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周恩来千方百计维持经济正常运转

周恩来一生至情至性、至高至圣、大智大勇、鞠躬尽瘁。他出身名门，却是苦难童年；从小立志为中华崛起而读书，求索救国救民真理；拒绝蒋介石委任要职，发动组织指挥上海工人运动和南昌起义，实施战略大转移，力主毛泽东进党中央领导核心；处置西安事变“逼蒋抗日”，赴国统区与蒋介石斗智斗勇，艰难推进民主进程；开国前夜，秉笔起草《共同纲领》，筹备开国大典，组建政务院，运筹抗美援朝，编制“一五”计划；代表新中国走上国际舞台，打开外交局面，实现中法、中日、中美建交；“文革”中苦撑危局，殚精竭虑保护干部，千方百计维持经济运转，果断处置林彪事件；病魔缠身的晚年岁月，同江青一伙较量，把邓小平重新推上前台——这些历史的内情或迷局，生动再现了一代伟人的真情与风采。以下内容为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魅力周恩来》节选。

千方百计维持经济正常运转

“文革”初期，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一线”工作的中央领导同志，主张将“文革”局限在生产领域之外，以免影响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1966年7月2日和22日，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及其《补充通知》，强调这次“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对于工业交通、基建、商业、医院及县以下基层生产单位，应把“文化大革命”和“四清”结合起来，分期分批进行，不能一哄而起，影响生产。

为避免红卫兵运动的洪流泛滥成灾，周恩来指示改组后的中共北京新市委，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成立北京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站。

红卫兵联络总站设立后，9月1日召开了首都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第一次座谈会，周恩来亲临会场，坦率地对红卫兵代表们说：“现在的红卫兵组织并不严格也不严密，会被坏分子钻空子。红卫兵第一步是组织起来，第二步是联合起来。”他最关心的还是生产和业务，一再强调，运动不要影响和干扰生产部门和业务部门的正常工作，打击面不要过宽。周恩来苦口婆心地说：“我们既要革命，还要生产，否则吃什么，用什么？工厂不能放假不搞生产，服务行业不能停止供应。热电站是一秒钟也不能停的。凡是生产的地方都不要去影响，要尊重那里多数人的意见，不能拿我们放假搞革命的办法去要求他们。”

次日，周恩来亲自起草了《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强调必须向红卫兵讲清楚政策，红卫兵串连要保证党和国家的要害部门的工作不受影响，保证交通运输机构照常运行，保证厂矿企业的生产不受影响、生产不致停顿。

9月3日，周恩来对《意见》做了最后修改，立即召集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准备讨论通过《意见》，早日下发。然而，中央文革的几个人却有恃无恐地否定了《意见》。康生说：“我看这个《意见》如果发下去就有包办、代替文化大革命的危险。”戚本禹在一旁帮腔说：“把文化大革命和生产对立起来，有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危险。”

由于中央文革一伙的反对，周恩来亲自起草的这一文件又未能走出中南海。

9月4日凌晨，中南海西花厅。秘书把一份刚刚收到的《要事汇报》送到了正在伏案办公的周恩来手中。《要事汇报》上记录了黑龙江省双城县人委来电反映的一些情况和提出的问题：县委和县委书记都被斗垮了；全县21个公社已有11个公社和许多生产队被“炮打了司令部”，公社和大队、小队干部大多数被揪斗，不少公社、大队、生产队的领导陷于瘫痪……

基层组织瘫痪，最要命的是生产无人负责。秋收临近，这将关系到国计民生，必须尽快拿出办法来。

周恩来本来以为“文化大革命”主要在文化教育领域和一些党政机关进行，他最担心的是这场运动影响生产。然而，现实告诉他，“文化大革命”现在已经无情地向工矿企业和广大农村蔓延。

周恩来充分意识到，要想阻截“文革”破坏性的狂潮，难度是相当大的，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中央文革的人有毛泽东支持，硬顶是不行的，必须讲究斗争策略。有些事情，只能尽量避开中央文革小组。

周恩来拿起电话，要通了陶铸。他与陶铸商量，要尽快制定关于工厂、农村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有关规定，以保证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工厂、农村原则上不宜开展“文化大革命”。同时，他要陶铸组织起草一篇强调革命不能影响生产的文章作为《人民日报》的社论。

周恩来又找到李富春，要他找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谷牧等人商量一下，负责起草有关工厂、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规定。

9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陶铸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主持起草的社论《抓革命、促生产》。社论提出，“革命和生产两不误”，要求各生产单位和业务部门要加强领导，适当分工，搞两个班子，一个班子主要抓“文化大革命”，一个班子主要抓生产。社论强调，在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同时，要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

几乎同时，李富春也根据周恩来的意见起草好了《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和《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

周恩来对这两个文件做了修改、审定后，于9月8日召集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进行讨论。

讨论一开始，中央文革的人满脸怒气，对这种与“文革”目标相去甚远的文件极为不满。他们百般刁难，说“文化大革命”正处于高潮，突然下发这样的文件，会给运动泼冷水。

双方意见截然相反，会议最后没有结果，不欢而散。

周恩来只好另谋他途。当天，周恩来将这两个文件以及农村和工矿企业对只抓革命不抓生产表示担忧的一系列材料报送毛泽东，请最高统帅定夺。他还提议，这样大的问题，还需要在政治局讨论一次。

在9月10日的首都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第二次座谈会上，周恩来在倾听红卫兵代表提出的意见后回答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他提醒红卫兵注意：“我们要破的是四旧，要反的是资产阶级当权派，但不能一切都反。任何事物都要一分为二。不是所有的党政领导者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果那样看，把党中央放到哪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不是落空了吗？不能乱打一通，不能把一切领导都打成黑帮。”周恩来不厌其烦地向红卫兵宣传、解释党的政策，试图使脱了缰的野马不要走得太远……

再说，周恩来送上的文件在毛泽东那里压了几天。9月14日，毛泽东大笔一挥，批道：“可照发，不要讨论了。”

周恩来接到毛泽东批示的当天，立即把两份文件发了出去。随着文件的发出，农村和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稍有收敛，“文革”泛滥成灾的洪水，遭到了顽强的阻截。

次日，毛泽东第3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全国各地来北京串联的师生和百万红卫兵。周恩来、林彪陪同接见。

接见大会上，周恩来讲话强调红卫兵串联不要干扰工农业生产。他说：“搞好工农业生产，关系很大。它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关系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关系到城乡人民生活，关系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也关系到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关系到支援全世界各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他那略带些沙哑的嗓音，表达了为维系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所持的坚定态度。

为达到说服教育红卫兵的效果，周恩来打起了毛泽东主席的旗号：“我们一定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保证‘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双胜利！”

然而，林彪却发表了另外一种基调的讲话。他非但不提生产之事，反而以极富煽动性的口气对红卫兵说：“‘文化大革命’形势好得很，形势越来越好。红卫兵战士们，革命同学们，你们的斗争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你们大破四旧，大立四新，做得对，做得好！毛主席和党中央坚决支持你们。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的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对，做得好……”

对于那些无政府主义思想浓厚的“造反派”和红卫兵来说，林彪的讲话更迎合和挑动了他们追求绝对自由、绝对民主的狂热，政治嗅觉并不迟钝的他们也不难听出林彪与周恩来的讲话是如此的不和谐。中央文革一伙借机攻击周恩来的讲话是“大毒草”。

对此，周恩来愤然反击。9月25日，他利用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主要负责人的机会说：有人说我9月15日的讲话是“大毒草”，这是不对的。这个讲话是经过中央研究的，毛主席看过的。“抓革命，促生产”，有人说提得太早了，我说不早。尖端项目，不抓怎么能行？农村三秋到了，不抓怎么能行？”

周恩来耐心地做解释工作：现在运输量因学生串联大大超过了，而货运量却大大减少了。再这样下去，就要影响国家的建设了。工人、农民总不能因为“文化大革命”而不搞生产了吧？否则，我们吃什么、用什么！

周恩来的话，实实在在，没有人能够当面说这样的话不正确。但这些话却引起了林彪、江青等人更大的不满。在一次中央碰头会上，江青怒气冲冲地指着陶铸说：“用生产压革命，真是岂有此理。你们下文件，发社论，叫农村、工矿不要革命。把以前的文件都收回来。”陶铸不客气地顶她道：“那是中央的决定，我个人没有这个权力。”

江青听后更是暴跳如雷，改向周恩来嚷道：“总理，你可要说话，这是什么态度。你现在就说，那些文件收不收？”对毫无组织纪律观念，只知野心膨胀的江青，周恩来忍无可忍，回敬道：“生产搞乱了，我们去喝西北风吗？”

见周恩来也不买她的账，江青转而怒目说：“你总是生产、生产，你只要生产，不要革命。”周恩来毫不退让，说：“不搞生产，不搞建设，人民吃什么、用什么？”

江青自知在道理上争不过周恩来等人，起身拂袖而去……

林彪、江青一伙为了乱中夺权，不顾人民死活，不惜干扰、破坏工农业生产。这年10月初，林彪责令全军文革小组起草《关于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规定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随即掀起了一股乱军的狂潮。10月9日，陈伯达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说什么“革命不能冲击生产是‘怕字派’”，不指名攻击周恩来。他阴阳怪气地说：“‘怕字派’说，‘文化大革命’妨碍生产，一闹‘文化大革命’，生产就不好进行。这些‘怕字派’的同志千怕万怕，一言以蔽之，就是怕群众，怕革命。”周恩来对于陈伯达这种公然无理指责，不屑理睬。他多次提出，陈伯达的这篇讲话不能传出去，因为现在还在修改。但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却故意将陈伯达的这篇讲话扩散到社会上。为此，周恩来继续采取应对措施，为维系国民经济运转顽强抗争。

为消除陈伯达这番谬论的误导，周恩来亲自主持起草题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人民日报》社论。11月9日，他在主持讨论这篇社论的会上，针对陈伯达的讲话，反复强调生产建设不能停顿的重要性，批驳只抓“革命”不讲生产的谬论。他严正指出：“不搞生产，国家怎么办?我就不相信，革命搞好了，生产就会自然而然地上去。”根据周恩来意见定稿的这篇社论郑重宣告：“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不论在城市工矿企业、事业单位里面，在一切科学研究和设计部门里面，在农村里面，都是完全适用的，没有例外的，必须坚决遵守、时刻遵守的。”因为，“工农业生产稍有间断，就会影响到人民的经济生活。国民经济是一个整体，工业生产是一个整体，一个环节扣一个环节；只要某一部门脱节，就可能影响全局。这是常识范围的事情，谁都会懂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