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化名“胡必成”有何深意？

（《福建党史月刊》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布，请勿转载）

一代伟人周恩来出生于书香世家，根据当时的习惯和传统，他要取好多名字。后来从事革命事业后，又由于斗争的需要，还用了一些化名，这些名字都有一定的来历或有趣的含义。

据笔者多年搜集，周恩来的起名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老家淮安的幼年、童年时期。周恩来的名、字等都是由家人或家塾馆先生给他起的，主要有乳名“大鸾”，学名“恩来”，字“翔宇”。第二阶段是他读书求学和早期革命时期。这段时期，他用过“羊羽子”“羊羽”“飞飞”“伍豪”等。其他的名字基本是在第三阶段，即他领导地下斗争时的化名，因此也比较多，现在能知道的有“胡公”“少山”“非非”“周翔”“维思”“大美”“赵来”“冠生”“冠”“伍”“胡必成”等。

就周恩来出生后第一阶段的取名来说，由于周家是一个“封建根子很深的家庭”，家人给男孩取名时都特别讲究，一般都是由有学问的长辈或门族内德高望重的长者起名，也有请家塾馆先生给取名的。

家人先给周恩来取乳名（也叫小名）“大鸾”。“鸾”是中华民族传说中的一种神鸟，“鸾凤和谐”比喻夫妻和好。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人之间还常常各以“鸾”和“凤”自称。周恩来为什么取乳名为“大鸾”呢？淮安周恩来故居收藏有一份周恩涛的儿子、周恩来的侄儿周尔圻在1982年6月8日签名负责的笔录。周尔圻虽比周恩来小一辈，但他的父亲周恩涛是周家同一曾祖下“恩”字辈排行的老大，而周恩来排行第七，因此，周尔圻的年龄并不比周恩来小多少，而且周尔圻的母亲是来自清河（今淮安市清江浦区一带）的万家，只比周恩来母亲小一辈。周尔圻在这份笔录上说：

恩来名字的由来，我听母亲和八老太（指周恩来嫡亲八婶娘杨氏）讲是这样的：在周恩来母亲万氏临盆时，梦见有一鸾凤之类的神鸟入怀，然后就生下了恩来，所以取小名大鸾，表示有鸾凤来临之意。而“恩”字是按家谱排下来的，故取名恩来。

周恩来的名字是其父亲周贻能起的。他琢磨的是：恩者，爱也。《诗经》上有云：“恩斯勤斯”；明代散文家归有光也曾说：“父母恩勤，养我身兮。”来者，未来也。《论语》云：“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周恩来的名字就是周贻能根据这些起的。

另外周恩来还取字“翔宇”。那是因为周家是个名门望族，在这样一个大家族里，要严格区别辈分。而就年龄而言，有的晚辈甚至比长辈年龄还大，但是晚辈却绝不能喊长辈的名字，包括小名，否则就是“犯上”。所以男孩得早早在取名之后再取个字或号，好让晚辈喊长辈的字或号，那是不“犯上”的。

周恩来的字应该是在5岁入家塾馆读书时由家塾馆老师起的，老师期望他这只“神鸟”能翱翔宇宙，所以给他取字“翔宇”。有许多资料甚至周家的个别亲属都认为周恩来“翔宇”的字是他1913年离开沈阳时，由他在沈阳（当时叫盛京）东关模范学校的高老师（高亦吾，谱名高守铭，字盘之）在他们师生分别时给周恩来取的。笔者认为这一说法不太可靠，因为周恩来的两个亲弟弟和一个嫡堂弟当时都在淮安，和周恩来相隔千里，那时通讯又不发达，但都跟着按“宇”来取字：周恩来二弟周恩溥取字“博宇”，三弟周恩寿取字“同宇”，嫡堂弟周恩硕取字“潘宇”。显然，这是周恩来兄弟先后进家塾馆读书时，由家塾馆老师依次取的字。如果是高老师1913年给周恩来取的字，那周恩来的远在淮安的3个弟弟是不太可能都依着周恩来排序起字的。

周恩来第二个阶段取名、号是在他读书求学和早期革命时期。1912年暑假，周恩来在奉天省（今辽宁省）官立东关模范两等小学校毕业，与他的同班同学兼好友郭思宁行将分别，应郭思宁的要求，周恩来为他题写了“同心努力，万里前程指日登”的临别赠言。周恩来在这幅题词上的落款就是“羊羽子书”。“羊羽”是周恩来把他的字“翔宇”中的“翔”字分拆而成，而“子”则是古代男子的美称。据沈阳市原第六中学（东关模范学校是其前身）校长宋延钰对笔者说，周恩来在东关模范学校读书时，在同学之间交往时也曾用过“羊羽”的署名。而周恩来的笔名“飞飞”则是他到天津南开学校读书第二年时取的，由“翱翔宇宙”衍生而来。当时，他和同学张瑞峰、常策欧等一起发起组织敬业乐群会，由他创办并主持出版了会刊《敬业》。在1914年4月刊出的第4期《敬业》的《长飞漫墨》专栏内，周恩来发表了《评咏岳少保祠七律》和《评咏淮阴侯钓鱼台诗》等数篇文章，一度使他“飞飞”的笔名受到学校师生的关注。

1948年冬，与共产党争夺人才的蒋介石希望南开的老校长、时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张伯苓随他去台湾。张伯苓犹豫不决间，收到了由中共地下党员金山传递给他的信息：“老同学飞飞不要老校长动”。张伯苓知道，“飞飞”就是周恩来，于是，他借口自己在重庆家中还有一些重要典籍等要一起带去台湾，便从南京飞去了重庆。1949年初，天津、北平相继解放。国民党起义将领傅作义是张伯苓的好朋友，他就去天津南开大学找张伯苓的长子张希陆教授，商讨在重庆的张伯苓的安全问题。张希陆认为，这事只有报告周副主席，才能万无一失。不久，傅作义从北平给张希陆打来电话，请他到北平一谈。张希陆到北平后，傅作义告诉他，周副主席说了，不要让张校长去台湾。当时中孚银行总经理孙先生正好在北平，他要去香港，就请他到港后找南京行的经理王恩东。因为王恩东也是张伯苓的学生，请他想法将周恩来不让张校长去台湾的信息转告在重庆的张伯苓。果然，几天后，张伯苓在重庆就收到了一封寄自香港的无名信，信上只有一句话:“老同学飞飞不让老校长动。”张伯苓对周恩来两次以“飞飞”的名义请他不要去台湾的做法非常感动，于是就留了下来。

1919年，周恩来从日本回国后不久，正值五四运动的高潮时期。周恩来为了把当时天津进步的青年力量团结起来，就和谌志笃、马骏、刘清扬、李毅韬等一起组织天津进步青年团体觉悟社。觉悟社的最早一批成员只有20人。为了表示男女平等，20名成员男女各半。而且为了方便觉悟社内之间的交流、联系和开展革命斗争的安全、保密，决定设50个号码，通过抽签的方式，以各自抽到的号码作为自己的代号，剩下的30个号码留给后来的参加者。结果周恩来抽到5号，邓颖超抽到1号。这就是周恩来“伍豪”一名的由来，而邓颖超后来用过“逸豪”一名，也是同样的道理。

周恩来第三个阶段的取名是在革命斗争时期。周恩来在上海主持中央工作、领导地下革命斗争时，不仅要经常变换住地，不断改变自己的形象和装饰，也要不时地取一些不为社会所知的名字，以同当时强大的敌人“捉迷藏”。那时他取的化名，有的是经过考虑，有的则是信手拈来。

1997年，为纪念即将到来的周恩来诞辰100周年，笔者赴北京拜会了全国工商联离休老干部、1928年在中共中央组织部曾任周恩来秘书的黄玠然。谈了相关工作后，我曾问黄老，周总理在上海领导地下斗争时取了哪些化名。当时90多岁的黄老思路清晰、反应灵敏。他告诉我：总理在那一时期取的假名字很多，我也不能完全说上。但是有两个我是知道的：一个是我和他在谈工作时，不知怎么的扯到了他的老家。他说，他的老家淮安没有山，是一个少山的地区。说到这里，刚好他手里的那份文件要签发，他就随手签上了一个“周少山”的名字，其实收件人仅从笔迹上就可以百分之百地认出是周恩来签发的文件。也就是说，不管周恩来签什么名字，甚至不写名字，收件人也会知道这份文件是周恩来签出的。

黄老还说：还有一次，我看到总理签上了“维思”两字作为他的署名，我就顺口问了一句：“老板（搞地下斗争时，相互之间不称呼职务），你为什么又签上‘维思’的名字呢？”周恩来看了我一眼轻声说：“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嘛！”随后又沉下脸说：“以后这些不要问！”是的，在那白色恐怖的年代，稍有不慎，自己掉脑袋是小事，给党和革命造成灾难和损失就是更让人痛心的事。周恩来在那一时期还曾使用过“胡公”“大美”“非非”“周翔”“赵来”“冠生”“冠”和“伍”等笔名或化名。黄老说：“胡公”“大美”是因为周恩来的胡子长得很快，刚刮干净，只要一个星期，胡子就长得很长很美了，“胡公”和“大美”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1936年12月，张学良见到周恩来时也夸赞说：“真是个美髯公！”而“周翔”则是由“翔宇”衍生出来的，“伍”则是和“伍豪”一脉相连的，至于“冠生”“冠”，则是周恩来认为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最壮丽最美好的事业，是他人生为之奋斗的、第一位的伟大事业。

还在长征出发前，邓颖超就患上了肺结核病，所以长征路上，邓颖超一直是编在休养连随队前进。经过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之路，到陕北后，邓颖超的身体更加虚弱。经组织批准，邓颖超扮作美国新闻记者斯诺的佣人，住进了北平西山的平民医院治疗。住院期间，邓颖超认识了同室病友、进步女青年胡杏芬。邓颖超告诉她，自己叫李扬逸，有一个非常疼爱她的丈夫李知凡。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邓颖超和胡杏芬匆忙分别。后来，邓颖超随周恩来等到重庆同国民党谈判。这时，胡杏芬也与家人从北平逃难到重庆。由于她已得知曾经的同室病友“李知凡太太”就是中国共产党方面大名鼎鼎的邓颖超，于是写了散文《李知凡太太》，后来于1941年5月在上海出版的《妇女知识丛书》第8辑《关于中国妇女的二三问题》上发表。由于生活条件艰苦和环境恶劣，胡杏芬病情加重，1939年下半年在重庆去世。鉴于胡杏芬不仅是位有志有才的女青年，而且积极追求进步，重病时还向周恩来、邓颖超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所以周恩来夫妇专门为她刻制了一方石碑，碑上刻了由周恩来题写的“胡杏芬女士之墓 李知凡 李扬逸共立”的文字。这两个名字只有胡杏芬知道指的是谁。后来由于时局变化太快，这块碑并未能立到胡杏芬墓前，但却为世人留下了周恩来的“李知凡”一名。

1947年3月，蒋介石命令胡宗南攻打延安时，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等人组成中央前委，在陕北领导和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当时他们面对的是胡宗南统率的20多万大军，而在陕北留下的由彭德怀指挥的西北野战军仅两万多人。为了让西北野战军收放自如，中央前委并不和西北野战军编在一起，而是在汪东兴带领的4个警卫连的护卫下单独行动。为了迷惑敌人，他们一会儿叫“九纵队”，一会儿叫“三支队”，而且主要领导人都取了化名，其中毛泽东叫“李得胜”，周恩来叫“胡必成”。1992年3月，笔者在北京拜会周恩来转战陕北时期的警卫员王还寿时，王老告诉笔者，当时取化名时，总理说，我认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必定成功，所以我就叫“胡必成”吧！当时他的一个装书和衣物的木箱子上还有周恩来用毛笔斜着写下的“胡必成”三个字。这个大箱子后来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展出过。

1961年3月，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章士钊由香港回到北京，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信上说：“胡子（当年一些人对国民党元老、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的称呼，周恩来早在重庆时就知道并熟悉。国民党在大陆败退时，蒋介石强行将于右任带去台湾）最近给香港的吴季玉先生来信说：‘今年是我老伴的80寿辰，可惜我不在大陆，今年她的生日一定会很冷落，不会有人理睬她的，想到这点我十分伤心！’”章士钊先生在信的最后说：“胡子的这种心情，请总理予以理解。”

周恩来收到章士钊的信后，特意让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传话给于右任的女婿、时任民革中央副主席的屈武看信，还转达了周恩来的意见：总理要你把儿子屈北大、儿媳梅君一道带去西安，并将于右任在上海的一个外甥周伯敏也一起邀集到西安。陕西省委统战部出面给于老夫人做一个热热闹闹的寿宴。寿宴过后，于老夫人高仲林女士十分高兴。

屈武回京后，罗青长又联系屈武，希望他能将为于老夫人做寿的事写信到台湾告诉于右任老先生。然而，屈武写信时犯了难：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周恩来总理一手安排的，应该在信中告诉于老先生才对。但是如果信上写了“周恩来”或“周总理”，要是被特务们检查发现，对于老先生造成的后果将不堪设想；如果信上不提周恩来，又怎么对得起周总理的这番深情厚意呢？屈武在左右为难时请教了邵力子。邵力子告诉屈武，你只要把“周总理”三个字换成“濂溪先生”四个字就行了。接着，邵力子解释说，抗战时我和于老先生住在一起，两人经常谈一些历史名人。我俩都知道周总理是北宋名儒理学奠基人周敦颐的后代。周敦颐晚年自号濂溪先生。当时我俩一谈到周恩来，为避人耳目，也总是称呼他为“濂溪先生”。所以，只要于老先生一见到你信上的这四个字，就能知道指的是周恩来。果然，在台湾的于右任收到女婿屈武的信后高兴极了，特别感谢周恩来总理对他和他夫人的关怀，当即回信请香港的吴季玉向周总理表达他的诚挚谢意。因此，“濂溪先生”算是不为人们熟知的周恩来的又一个名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