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邓颖超两次出国被阻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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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6月11日上午，南京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办事处那间小小的会议室，熙熙攘攘地挤满了前来参加中共代表团记者招待会的记者们。11时整，记者们一阵骚动，纷纷看向门口。出乎他们预料的是，出现在门口的并不是经常主持记者招待会的周恩来，而是他的夫人、中共代表团成员邓颖超。只见她身穿素色旗袍，亲切地向记者们打招呼，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感谢。然后，邓颖超话锋一转，就国民党政府无理阻挠她去法国参加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执委会议一事，发表了谈话。

事件的由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各国人民和进步组织为了反对法西斯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开展了许多活动，先后成立了世界性的工人、妇女、青年的组织，成为当时世界上一股颇有影响的进步政治力量。

1945年11月26日至12月1日，由英、美、法、苏等国的妇女团体发起，在巴黎召开了第一次国际妇女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会议召开前，大会筹备委员会向中国发出了邀请，国民党政府指示中国驻法国大使钱泰从留欧妇女中指派10人参加，其中有李佩、袁晓园等人。当时，中国除了在国民党统治区有宋美龄领导的妇女团体外，解放区也已经有了自己的妇女团体。1945年6月20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延安成立了以蔡畅为主任，邓颖超、白茜为副主任的中国解放区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显然，仅从留欧妇女中选派代表是不能真正代表中国妇女界的。因此，解放区妇联筹委会主任蔡畅委托正在法国出席国际劳工大会的中国解放区代表邓发、陈家康二人，向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提出了入会申请，获得了该会执委会的批准，并决定将分给中国的5名正式执委和2名候补执委的名额中，分给中国解放区妇联2名正式执委和1名候补执委。国际妇联将这一决定的通知书交邓发，委托他转交蔡畅。1946年4月，解放区妇联组织选举蔡畅、邓颖超为国际妇联执委，作家丁玲为候补执委，国际妇联执委会批准了这一名单，于5月上旬发出通知，邀请她们出席6月27日在巴黎举行的执委会议。

当时，国内形势十分紧张，国民党政府一方面在谈判桌上制造种种障碍，破坏国共谈判的进程，一方面调兵遣将，准备对解放区大举进攻，企图挑起内战。国内局势的发展变化，使得国共的谈判斗争也变得十分复杂。中共中央考虑到这些因素，认为派代表出席国际妇联执委会议，可以进一步向世界人民表明中国共产党热爱和平、反对内战的立场，扩大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在国际上的影响，同时可以利用国际会议的讲坛，揭露国民党政府企图挑起内战的阴谋，遂决定派邓颖超去巴黎出席会议。邓颖超接到中央指示后，立即向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申请护照，办理出国手续。

严正交涉

国民党政府接到邓颖超的申请后，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他们内心不想让邓颖超出国，以免扩大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的影响，另一方面又由于邓颖超是国际妇联执委，有开会的邀请信，加上邓颖超在妇女界有很大的影响，公开拒绝怕引起中共代表团的抗议和舆论的反对，于是制造种种借口，想拖过会期了事。

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先是对邓颖超的护照申请置之不理，数日没有回音。经邓颖超多次交涉后，不得已作了答复。外交部借口妇女组织是社会团体，而社会团体的管理归社会部负责，要求邓颖超必须先得到社会部的批准，然后外交部才能核发护照。社会部表面上负责辅导职业团体、加强社会救济、推进劳工行政等社会行政事务，而实际上是对人民群众和社会团体活动的监督、控制部门。社会部部长谷正纲为了达到阻挠邓颖超参加国际妇女会议的目的，编造出三条理由：一是将邓颖超出席会议歪曲为代表国家，要报行政院批准；二是邓颖超能否参加会议，还必须征求中国其它妇女团体的意见；三是中国妇女代表出席1945年世界妇女代表大会的材料，社会部没有，无案可查。

针对国民党政府拖延时间的手法，中共代表团经过研究，决定针锋相对，将事实真相公布于众，以揭露国民党政府的阴谋。6月11日上午，邓颖超在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驻地召开驻京外国记者招待会，对国民党政府编造的“理由”一一加以驳斥。邓颖超严正声明：我是国际妇联的执行委员，到法国是去参加国际妇联执委会议，是以个人身份，并不是代表国家，也不是代表全国妇女团体的，根本无须征求其它妇女团体的意见。且中国妇女代表李佩回国后，已将邓颖超等人当选国际妇联执委一事向宋美龄作过报告，国民党政府对此完全清楚，没有任何理由不发护照。

邓颖超的谈话，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使新闻界了解了事实真相，赢得不少人士的同情和支持。国际民主妇联主席考登夫人也致电邓颖超，期待她如期去巴黎出席会议，同时致电国民党政府社会部，要求他们批准邓颖超出国。国际妇联秘书长还四次到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向大使提出交涉，要求中国政府发给邓颖超护照。可是国民党政府一意孤行，不顾国际妇联的意见和舆论的呼吁，竟于6月20日由社会部政务次长洪兰友出面，称根据中国驻法国大使的意见，加上时间仓促，认为邓颖超没有必要出席这次会议，拒绝发给邓颖超护照。

风波又起

国民党政府无理阻挠邓颖超出席巴黎国际妇联执委会议的事件刚刚结束，又发生了阻挠邓颖超参加国际妇女会议的风波，为国共关系发展制造了新的障碍。1946年5月，根据联合国社会经济委员会妇女小组的提议，由美国前总统罗斯福的夫人和美国大学妇女会、军人家属联合会等19个美国妇女团体发起，决定10月中旬在美国纽约举行国际妇女会议，邀请各国妇女界领袖参加，以“共同研讨援助实现联合国宪章所应采取的合作途径，并交换学识经验”，讨论有关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秩序、精神与道德情况等问题。大会指导委员会向宋庆龄、邓颖超等中国妇女界著名人士发出了会议邀请。

当时邓颖超收到了两个会议邀请，一个是10月中旬在苏联莫斯科举行的国际民主妇联执委会议，另一个就是美国的国际妇女会议，由于两个会议的时间冲突，邓颖超不可能同时参加。中共中央经过研究，决定邓颖超参加美国的会议，通过国际妇女会议讲坛，宣传中国共产党热爱和平、反对内战的主张。8月3日，邓颖超根据党中央的指示，致电国际妇女会议指导委员会主席卡特夫人，表示接受大会邀请。8月8日，邓颖超同时向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社会部申领护照。

为了参加会议，邓颖超为此做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8月27日，邓颖超到达上海，就出席国际妇女会议一事向上海妇女界征求意见。9月1日，邓颖超发表《吿全国妇女同胞书》，向全国妇女同胞通告纽约国际妇女会议情况，提出了“我们生活在一个怎样的政治和经济的世界里”等6个问题，向妇女同胞征求意见。9月3日，邓颖超前往莫利爱路29号宋庆龄住所，两位中国妇女界领袖就出席国际妇女会议交换了看法，取得了一致的意见。9月4日，邓颖超在马思南路周公馆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向中外记者介绍了这次国际妇女会议的宗旨、议程，以及向全国妇女同胞征求意见书。邓颖超将要参加国际妇女会议的消息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妇女群众也纷纷给邓颖超和宋庆龄写信，表达自己对世界妇女问题等的意见，仅邓颖超就收到来信2000多封。

随着会议日期的临近，邓颖超和中共代表团多次与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社会部交涉，要求他们立即发给护照，以便邓颖超能准时出席会议。可是，国民党政府又故伎重演，外交部与社会部互相推诿，近两个月的时间不作明确答复。对于国民党政府的这一手法，邓颖超早有预感。9月4日和24日，她两次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向新闻界介绍她为出席会议所做的准备工作，抗议国民党政府制造借口阻挠她出席国际妇女会议的行径。此时离纽约国际妇女会议的开幕只有一个星期，而当时中美两国又没有民航航班，即使发给护照也不可能按时参加会议。为此，邓颖超提笔致信美国前总统罗斯福的夫人和大会指导委员会，表示由于中国国民党政府不发给她护照，致使她不能参加大会，其责任完全在国民党政府。邓颖超在信中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实行独裁、发动内战的罪恶，以及给中国人民特别是妇女同胞所带来的深重灾难，表达了中国人民和妇女对内战和独裁的反对，“要求美国政府立即改变其片面援助内战一方的政策，立即停止对国民党政府的一切援助和鼓励，立即撤走美国在华驻军”。邓颖超的这封信，在中美两国妇女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使许多美国人士认清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独裁本质。

邓颖超在与国民党政府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争取参加国际妇女会议权利的同时，也做了两手准备。9月初，冯玉祥和李德全夫妇启程赴美，邓颖超便委托李德全女士到美国后，代表她出席国际妇女会议。李德全不负邓颖超重托，在10月22日的国际妇女会议上发表演说，要求美国政府撤走驻华美军，呼吁国际妇女界帮助中国制止内战，获得了各国妇女代表的热烈支持。

邓颖超两次参加国际妇女会议，虽由于国民党政府的无理阻挠没有成行，但通过这两次事件，在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了国民党政府法西斯独裁的面目，赢得了人民群众和国际舆论界对中国共产党的同情与支持。邓颖超虽没能参加会议，但实际上达到了参加会议所要达到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