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恭听逆耳之言

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希望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号召大家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实事求是，尽快扭转经济困难局面。随即，各级领导广泛兴起调研之风。

　　4月底至5月中旬，周恩来奔赴河北省邯郸地区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在这之前，他深刻认识到毛泽东发动大家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对于付之行动早已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3月19日，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的中南和华北小组上发言说：“这些年对许多问题所以不摸底，不落实，最根本的一个毛病就是没有依照毛主席的要求，深入厂矿农村，进行系统调查、典型试验、反复研究、认真核实，便轻率从事，这就不可能做到‘情况明、决心大、办法对’了。要改正这些缺点错误，必须从深入下层、深入群众、认真进行调查工作入手。”

　　怎样开展调查研究呢?周恩来做了精辟的分析回答：“我们下去调查，必须对事物进行分析、综合和比较。事物总存在内在的矛盾，要分别主次；总有几个侧面，要进行解剖。各人所处的环境总有局限性，要从多方面观察问题；一个人的认识总是有限的，要多听不同的意见，这样才利于综合。事物总是发展的，有进步和落后，有一般和特殊，有真和假，要进行比较才能看透。下去调查，要敢于正视困难，解决困难。一个困难问题解决了，新的困难问题又来了。共产党人就是为了不断克服困难，继续前进而存在的。畏难苟安，不是共产党人的品质。我们下去调查要坚守毛泽东同志的三条原则：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就是民主集中制，它不但是组织原则，也是工作原则。智慧是从群众中来的，但对群众的意见，领导方面还要加工，然后回到群众中去考验，在这基础上再加工。脱离我们的基本阶级群众，就会丧失党的基础。尾巴主义，随着群众跑，就会放弃党的领导。目前的毛病，还是我们发号施令太多，走群众路线太少。”

　　4月底至5月初，周恩来先来到河北邯郸，听取了河北省委负责人的汇报。随后，5月3日至8日，到河北武安县伯延公社进行了走访调查。武安县在抗日战争时期曾是八路军晋冀鲁豫军区所在地，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当地群众为支援八路军、打击日本侵略者做出过重大贡献。在伯延公社，周恩来不辞辛劳，走村串户，走访了几十户农家，视察了生产队的集体食堂，还到公社商店了解了商品价格。就当时农村中群众最关心的食堂、粮食、供给制若干问题，通过个别谈话、开座谈会等形式，进行深入了解。

　　在伯延公社，周恩来找了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和社员群众谈话。一天，周恩来同一个叫张二廷的社员拉家常。张二廷见国家领导人一点都不端架子，平易近人地问长问短，就直率地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这两年生活一年不如一年。”又说：“如果再这样下去两年，连你也会没有吃的。”

　　周恩来听着心中不免微微一惊，敏感地意识到了农村问题的严重性，眉头不易察觉地微蹙一下。但瞬息间，他就以沉静而温和的目光看着张二廷，微笑着问：“为什么这样说呢?”

　　张二廷毫不隐晦地坦陈直言道：“因为我们当然首先要顾自己，你们征购不到，还不是没有吃的?”

　　这番话顿时在周恩来心中击起了层层波澜，引起了他的重视和沉思。正如他在20多天后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所说：“这句话对我教育很大，我很受感动。这是我在调查中所听到的最生动的一句话。”

　　在场的地委干部没有料到这位社员竟会贸然说出这么一些话来，立即有些尴尬地过来“打圆场”，对周恩来说：“这个人是个落后分子。”

　　周恩来对此却不这样看，认真地对他们解释说：“这样看不对，这个社员说的是真理，一个农民把我们看作他自己的人才会说这样的话，这是一针见血的话。”

　　会后，周恩来来到张二廷家做客。面对和蔼可亲的总理，张二廷将伯延公社遭受的灾情和公共食堂等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一一如实地讲给周恩来听。周恩来一字不漏地听着，了解到了许多难得一见的一线实情。

　　临别时，张二廷依依不舍地希望周恩来以后还能经常来伯延走一走。周恩来表示：有机会一定还要来的，如果自己来不了，也一定会派人来。

　　周恩来没有失信，直到“文化大革命”前，他年年都派人到伯延调查，并且代表他看望这位敢说真话的农民朋友。

　　周恩来在伯延公社的调查时，看到革命老区的群众的贫困状况，感到十分震惊、痛心和内疚。后来，在1961年6月12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沉痛地描述说：“除了树叶、咸菜、野菜以外，就没有东西了，硬是没有存粮。”在调查过程中，他还发现，社员最不放心的是多征购粮食，害怕挤掉自己的自留地。当时，社员们恳切要求他当场保证“分下去的自留地再不要收回了，再不要拿自留地顶口粮指标了”。

　　周恩来认为：既然摸点，总要摸出个情况来，总要给他一些合理的保证。于是，他当着地委、县委、社委的同志说：“我可以保证。”

　　社员们又要求他以后能够每半年来一次，这样他们才能放心。周恩来回答说：“我个人能否半年来一次，还不能担保，有时可能忙于什么事情去不成，但是工作组总是要去的。”

　　通过对伯延公社的调查，周恩来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他发现1960年秋自己主持起草、11月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中关于开办食堂和保持部分供给制的规定，并不符合农村实际情况，是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意见较集中、反应较强烈的两个问题。5月7日凌晨3点半，周恩来请秘书用保密电话将调查情况向正在上海的毛泽东做了汇报：

　　一是食堂问题。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我正在一个食堂搞试点，解决如何把食堂解散好和如何安排好社员回家吃饭的问题。

　　二是社员不赞成供给制，只赞成把五保户包下来和照顾困难户的办法。现在社员正在展开讨论。

　　三是社员群众迫切要求恢复到高级社时评工记分的办法，但是已有发展。办法是：包产到生产队，以产定分，包活到组。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多劳多得的原则。因此，这个办法势在必行。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四是邯郸专区旱灾严重，看来麦子产量很低，甚至有的颗粒不收，棉花和秋季作物还有希望。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恢复社员的体力和恢复畜力问题。

　　毛泽东对这些意见十分重视，连夜将这份汇报批转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与此同时，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彭真、胡乔木等也从各地向毛泽东寄去调查报告。这些报告中反映的问题与周恩来报告中提出的问题几乎是相同的，他们普遍不赞成办食堂，不赞成在分配上实行供给制。毋庸置疑，这些关键性问题是现实中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这次调查研究工作，为中共中央进一步修改《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做了重要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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