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周恩来政府管理思想的中国特色

　　周恩来的政府管理思想博大精深，丰富多彩，且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认真学习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特色之一：设置政府机构的客观性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出任开国总理，负责组建国家政府机构。他既没有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机构模式，也没有照抄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机构设置，更没有袭用旧中国老一套官僚机构设置，而是十分明确地提出：我国政府机构必须根据社会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设立或调整，决不能盲目的凭主观意志决定，“一切还是由本身的需要出发”。①他讲过：旧中国官场上机关众多，互相冲突，互相牵制的现象，新中国是不允许的。苏联有６０个部，我们也不模仿。为此，在组建中央政府机构时，周恩来根据当时战争、剿匪、建政、恢复工农业生产等繁多任务，必须加强集中统一领导的需要，依照《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提议设立政治法律、财政经济、文化教育、人民监察等４个委员会和内务、外交、公安、财政、贸易、工矿、文化、教育、交通、民族、侨务等３０个部、会、院、署、行机构，以利于领导新中国百业待兴、千头万绪的行政事务。②随后曾几次根据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及时调整政府机构设置。特别注重调整经济部门机构，增设综合性职能机构。周恩来这种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强调根据国家各个时期的不同需要而合理设置政府机构的思想，使我们新生的人民政府摒弃了机构设置重叠、人浮于事、办事迟缓、官僚主义的旧衙门作风，成为组织层次少、各层次行政关系科学化、力求精简、高效的精干政府，反映出我国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本质属性。

　　特色之二：任用政府干部的开明性

　　在我国政府创立之始，周恩来的政府用人思想，充分地体现着共产党人以党的事业为重，以国家的前途为重，以人民的利益为重的博大胸怀，具有鲜明的开明性。他的原则就是坚持搞五湖四海，坚持用人唯贤，坚持各方面人才相互配合，取长补短，共同搞好工作。他主张：

　　第一，大量任用长期参加革命工作的解放区来的干部。周恩来指出：“新中国的建设需要大量的有充分的政治觉悟和文化知识的干部”，③首先是工农干部、解放军干部，他们艰苦朴素，有革命的积极性，是建设人民国家的骨干，必须大量任用。这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用人观念截然不同，他们的政府官吏都是有资产的上层人物，决不会使用没有经济地位的工农群众。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工农群众才能当家做主，参加政府和国家的管理工作。当然，周恩来在任用工农干部的同时，也认识到他们很少受过系统的文化教育，也缺乏管理政府工作的经验。为此，他亲自主持会议，做出《政务院关于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的指示》，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步骤地吸收不同程度的工农干部给予适当时间接受文化教育，还建议选送干部报考高、中等学校。把使用和培养结合起来，提高新中国干部队伍的素质。原纺织部长郝建秀就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例。

　　第二，慎重任用原国民党政府职员。周恩来指出：接收原国民党人员是我们“胜利的负担，是推不开的”。同时，他们也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可以为我所用。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区别于原苏联的地方。原苏联政府创始之时，基本不用旧政府的职员，很强调干部队伍的革命性和纯洁性。周恩来和中央领导则敢于任用原国民党政府职员，这既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魄力和胆量，也表明了中国人民政府的力量和自信。但是，强调任用之前必须进行教育和改造，防止他们带来旧的官僚主义作风，要把他们改造“成为既适应工作需要又有劳动观点和科学知识的人，成为新中国所需要的革命的工作人员”。④周恩来曾指派董必武副总理率华东工作团前往南京统筹指导原属国民党中央系统各机关之旧工作人员的教育、训练和改造工作，使２０４７人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对原港九国民党政府机构起义人员４８５５人（占原有人数的９７％），也均给予妥善安置。⑤

　　第三，积极任用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和新中国培养的知识分子。周恩来认为：国家建设中需要大量的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才，而我们的专家太少了。因此，“只要是为人民服务的科学家、知识分子，不管是工农出身、小资产阶级或剥削阶级出身，我们都应该团结，对他们都要尊重”⑥。要善于团结一切愿意为新中国服务的旧中国所留下的各种专门人才。善于使用和培养新中国教育出来的知识分子。对于仍在国外的科学家，周总理也指示要“争取他们回来，欢迎他们回来”⑦。他始终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是爱国的，愿意为中国的繁荣富强而奉献，他们在解放前是英雄无用武之地，新中国应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应该通过学习训练或其他方式帮助他们抛弃旧的错误的政治观点，增加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和技能，尽可能吸收他们参加国家建设和社会服务的各种实际工作。在周恩来的指导下，政府各机关安排使用了许多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使他们都有适合自己能力和志愿的工作岗位，有的还担任了领导工作，如郭沫若、孙越崎等。不少在国外的科学家，如李四光、钱昌照、钱学森等，也经周恩来亲自做工作，回到祖国担任重要工作。周恩来的这些做法实现了列宁关于利用“非共产主义的手”建设共产主义的思想。所不同的是，列宁的思想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原苏联对旧知识分子的任用是很有限的，仅仅任用了巴甫洛夫等少数专家学者。而周恩来在中国政府中不仅大批任用知识分子，而且还积极创造条件，发挥他们的作用。更可贵的是，周恩来懂得要真正地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所需人才问题，必须充分地肯定知识分子的地位。１９５６年，他大胆地提出：经过党和政府的帮助，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明确地界定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阶级属性；他把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现有力量同充分发展科学、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联系起来，强调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国家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是国家的宝贝；他批评低估知识界的巨大进步和重大作用，不很好地使用和安排知识分子，是“浪费国家最宝贵的财产的情形，必须加以消灭”。⑧

　　第四，妥善任用民主人士。周恩来认为：新中国安排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政府机构担负一定的领导职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的体现。为此，他十分重视各爱国民主党派同我们党长期合作的历史，注意发挥民主人士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积极作用，认真贯彻党中央关于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把党外民主人士和自己的干部一样看待，给他们工作做。经他亲自平衡、协调，使民主人士在我们新组建的政务院里，４位副总理中占２位，２１位政务院领导成员中占１１位，１０９位正副部委级领导人中占４９位。⑨真正让那些在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斗争中，与共产党共患难的民主人士称心满意。他劝导黄炎培，力荐傅作义，推举李书城，均成为历史佳话。为使民主人士能真正在工作岗位上发挥作用。他还亲自主持制订《关于与党外人士合作的综合意见》，签发《政务院关于加强政府机关内部统一战线工作的几项具体规定》，要求政府各部门必须保证党外人士有职有权有责；要求党的干部要诚恳地同民主人士商量问题、解决问题，真正发挥他们在实际工作中的作用和积极性，真正体现我们党的统战精神。这种开明的用人思想，反映出我国独特的政党制度的实质。

　　周恩来呕尽心血，用尽其能，为新中国建立起一支既不同于中国历史上封建官僚买办阶级的国家官吏，又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文官的崭新的社会主义干部队伍。并在困境之时，以身为盾保护他们，使这支思想素质好，专业水平高的干部队伍为我们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特色之三：协调政府关系的和谐性

　　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中央政府与执政党、与立法机关、与人民政协、与地方政府均有着特殊的关系。周恩来以其高超的领导艺术，有机地协调着中国政府所面临的上下左右、内外部关系，使之在和谐有序之中运行和管理国家。

　　第一，协调政府与执政党的关系。在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随着竞选的结果而更替，但政府官僚机构却基本保持不变，执政党只能通过在议会中占有多数席位或通过当选的国家首脑来控制政府。而在社会主义国家，坚持执政党对政府的领导是一项最基本的原则。执政党通过提政策建议、选任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监督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来实现对政府的领导。但是，这种监督做不好，就会造成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局面的产生，原苏联就是如此。周恩来很清楚应该如何协调好执政党与政府的关系，一再强调：加强党对政府的领导，把政府的一切活动置于党的领导之下，是保证政府完成各项任务的关键。但要严格划分党的工作和政府工作应有的界限，充分发挥政府的职能作用。“党的方针、政策要组织实施，必须通过政府，党组织保证贯彻。党不能向群众发命令。”⑩周恩来协调政府与执政党的关系的主要思想和方法：一是把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变为政府的法令决定颁布实施。例如，１９５０年６月，国家关于土地改革的决定，就是由党中央首先讨论提出，然后交由政府颁布实施的。这样既能充分体现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又能充分发挥政府的职能作用。二是把政府在实际工作中根据宪法和法律，根据党的精神和实际情况与需要，发布的重要的涉及面广的决定和命令，在提交政府会议通过前，或通过后正式发布前，请示党中央审查、讨论，借此实现党对政府工作的领导和监督。三是把有些既要党委执行，又要政府执行的指示和规定，有些既要动员党员参与，又要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的工作，采用党和政府联名下达文件的办法发布。例如：１９５５年４月发布的《关于加紧整顿粮食统销工作的指示》，１９５６年３月发布的《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等等。既体现党的领导作用，又不影响政府的职能，也克服了党和政府同时分别下达文件的重复现象。周恩来的这些思想和做法展现出中国执政党与政府、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的特点。虽然这一思想常常被实践中出现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局面冲击。但是，在当时全面学习苏联的形势下，能够提出这个问题就是非常可贵的。

　　第二，协调政府与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关系。资本主义国家的三权分立原则，使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之间实现制衡，它们既互相制约，也互相掣肘。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全国人大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最高机关。中央人民政府是人大的执行机关，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向人大报告工作，执行人大通过的法律和决议，并接受其监督。在协调政府与全国人大关系的问题上，周恩来的主张是：（１）政府要充分尊重人大的职权，在领导和管理国家的实际工作中，凡属重大问题均要经国务院会议通过后，作为议案提请全国人大或人大常委会审议决定。（２）政府要及时、认真地处理全国人大交办的人大代表关于政府工作的提案。他认为人民代表经过讨论产生的提案、意见和建议，是人民意志的反映，不能忽视。同时，也可以调动各方面的力量，推动和改进我们的工作。为此，提议国务院成立专门机构接办人大会议交办的提案，并在人大会议后督促检查人民代表提案的处理情况。对于重要的、涉及到许多地方的问题，还以国务院的名义专门将提案发到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办理，并要求他们报告处理结果。（３）政府要特别重视人大代表对政府工作的批评意见。他认为“政府应该让人民代表批评自己的错误，承认应该承认的错误”。１１（４）提议在人大会议上建立辩论制度，学习西方议会中的某些形式和方法，允许唱社会主义的“对台戏”，目的是使政府从不同的方面了解情况，发现问题，改善工作。（５）建议人大代表每年应有两次到人民中去直接视察，“从与政府不同的角度去接触广大人民，接触实际。”１２并提议人民代表要参加对政府工作的检查，使人民代表更了解实际情况，更有针对性地提出批评与建议。周恩来用这种独特的方法，有机地协调着我国政府机关与立法机关的和谐关系。

　　第三，协调政府与人民政协的关系。我国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种制度与资本主义国家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的制度有着本质的区别。它没有执政党和在野党的水火不容，也没有反对党与政府的对抗。它是我国实现人民民主、解决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政治生活中重要问题的主要方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团结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组织，是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参政、议政的组织机构。周恩来在领导政府工作中，非常重视也非常善于运用人民政协这个协商机构，对政府的重要决策和重大问题进行民主协商。他认为政治协商，首先就是协商政府在制订政策、法令和推行政务中发现的重大问题。因此，他提议：凡准备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的一切重大决定和法令、条例事先都要提请政协全国常委会交换意见，经过协商后再提交政府委员会讨论通过；凡准备由国务院通过的重要决定和指示，也要常征询政协全国委员会有关工作组的意见，然后再提交政务院会议讨论通过；凡政务院制定通过的或提请全国人大通过的国家大政方针都要经过人民政协进行协商；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也要这样做。为使政协组织能更好地发挥参政议政的作用，周恩来还建议政协一要多组织政协委员和民主党派人士“到农村和城市去进行调查研究工作”，“这样，我们的座谈会、报告会就有生动的事例来讨论，就能够产生一些提案、意见和建议，使得各方面的力量都动员起来”，13有利于帮助政府决定更符合实际的政策，防止主观片面性和局限性。二要多开展学术性报告和讨论，多邀请学术界的朋友参加，“可以同时提出各种不同的意见”，“多有些不同的意见，就使执行机关能从多方面去考虑，利于选择比较更恰当的方案来执行”。14三要通过政协包括各个党派，联系全国的各个方面，联系全国的人民，以至联系到海外侨胞的优势向国内外宣传政府的方针、任务，既对政府工作进行监督，又有效地调动起各方面力量，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大业。

　　第四，协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新中国行政管理机构不同于前苏联权力过于集中的体制，也不同于美国三权分立和联邦制前提下的分权模式，又与法国在分权的原则指导下的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模式有本质的差别。我国的行政管理以贯彻民主集中制为主要特征。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统一领导全国地方各级行政机关的工作，领导和管理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国防等诸方面的建设。地方政府必须服从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切实贯彻执行国家的大政方针。周恩来在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一是强调统一与分权相结合。他指出：“中国地大事多，情况复杂，中央不可能一切都统一过来，必须进行适当分权，才能便于中央照顾全面，才可以大大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应当把这种统一与分权相结合的领导方法当作新中国社会特点的反映，应当是长期实行的制度。”15１９５６年５月一８月，周恩来曾亲自主持国务院召开全国体制会议，贯彻党中央关于“扩大一些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16的思想，检查当时中央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讨论改进办法和方案，会议起草了《国务院关于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决议（草案）》，并提出依据统一领导、分散管理、因地制宜、因事制宜的方针，在划分中央和地方的分工管理范围和管理权限时的基本原则。二是强调中央和地方要互相影响，互相监督。他精辟地分析道：中央处于领导地位，“可以比较全面地看到大局的发展，但也比较容易忽视某些实际问题、局部利益和群众的眼前利益，而在这方面地方是处在有利地位的。地方比较容易接触群众，接近实际，能更多地看到实际问题、局部问题和群众的眼前利益，这正好弥补中央的不足。单靠一方面不能够很好地实行领导，必须双方合作，互相影响，才能很好地领导。”１７中央和地方尽管是上下关系，必要时也可以唱“对台戏”，相互影响，相互监督。三是强调中央和地方必须明确各自的职权与责任，中央应该只管战略问题，而把战役的组织和战术的运用交给地方去机动处理。这样，可以使行政工作有一个整体分工，上下调动，统一集中，可以将一个积极性变成两个积极性，使地方在中央确定的战略总目标下，积极地、创造性地结合本部门的情况予以贯彻落实，以保证整个国家工作和谐有序地发展。周恩来思想的核心就是要把一切力量，一切积极因素，都组织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来。

　　特色之四：制定政府决策的科学性

　　政府决策是国家行政管理运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国家意志的性质和普遍的约束力。政府决策的正确与否，科学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和安危。新中国政府虽然不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有对国家行政管理积累起的许多有效的方式、方法。但是，由于周恩来见多识广，眼界广阔，既善于把自己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的经验运用于政府管理的实践，又善于学习国外政府管理的先进经验，所以，立足于人民的利益第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基点，他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科学进行政府决策的独特见解。

　　其一，周恩来科学地提出政府决策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处理问题和决定政策都要坚持实事求是。特别是处理经济建设问题，一定要从我国的实际国情出发，尊重客观经济发展规律。在此前提下，努力调动和发挥人们的主观能动性。既要求人们做那些客观上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不犯保守不前的错误，又要求人们注意避免超越现实条件所许可的范围，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不犯急躁冒进的错误；大力提倡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认真搞好调查研究，因地制宜，因事制宜地进行分析、综合和比较，努力在纷繁复杂之中找出事物的特点，抓住问题的主要矛盾，制定正确的决策。对于少数人的反对意见，只要对也坚决采纳。

　　其二，周恩来科学地提出政府决策必须坚持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这一立足点和出发点。要求政府在制定各项政策、处理各种问题的时候，都要以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为重，不仅考虑到人民群众的根本的长远的利益，而且要想到人民群众具体的眼前利益。一要时时关注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把经济建设放在国家建设的中心的首要的位置，集中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去不断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妥善安排国民收入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正确处理好经济建设与人民生活的关系。在保证建设不断发展、经济不断增长、生产不断扩大的同时，使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能够逐步地、不断地得到提高，满足人民群众在衣、食、住、行等各方面的不断增长的需要。二要时时关注人民的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积极开展教育活动，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全民族的文化修养；积极开展人民文化工作，大力发展新闻、出版、广播、文学艺术、电影电视事业，满足人民精神生活的需求；积极开展体育活动，增强人民身体健康等等。三要时时关注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琐事、难事的解决。从群众乘车难、交通挤问题到马路上设人行道、设安全岛问题，从群众子女入托上学问题到群众吃药打针看病问题等等，都要认真给予解决。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为人民办实事，求实效，时刻关心人民的疾苦，对人民极端负责，是周恩来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思想财富。

　　其三，周恩来科学地提出政府决策必须坚持以充实、可靠的信息为依据。强调决策过程就是信息的收集、整理和加工过程。政府决策必须情况明确，信息充实、准确、及时、适用。特别是对一些具体数字更要精益求精，不可忽视数字在决策中的重要作用。他曾用人多地少的具体数字来说明建设国家的困难和珍惜资源的重要；用生产和消费的数字进行对比来说明计划生育势在必行；用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人口比例和居住地面积比例等相对数字来说明民族团结、共同发展的必要；用具体经济指标和中外比较数字来说明中国经济落后的现实，强调发展中外经济交流，急起直追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教育国家工作人员懂得只有重视信息，重视数据，善于算帐，才能做到成竹在胸，避免决策失误。周恩来亲自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亲自过问每一个数字，反复平衡敲定，呕尽心血思考，给我们留下永恒的记忆。18

　　其四，周恩来科学地提出政府决策必须坚持以民主作风为基础。他强调国家决策十分复杂，涉及到方方面面，必须认真征求、听取各方面、各种各样的意见，注意发扬民主作风。既要提倡集思广益，博采众长，组织大家积极参加讨论，启发大家坦诚相待，各抒己见，又要提倡对重要问题敢于批评、勇于争论，进行交锋和辩论；既要从大局着眼，充分考虑整体的利益，又要做到上下沟通，充分照顾到各方面的实际情况。要以瞻前顾后、深思熟虑、反复论证的审慎精神，研究和制定国家大政方针。周恩来自己就是一个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典范。修建人民大会堂的设计方案就是他鼓励专家、学派、流派之间互相交流、取长补短、纵横比较、兼收并蓄的杰作。

　　特色之五：树立政府形象的自律性

　　新中国的人民政府与一切旧的官僚政府在原则上根本相反，是“代表各阶层人民利益、联系广大人民而仅仅压迫反动派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19周恩来提出新中国政府必须是廉洁、精干的政府，必须以新作风、新面貌、新形象出现在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面前。作为国家总理，他不仅严于律己，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人民执政，做人民公仆，成为举世公认的“对中国利益最关怀的代表者”。同时，也严肃地要求政府机构和政府工作人员必须严格自律，以良好的言行作风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

　　第一，要求政府机构必须坚持集体领导原则，一切国家重大问题都必须经过集体讨论才能作出决定。集体决定的主要形式，就是通过会议沟通情况，协商问题，集中大家的经验和智慧，做出正确、全面的决策。

　　第二，要求政府机构必须坚持分工负责制度，充分发挥每一个国家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聪明才智。特别提倡国家工作人员要有创造性，不能像旧官僚那样做“循吏”，墨守陈规，不用脑子。努力做到事得其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千方百计提高行政效率。

　　第三，要求政府机构必须坚持以法治国，建立起各种规章制度，使国家工作人员办事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同时，成立专门监督机构，对国家工作人员进行监督、监察，教育他们奉公守法，廉洁从政。对于违纪违法者、失职者、给人民的利益和政府决策的执行造成严重损害者，必须严肃处理，决不姑息。

　　第四，要求政府工作人员必须坚决克服官僚主义，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既不能成为干部“老爷”，也不能成为干部“少爷”。既要经常深入实际、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了解群众的疾苦和要求；也要高度重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欢迎人民群众监督政府，批评政府失误，保证人民的民主权利。通过深入群众和处理人民来信、来访，认真体察民情，为民排忧解难，落实党和政府的政策，尽人民公仆之责。

　　第五，要求政府工作人员必须保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作风。国内外一切活动和建设都要提倡俭朴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招待外宾也要坚持节约方针，提倡用国货，切忌奢侈华丽，讲排场，摆阔气。

　　第六，要求政府工作人员必须注重行政道德修养，强化公仆意识。真正懂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决不是一句空空洞洞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要广泛接受各方面监督，保持清正廉洁，杜绝腐败现象。领导干部更要廉政勤政，克己奉公，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过好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生活关，永做人民勤务员，甘为人民孺子牛。

　　第七，要求政府工作人员必须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言行一致，讲求实效。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时时小心、谨慎、务实，处处识大体、顾全局。要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敢于坚持真理，勇于纠正失误，善于求同存异。

　　第八，要求政府工作人员必须文风严谨，努力做到：思想原则表达全面；概念表达具体、明确；文字力求准确，讲究分寸；用语通俗易懂，大众化；文件格式合乎规范；写报告言简意赅，短小精悍等等。

　　总之，周恩来的政府管理思想融客观性、开明性、和谐性、科学性、自律性于一体，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运用这一卓越思想，周恩来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空前精干、廉洁、高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政府，并成为举世盛赞的好总理。

　　周恩来能提出如此卓越的政府管理思想决非偶然。简而析之，一是因为他深知政府的活动不是孤立的，是在与周围诸环境因素的广泛联系中存在的。它既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中展开，又受到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传统以及国际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诞生在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下、有着特殊的国情条件、既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以往各类政权、又不同于欧美资产阶级行政机构、也不同于前苏联社会主义联邦的人民政府。因此，对于这个政府的管理，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中国人自己的政府管理道路，建立中国人自己的政府管理模式；二是因为他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高度负责精神。用党性铸造自己的血肉，把党的宗旨作为自己的灵魂，全心全意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三是因为他有超人的聪明才智。学识渊博，修养深厚。认识问题高瞻远瞩，考虑问题周到细致。既能博采众长，又能独树一帜；四是因为他有杰出的管理能力，多谋善断，运筹自如。既具有创新勇气，又具有实干精神；既能准确地把握事物的本质，又能自如地应付复杂的局面；五是因为他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并善于把自己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积累的经验，溶入新中国的政府管理工作中，形成自己独特的政府管理思想、方法和风格。一句话，周恩来的政府管理思想，是他用心血凝成的一份非常珍贵的历史遗产，不断地深入学习和研究，对于我们今天建设和管理正率领着中国人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把这一伟大事业全面推向２１世纪的各级人民政府，促进整个政府管理工作的现代化、科学化，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沈阳体育学院）

　　注 释：

　　①、⑩《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１４２页、第１７４页。

　　②、⑤、15《周恩来组建与管理政府实录》第９页、第２９—３１页、第３３７页。

　　③、④、⑥、⑦、⑧、11、１２、13、14、17、19《周恩来选集》下卷，第４７页、第４页、第２７页、第２８页、第１６８页、第２０８页、第２０７页、第３９１页、第３９２页、第２０８页、第３８页。

　　⑨《风雨四十年》第二部，第５０页。

　　16《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７２９页。

　　１８《怀念周恩来》第４３—４４页。

　　《周恩来百周年纪念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