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艺人眼中的魅力周恩来

　　美德恩来，风采犹在。

　　周恩来总理逝世已经４２个春秋了，大家感情上却总觉得还是新丧，大约是由于我们经常地、不断地、深邃地思念起他的缘故吧。周恩来，作为北京人艺的奠基人和良师益友，他的音容笑貌仿佛又一次次出现。

　　秋夜

　　1959年秋天的一个夜晚，北京人艺史家胡同56号宿舍大院里，一株根深叶茂的核桃树下，停放着一辆黑色的吉斯牌轿车。剧院的员工，甚至家属们一看便知，这是周恩来总理来了。

　　在宿舍楼东侧二层老演员舒绣文的家里，绣文正在和青年演员刘华聊天。突然，房门打开，周总理微笑着走了进来。绣文和刘华一下子惊喜地呆住了。

　　周总理看着他们，亲切地说：“绣文，那天在晚会上我向夏淳问起你，听说你的心脏不大好，所以来看看。”绣文连忙感动地连连点头，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

　　周总理在沙发上坐下以后，详细地了解对方的病情，并且询问吃了什么药，饮食怎么样，嘱咐着：“一定要多多保重”。

　　消息传开了。人们陆续地走到这里来，他们有的是周总理点名邀请的，有的是自己主动来的，不大的工夫，便把那间20平米的小房子挤得满满的。

　　在周总理面前，大家无拘无束，谈笑风生，如同接待一位最尊敬的长者和最亲密的朋友。话题是广泛而有趣的，无所不包。

　　周总理突然抱起双臂，笑盈盈地提出了很有意思的问题，来考考大家——你们讲讲，怎样才能烧好江南的名菜“狮子头”？

　　人们禁不住怔住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真是一时回答不上来。

　　绣文、刘华、吕恩、杨薇等女演员，只能边想边说凑出答案来。比如，“瘦肉末加上葱和姜。”“还要放上味精和淀粉。”“不要忘了放盐。”“千万不能放酱油。应该放点儿料酒。”……等等。

　　周总理认真听着，随口又问了一句：“哪一位能说出来，除此以外还要再放些什么啊？”大家不语，都在皱起眉头认真想着。

　　绣文突然高兴地拍着手：“还要放一点儿鲜笋丁！”大家都应声称是。

　　周总理还继续问：“为什么呢？”绣文停了一下答：“这样吃着显得更嫩一点儿！”大家鼓起掌来支持。

　　周总理不以为然地摆摆手说：“不完全对。哪一位还有高见？”大家又不吭声了。

　　周总理环视着大家，伸出一个手指，轻声地说：“应该放一些荸荠丁，不但可以更嫩一些，还可以更鲜一些。”这时，房子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会心的笑声。

　　周总理也笑了，仿佛比别人笑得更加欢畅些。

　　那天夜里，周总理和大家谈得很舒畅，很尽兴，很满足。

　　其间，周总理还让刘华把小儿子杨烨赶快抱来给他看看。杨烨叫了一声“周爷爷”，周总理就亲切地把孩子抱在怀里不断逗趣。顽皮的杨烨在谈话的过程中，一直在周总理的身上爬上爬下，一会儿摸摸老人的脸，一会儿又摸摸老人的皮鞋。突然，杨烨出神地看着周总理的下巴。周总理笑着问：“怎么了？不认识周爷爷了吗？”杨烨忙解释：“周爷爷，我爷爷有胡子，你怎么没有胡子啊？”周总理摸着自己的下巴答道：“周爷爷天天刮胡子，要是不刮，那就比你爷爷的胡子还要长哪！”大家一阵大笑。刘华看着十分不安，急忙要把杨烨抱过来。周总理却挥挥手说：“让孩子和我玩玩嘛！”说完又是一阵爽朗的笑声，并把孩子紧紧地抱在怀里。这时，杨烨和周总理又在一起玩得更加起劲了……

　　握手

　　几乎在每次周总理到来之前，剧院的领导人都会嘱咐大家：“总理在长征当中，骑马摔伤了胳臂，握手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能用力，要轻点儿，再轻点儿。”大家都会纷纷点头同意。然而，到了握手的片刻，我们倒是小心翼翼了，周总理却满脸带笑地、兴奋地、用力地用手上下摆动好多次才肯停止。这真是让人又高兴，又心疼，我们就像是自己做错了什么事一样。

　　与周总理握手，更值得提到的，就是他总要从离他最远的同志握起。如果握不到，他就走到对方跟前去一一握手，从不怕麻烦，不怕辛苦。秘书解释说：“总理认为站得最远的人，也是最担心握不到手的人，应该尽量不要让他们有所失望。”1957年5月12日的深夜，周总理看完戏就陪着我们演职员，从首都剧场一直步行回到史家胡同56号宿舍。途中，遇到了正在扫马路的女清洁工，周总理走过去，拉起了对方的双手紧紧握着说：“同志，辛苦了。感谢你呀，人民感谢你！”

　　让人能牢记的是周总理握手的具体方式——他总是先伸出手来拉住你手，然后再用那双明亮的大眼睛专注地对准你的眼睛，凝视片刻以后，握紧你的手并用力地上下摆动几次，最后才肯缓缓放开。有人说：“这不仅仅是肢体的接触，更是心灵的沟通、交流和补偿，能够让人感到一种精神上的满足和享受。”

　　周总理工作忙碌是可以想见的。他经常是要等到工作结束，才能问秘书还有没有安排，如果没有那就去人艺看戏。首都剧场杨经理每天都要存下几张保留票，等到演出以后再处理。一天，保留票刚处理掉，突然接到电话——周总理要来看戏。杨经理急得满头大汗，真不知道如何是好。最后他只好把第7排中间几个座位的熟悉观众，用好话请到边上的座位上去。这时，周总理也已经到了。二话没说，就悄悄地被带到第7排座位上去就座。

　　中间休息的时候，周总理来到小休息室。他赶忙问：“我坐的座位原来是不是有人呢？”杨经理只好说出了实情。周总理一下子激动地说：“世界上根本没有这样的道理，人家是先来的，我这个后来的反而要把人家赶走。不能这样，一定不能这样。杨经理，休息以后你要把人家请回到原来座位上去，而且要向人家赔礼道歉。……要道歉！”他停了一下又交待：“你们剧场里不是有一个导演间吗？我就坐在那里看戏好了。”杨经理只能点头照此办理。

　　休息以后，几个熟悉的观众回到了原来的位子上，周总理却坐到了观众席的最后方，又远又看不大清、听不大见台词的导演间里。从此以后，似乎有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周总理只要是来得迟到了，就坚决要求到导演间里去看戏，不能有其它的任何特殊安排。

　　批评

　　1961年的夏天，剧院正在演出《雷雨》。几十年来一直支持曹禺这个代表作的周总理，再一次来看戏。6月6日，第一次来看戏，由于有要事中途退场；6月8日，没有想到接着第二次又来看戏。为什么会如此呢？这里边有一个故事。新中国建立以后，优秀经典剧目《雷雨》是由北京人艺首演的，演员也全部换上了新的阵容——郑榕扮演周朴园；朱琳扮演鲁侍萍；吕恩扮演蘩漪；于是之扮演周萍；胡宗温扮演四风；董行佶扮演周冲；李翔扮演鲁大海；沈默扮演鲁贵。周总理第二次看戏的时候，在休息当中，导演夏淳匆忙跑到后台来，告诉于是之：“多注意，总理对你的台词不满意，声音太小。”演出结束以后，中央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先来到后台，也对于是之说：“你要准备听取总理的批评。”接下来，周总理就来到了小休息室。大家落座以后，于是之心里很是紧张。然而，完全出乎意料的是，周总理并没有一开口就批评于是之，而是首先谈到了当时“大跃进”当中的一些过火失当行为，劳逸结合注意不够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他说：“你们都是善于演戏的了，都有一定的基本功训练，可以把戏演得很好，这次演出是因为赶任务而影响了戏的质量嘛！一图快，就往往不容易把人物刻画得深刻。我总觉得应该在质量上好好研究一下，别只为了赶任务而降低了质量。”

　　最后，周总理才把话题转到了于是之身上。他说：“是之，你的台词读的声音太轻，使观众听不清，不好。”同时，又很快扩展开来说：“一个演员在台上要做到‘目中无人，心中有人’。眼睛不要看观众，但是心里要有观众。眼睛老看着观众就忘了戏里的环境和人物关系，但是只顾自己的‘真实’，心里忘了观众，声音小得叫人听不见，也就没有了群众观点。是这样吗？”事后，于是之又从剧场杨经理那里了解到，如下的一些背景情况——周总理第一次看戏的时候，就已经感到于是之的台词不清，杨经理说：“总理，可能是你坐的7排座位声音效果不大好。”周总理第二次来看戏，问杨经理什么位置声音好一些？得到的回答是：第10排左右。于是，周总理执意要坐在第11排的座位上，谁也劝不动他。他在那里听到了第二幕，自己仍然听不大清楚，并且竟然又问身旁的观众：“同志，你听得清于是之的台词吗？”结果还是得到了否定的回答。周总理认真地对曹禺老院长说：“我是爱你们心切，所以要求苛刻一些！”

　　指导

　　1961年4月27日和28日，周总理两次来到首都剧场，观看欧阳予倩早年写出的作品《潘金莲》。并且在28日演出以后，还专门召开了座谈会。他邀请了剧作者、导演、演员、剧院领导人、戏曲界名家，以及中央文化部领导人来参加。

　　周总理开门见山地说：“今天座谈会的主题，就是如何看待《潘金莲》这出戏，如何理解潘金莲这样一个人物。”接下来，他首先点名启发大家发言——

　　“方琯德，你是导演，先说说嘛。”

　　方琯德说：“潘金莲把武大杀死这一点很难解释，为了自己解放杀死丈夫，这总不是好事，很难让观众同情。”

　　周总理又请潘金莲的扮演者狄辛发言。

　　狄辛说：“潘金莲的所作所为是针对当时社会制度的反击，只是没有选择到正确的道路，杀死一个无辜者求得个人解放是不对的。”

　　周总理对武松的扮演者田冲说：“你这个英雄人物，有什么看法？”

　　田冲说：“剧本是30多年以前写的，当时作者是企图表现妇女反抗封建压迫的思想，可是今天再看这个戏觉得有不足之处。”

　　周总理接着启发金雅琴说：“你这个王婆，穿针引线都是你一手包下来的，又是怎么个看法呢？”

　　金雅琴说：“我演的是个坏人，完全可以肯定。可是潘金莲害死丈夫是不好的。”

　　周总理最后说：“焦先生，你是总导演，有怎样的看法呢？”

　　焦菊隐说：“这个戏究竟应该肯定谁？是武松还是潘金莲？始终找不到答案。”

　　夏淳导演说：“写出这个戏是出自反封建的愿望，可是戏里提出的问题，选择的题材完成不了这个任务。”

　　周总理点点头说；“等一下，我还要坐火车到邯郸，去参加明天的‘五一’劳动节的活动。大家要抓紧时间各抒己见。”

　　谭富英说：“戏里提出的问题不好解决。”

　　小白玉霜说：“过去我演评剧《潘金莲》，有一个明场交待出潘金莲是被迫杀死丈夫的……”

　　舒绣文说：“武松杀嫂不能歌颂，潘金莲杀夫也不能被人同情！她杀的是一个老实农民武大郎，如果杀的是张大户、西门庆这样的人，那就值得我们同情了。”

　　于是之举起手来要发言。

　　周总理笑着说：“《名优之死》里的教师爷请讲。”

　　于是之说：“我看只要把张大户对潘金莲的压迫再写得充分一点，这个戏还是可以演的。”

　　欧阳山尊说：“现在看这个戏，觉得有些单纯性格美的味道。”

　　周总理提高声音说：“我们请欧阳老谈谈吧。”

　　欧阳予倩点点头说：“1924年写戏的时候，我看到许多妇女受压迫，心中很悲愤，于是想写一出戏借以揭露当时的黑暗。我是唱花旦的，这才写了潘金莲。我自己演这个角色，周信芳演武松。那时候演戏不像今天，连台词都是一边演一边丰富补充的。演出中，我同情潘金莲；周信芳同情武松，就把他处理成英雄。我们各演各的戏，没有想到主题思想的问题。现在有必要重新考虑这个戏的主题思想问题。这个戏究竟要说明什么？影响观众的又是什么？”

　　周总理停了一下说：“欧阳老说到当时写这个戏和演这个戏的思想活动，我是完全理解那种心情的。可是这个戏今天重新上演，就要考虑到对一些青年人的影响问题。潘金莲不是一个反封建的典型。张大户压迫潘金莲，她反抗是好的，值得同情。可是后来她变了，她杀了人，而这个人又是劳动人民，是一个老实的农民。潘金莲和西门庆的私通行为是走向堕落，这种行为就没有办法让我们同情了。如果潘金莲为了求解放，出走了，或者自杀了，当然会使人同情。劳动人民总是把同情放在被压迫妇女方面。我想，祝英台、白娘子这些人物，都没有杀人，没有堕落；茶花女也没有因为求得个人解放而危害别人；陈白露也没有杀人嘛，她救了‘小东西’，最后自己牺牲了，所以我们同情她。”

　　大家听着纷纷点头赞同。

　　周总理看了看欧阳老继续说：“欧阳老是共产党员，所以我们对他的作品就要求得严格些。尽管《潘金莲》是1924年大革命时期写出来的作品，我们必须用今天的眼光重新认识一下。为了贯彻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要使每一朵花开放得更好，就必须对于存在着的矛盾予以解决，所以今天才邀请大家来谈谈《潘金莲》。”他又热情诚挚地拍拍欧阳予倩的手说：“作为我这个后来者，见到剧中存在的问题，觉得还是应该向你提出来的。今天你说的很诚恳，我非常钦佩。你的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大好，一定要多多保重。”

　　就是这样，一个问题严肃的、带有原则性的戏剧创作座谈会，在推心置腹、亲切温暖的气氛当中，很有收获的结束了。

　　座谈会后，剧院决定停演了《潘金莲》。

　　而周总理又立即让秘书转来指示——这个戏的停演情况不必见报加以报道。同时，让秘书亲自登门去看望欧阳予倩，请他多加保重身体。

　　救戏

　　1958年老舍先生的新作《茶馆》正式在首都剧场演出了，而且受到戏剧界同行和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剧场售票处出现了“一票难求”的场面。

　　然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文化部的一位领导人来到剧院，严厉批评北京人艺领导的“右倾”指导思想，在组织创作和演出当中，“不是政治挂帅而是专家挂帅”。实际上，就是指责《茶馆》是“恋旧”作品，是为刚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唱挽歌”。为此，《茶馆》在连续上演59场，场场客满的红火情况下，被勒令停演打入了“冷宫”。

　　周总理大约是听到了什么关于《茶馆》停演的信息，1958年9月12日来首都剧场看《红旗飘飘》的时候，突然谈到的却是《茶馆》。周总理问身边的于是之说：“《茶馆》为什么不演了？”于是之一愣，没有敢说出其中的全部缘由。周总理明确地说：“请你转告党委书记，《茶馆》这个戏改一改还是可以演的嘛！”

　　后来，1963年的春天，剧院又趁着“新侨会议”和“广州创作座谈会”的春风，同时也是冒着一些风险，重新恢复上演了《茶馆》。

　　1963年7月7 日，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特殊日子。那天的下午，周总理在马上就要登机外出的紧迫情况下，匆匆忙忙来到首都剧场，看了日场的《茶馆》。看完戏以后，由于时间紧迫，只是向导演焦菊隐和党委书记赵起扬说：“《茶馆》这个戏没问题，是一出好戏。……如果有点意见的话，只是第一幕发生的时间是不是往后放一点，现在写的是戊戌政变，放在辛亥革命前夕就更好。……不过，这个意见不要向下传达，以免说不清楚耽误事情。……等我以后要亲自和老舍先生商量好了。”

　　显然，周总理在百忙当中，极力抢出时间观看《茶馆》的演出，这本身就是对于“大写十三年”（即当时由柯庆施提出的——不要天上的，不要地下的，只有写建国以后十三年的作品，才能算是社会主义文艺）错误理论的根本否定，也是对于北京人艺创作勇气的“撑腰”，更是为整个国家文艺事业道路的积极“导航”。如果不是周总理的及时有力的“出手”挽救，广大观众就根本无法欣赏到，今天这享誉遐迩的优秀经典剧目《茶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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