，上海援藏工作队队长马倬、工作队独唱演员常留柱到西藏昌都地区采风，认识了雍西。他们回到拉萨后，接到文化部举办全国少数民族业余文艺汇演的通知。马倬、常留柱一下就想到了雍西，并推荐了她。但唱什么呢？他们经过一番讨论，最后决定把常留柱已经唱了4年的歌曲《北京的金山上》让雍西来唱。

在北京怀仁堂，雍西代表西藏百万翻身农奴向党中央、毛泽东作了汇报演出。谢幕时，周恩来上台和演员一一握手。当走到雍西面前的时候，周恩来说：“你唱得很好。”雍西拘谨地说：“总理，我唱得不好。”周恩来爽朗地说：“好就是好嘛！”毛泽东也高兴地说：“唱得好，你是跟谁学唱歌的？”雍西想也没想就回答：“是跟大喇叭学的。”毛泽东没听明白就又问了一句：“你跟谁学的？”由于雍西听不懂毛泽东的湘音，周恩来便临时担任了翻译：“主席问，是不是你们西藏树上挂的那种大喇叭？”雍西点头答道：“是，后面有一大块儿磁铁，高音喇叭，挂在大树上。”大家听了都哈哈大笑起来。周恩来说这首歌写得好，就是最后一句“我们迈步走向社会主义幸福的天堂”有些迷信色彩。

代表团回到旅社后，晚上11时，周恩来又亲自打电话给雍西，提出最后这一句能不能改一下。当时虽已是深夜，但大家一听说总理要改歌词，立即积极行动起来，不过一时都想不到更合适的词。代表团团长和带队老师很着急，一夜也没休息好。第二天，周恩来又打电话说，能不能把末尾一句改成“我们迈步走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大家听了都兴奋地鼓起掌来。周恩来改动的这4个字，使这首歌曲在立意上得到升华，“幸福的天堂”有一点宗教色彩，把它改成“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这就有了现实意义；另外“走向”改为“走在”，这么一改就把时代也交代清楚了。民主改革之后，西藏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体现了党对西藏的发展、百万农奴翻身得解放生活状况的重视、关心。

从这以后雍西就一直唱周恩来改过的这句歌词。有一次，雍西在京演出时，周恩来特意打电话问代表团现在在什么地方。当得知他们在京西宾馆演出时，特意来听了改动之后的《北京的金山上》。听到雍西唱完后，周恩来专门到后台，紧紧地握住雍西的手，说：“改得很成功，谢谢你。”

周恩来那4个字的修改使得这首原本就动听悦耳的歌曲更加深入人心，之后《北京的金山上》这首歌像长了翅膀，迅速在全国流传开来，中国唱片社还邀请雍西录制了她的第一张唱片。

精辟分析歌词 更加贴近生活

溪水清清溪水长，

溪水两岸好风光，

哥儿们上畈下畈勤插秧，

姐妹们东山西山采茶忙。

插秧插到大天光，

采茶采到月儿上。

插得秧来密又匀，

采得茶来满山香。

……

一曲清纯甜美的《采茶舞曲》充满着勃发生机又洋溢着江南水乡气息，在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不知倾倒过多少中华儿女和外国来宾！周恩来不仅喜欢《采茶舞曲》，会唱《采茶舞曲》，还为修改《采茶舞曲》的歌词、舞姿等付出很多心血。

1958年春，浙江越剧团以茶农生活为题材，创作了现代越剧《雨前曲》。《雨前曲》的主题歌《采茶舞曲》曲调优美动听，既有浓厚的江浙乡音，也有着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气息。随着唱片的发行、广播的传送，这首歌很快风靡全国，传向世界。

1958年9月12日，百忙之中的周恩来得悉《雨前曲》将在京演出的消息，悄然来到剧场，买了两张舞台右侧边的座位票和警卫员一起坐下来看戏。

演出结束后，周恩来按捺不住喜悦，走上舞台与演员们一一握手，祝贺演出的成功，并与演职员们亲切交谈。

《雨前曲》的编剧周大风告诉周恩来：“这出戏是以杭州西湖梅家坞为背景写出来的。”

“是吗？”周恩来似乎格外高兴，连忙关切地问，“现在梅家坞的茶叶生产怎么样？”

“发展得比较好，今年又开辟了一批新茶园。”周大风回答。

梅家坞以盛产龙井茶而闻名世界，周恩来一直对龙井茶情有独钟，他曾数次亲临梅家坞，与茶农交友谈心。

说到这出戏的艺术创作，周恩来十分内行地说：“《采茶舞曲》很动听，有江南风味，也有时代气息。只是其中两句歌词还不够妥帖，‘采茶采到月儿上’脱离了生活，因为露水茶不香，味淡；还有‘插秧插到大天光’也不好，不能这么提，要注意农民的劳逸结合，合理安排。”他谆谆叮嘱周大风：“希望你能再到茶乡梅家坞生活一段时间，把这两句词改好。”

在场的演职员们听了，都叹服周恩来细致的考虑和知识的渊博。周恩来又把目光落在了舞蹈演员们的身上：“你们的舞蹈表现的是在树蓬下采茶，这与实际生活不合；用手在高处摘，茶树也没有那么高，也不合实际。”谈到这里，周恩来略微停顿了一下，接着说：“当然，艺术是可以夸张的，但也要有分寸。”

夜已经很深了，周恩来仍谈兴未减。他建议演职人员再去茶乡深入生活，一定要“亲自去采茶、炒茶”，把这个舞曲唱得好一些，演得更贴切一些。

1960年12月22日，周恩来、陈毅陪同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莫尼列公主访问杭州。他们不仅和外宾们一起在杭州饭店小礼堂观看了《采茶舞曲》，还和贵宾们一齐来到梅家坞参观、访故。

在梅家坞，周恩来一下车就意外碰上了正在那里体验生活的周大风。周恩来非常高兴地握着他的手说：“你那两句歌词改好了没有哇？”

隔了快3年，身为一国总理的周恩来竟还记得那两句词！周大风的眼眶湿润了，只好歉疚地回答说：“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词句。”

周恩来没有责备和埋怨，而是深思一下，说：“我看这样吧，要写心情，不要写现象。我建议把这两句改为‘插秧插得喜洋洋，采茶采得心花放’。至于茶农为什么要‘喜洋洋’‘心花放’，让听的人自己去想，你说得太露、太直了，那就不是文艺作品，你看怎么样？”周恩来没有居高临下的那种强加于人的态度，而是亲切随和并带着商量的口吻。周大风和在场的人都深深佩服周恩来敏捷的才思和对茶农生活的熟悉，连连道谢。周恩来仍谦逊地说：“供你参考嘛，以后有更好的句子还可以换上去。我相信你会把歌词改得更好。”

从此《采茶舞曲》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演出，都采用了周恩来修改后的歌词。周恩来也一直关注着《采茶舞曲》。1975年，他抱病审查中国东方歌舞团出国演出节目时，仍旧提出一定要把《采茶舞曲》带出国门，让它传遍世界。

精心打磨话剧 意见中肯准确

1964年，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奉命进京演出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这出戏在诞生时曾遭到许多非议，有人认为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不去歌颂，却去写上海南京路上那一丝丝香风；有人甚至认为该剧有丑化人民子弟兵的嫌疑。但是，周恩来十分喜欢这出戏，他力排众议说这台戏写得好，有时代感和责任心，并多次观看这台戏，也多次会见演职人员。邓颖超告诉女主角春妮的扮演者陶玉玲，总理看了你们演出的《霓虹灯下的哨兵》后，兴奋得整夜睡不好觉。为了使这出戏演得更好，周恩来先后看了6次，因他自己演过话剧又懂艺术，所以每次看了之后都能提出修改意见。如第二场战士赵大大拾到林乃娴的钱包直到第六场才归还，周恩来指出，这样不妥，有损于赵大大这位人民子弟兵的形象，人民解放军拾金不昧，钱包应该马上就还。

为了从整体上提高《霓虹灯下的哨兵》的艺术水平，周恩来还请文艺、戏剧界的老前辈田汉、夏衍、曹禺等许多知名人士前来观看演出，然后又亲自主持座谈会，让大家提意见，指导修改。

1993年秋，陶玉玲到淮安周恩来纪念馆参观、瞻仰时与笔者有过一次较长时间的交谈。

陶玉玲记得最清楚的是，他们刚演《霓虹灯下的哨兵》这出戏时，让戏中的女特务曲曼丽穿了一身很考究的裙服。周恩来说：“上海解放初期，这样的人是不会穿这样的服装的，最好改穿工装裤，要朴素些、真实些。”导演采纳了周恩来的意见。不料，周恩来再一次观看演出后，马上又提出来：曲曼丽的裤子过瘦过短，一看上去就像个阿飞。这样不好，不要角色一出场就让观众看出是个坏人，应该随着剧情的变化和发展、矛盾的逐步加深，再揭露出角色的本来面目，让观众有个辨识的过程，不然就难以看出她隐藏着的伪装。

周恩来的意见既中肯又准确，比专业戏剧工作者的意见还地道，陶玉玲和剧组工作人员无不从心底佩服。

陶玉玲还深情地回忆起一次讨论《霓虹灯下的哨兵》的座谈会上的事。会上，周恩来和蔼又亲切地对陶玉玲说：“春妮，你念的那封信写得好，念得也好，很使观众感动。但是我来问问你，剧中的春妮是什么文化程度？”“小学文化程度。”陶玉玲不甚明白地回答。周恩来马上笑着问道：“哦？小学文化程度的人能说出‘两小无猜’这样的话吗？”在场的人听了都笑了起来。周恩来随即认真地接着说：“这句台词也不够口语化，还可以改一改嘛。”陶玉玲想了想，马上回答说：“总理，那就改成‘从小在一块儿’好吗？”周恩来听了两道浓眉一扬，马上点头肯定说：“对，很好啊！”以后，陶玉玲就把这句台词改成了“我俩从小在一块儿”，既通俗，又符合春妮农村姑娘的身份。

《霓虹灯下的哨兵》再度演出后，周恩来又兴致勃勃地去看了。当陶玉玲再次见到周恩来时，周恩来高兴地鼓励她说：“你的戏不多，但演得很好。”紧接着又谆谆告诫她：“你还要努力啊，不要因为我们称赞你就不努力了。”陶玉玲听了，心里十分感慨：我只不过演一出戏中的一个普通角色，总理就给我这么多的鼓励，哪能就不努力，不再奋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