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重庆特园的统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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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曾经形象地说过：“什么叫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就是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把重庆特园建成党的统战工作的“俱乐部”，在重庆特园里，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团结社会各界民主党派人士，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深入人心，筑成了抗战的强大阵容。

周恩来第一次到特园做的统战工作

1938年12月底周恩来到重庆。1939年1月16日，根据党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直接领导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江西、福建以及香港、澳门地区的党组织。从此，中共南方局高举伟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认真贯彻党中央“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口号，维系国共合作，坚持抗战。紧接着，中共南方局在重庆召开重要会议。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有关指示精神，提出了“要使五千党员成为隐蔽的、坚强得力的、与群众有联系并善于影响和推动群众的干部”等七条原则，对党员进行坚持共产主义信念不动摇的教育，使党的组织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依据这一会议精神，经董老（董必武）介绍，周恩来准备从重庆地方名人鲜英着手。

这天，董老来到特园，对鲜英说：“中共周恩来书记想见特园主人呀。”这鲜英对周恩来的名字早就如雷贯耳，慕名已久，一听这话立即答应：“好啊，我早就想结识周书记了！董老，尽快安排吧！”

第二天，周恩来在董必武的陪同下，来到重庆特园。鲜英全家人欣喜若狂，当周恩来把名片递给鲜英时，鲜英接过名片对家人激动地说：“这就是共产党的领导，不讲排场，不摆架子啊！”周恩来满面春风，迈着矫健的步伐走进鲜英优雅的大客厅。待鲜英家人将茶沏好后，周恩来与鲜英、董必武等进行了3个多小时的时局形势畅谈。周恩来高瞻远瞩，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形势。一针见血地指出：“国际上，法西斯势力虽然猖狂，但只不过是过眼烟云，必然会遭到全国人民的反抗，他们破坏抗战的阴谋是一定要失败的，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一定能够取得全面胜利的。”接着周恩来向鲜英及在坐众人介绍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坚定立场，讲解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他激动地说：“中国共产党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就以民族自卫战争反抗日本侵略者，领导着中国人民一直站在抗日救国最前线。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方针是：‘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全民族中的一切有生力量进行抗战’。”

周恩来有条不紊的谈话，像光芒四射的灯塔，穿透国民党统治区的重重浓雾，照亮了名人鲜英的双眼，使他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罪恶面目。他的话，又像春风化雨，滋润了鲜英的心田！激发起鲜英强烈的正义感和爱国热情。鲜英激动地对周恩来说：“周副主席，您一定要经常来呀！给我们讲抗战的形势，国家的命运，祖国的未来??”

周恩来不仅在特园宣讲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而且只要环境适合，他都会竭尽全力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摇旗呐喊。

1938年至1946年，周恩来在重庆期间，他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而又将严格性和巧妙性相互结合。当国共两军发生摩擦时，他一方面进行揭露，强烈谴责，另一方面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以坚定的抗日意志坦诚相待，讲党的统一战线的意义。既通过揭露国民党制造摩擦，引起外国大使们对局势的担忧，又通过讲话，表明共产党人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定信心和决心，进行适当安抚，从而给国民党增加压力，打击分裂抗战的势力。在皖南事变发生后，他严厉怒斥蒋介石：“谁挑起内战，谁就要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样的话，只能对日寇有利。”他走上重庆街头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并满含悲愤地亲笔写下了“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的题词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四言挽诗，哀而动人，向国民党反动的专制统治发出了无声的抗议，同时也是对皖南新四军将士寄托了无限哀悼！

周恩来把特园变为统战工作的“俱乐部”

俱乐部，本是人们聚集在一起进行娱乐活动的组织团体或者其场所，严格解释是具有某种相同兴趣的人进行社会交际、文化娱乐等活动的团体和场所，从而让有兴趣的人在一起聚集活动。然而，周恩来却将特园变成了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俱乐部”。

自从周恩来和鲜英结交后，革命友谊日益加深，关系十分密切。所以中共南方局、各民主党派、社会名流贤达、革命人士等常在这里或是开展活动、或是谈古论今、或是交流思想??原来这好客的鲜英历来对人们落落大方，性情豪爽。特园民主之家来的三朋四友，最先的人员常常只几个人，时逢中午或者晚上，都是在鲜英的公寓和鲜英一道用餐。这些社会贤达名流、文人墨客总是喜欢饮点小酒，所以鲜英的餐厅里常常是谈笑风生，其乐融融。后来随着人员的增多，职教会、抗战文艺习作会、民盟、救国会等只要有活动便在这里举办，因此这里就更加热闹起来了。鉴于这种情况，特园主人鲜英专门请了多名厨房工作人员为民主人士开办伙食，所以长期以来宾朋络绎不绝，人气兴旺，热闹非凡。据查阅党史资料，为了办好“民主之家”，中共南方局周恩来书记定期为特园拨款，社会名流民主人士也纷纷慷慨解囊捐资特园。

1938年12月23日，汪精卫叛国投敌，震惊中外。翌年1月3日，张澜会同黄炎培、梁漱溟、江问渔、冷御秋等，在特园起草宣言，声讨汪精卫，但国民党禁止各报发表。最后，这份宣言通过鲜英，在《新蜀报》独家发表了，形成大后方公开声讨汪精卫卖国投敌罪行的先声。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制定“防共”“限共”“溶共”的反共政策，设立“防共委员会”。接着秘密发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产党问题处置办法》。这些消息通过特园这个信息平台不胫而走，引起社会的关注。6月12日湖南“平江惨案”发生，国民党严禁报纸报道惨案真实情况。参政员则将报告印成书面文件，在社会上广为散发，这就突破了国民党的信息封锁，在大后方激起了公愤。为反对国民党的反共政策，张澜曾当面诘责蒋介石：“共产党抗日，为什么你们不同意？”并要求取消反共政策，使蒋介石窘迫不堪。

1939年秋，梁漱溟从抗日前线视察返渝，寓居特园，在特园向重庆各界汇报前线国共摩擦的情况，深表忧虑。这时正逢国民党参政会第四次会议召开，梁漱溟、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参政员事先在特园商定，在参政会上一致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统治，以集中举国力量于抗日大业。11月23日，梁漱溟在特园发起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张澜、沈钧儒、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罗隆基、晏阳初、光升等国共以外党派和无党派中的知名人士20余人相继参加。11月29日，梁漱溟面见蒋介石，陈述该会为从第三者立场上拥护《抗战建国纲领》，“集合各方热心国事之上层人士，共就事实，探讨国事政策，以求意见之统一，促成行动之团结。”蒋介石以不组织正式政党为条件，允许该会成立。

1940年，统一建国同志会举行多次座谈会，这些座谈会大都在特园举行。当时国际形势颇为紧张，国内的国共摩擦有增无减。与会者“坐而论道”，也曾将所“论”的意见向当局进言，可是从未受到过当局的重视。这样一来，与会者深感失望，出席率日渐减少，终于使座谈会难以为继。待到同年冬天，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向八路军朱德、彭德怀发出“皓”、“齐”两电，导致国共问题的尖锐化。梁漱溟、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劢皆认为调解国共纠纷，必须有第三者的立场和主张，于是从12月开始，在特园多次集会，酝酿筹备新组织的问题。

在1940年内，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秦邦宪都曾在特园为各界人士讲解时事和中共的政策。特别是在8月的一次集会上，周恩来讲了中共的团结政策，强调“只有抗战到底，才能团结到底，也只有团结到底，才能抗战到底”的道理。这就启发了各界人士深明大义，因而深受教育。

1941年3月19日，张澜、黄炎培、江问渔、梁漱溟、李璜、左舜生、张君劢、罗隆基、章伯钧、丘哲等共17人发起，中国民主同盟在特园秘密成立，鲜英随即被推举为民盟的中央委员。在特园内的政治气氛愈趋浓厚之时，国民党特务对特园的监视也愈趋严密。先是从上清寺至特园大门口，沿途摆设“香烟摊”“修鞋摊”等进行监视；其后更强租紧邻特园的“康庄”，由戴笠在此设置特务机关，日夜监视出入特园的人士，日夜窃听特园的电话。陈立夫还派人向鲜英“许愿”：只要特园拒绝和共产党人来往，“要官给官，要钱给钱”。鲜英斩钉截铁回答道：“坚决办不到！”特园内的民主活动，仍然照常有序进行。

1941年10月10日，民盟公开发表成立宣言和“十大纲领”，特园在事实上成为民盟总部所在地，民主空气洋溢着特园。11月中旬，国民参政会二届二次大会期间，张澜于特园约集国民党以外的部分参政员，包括中共的董必武、邓颖超二位，共23人，在特园交换意见，酝酿提案。11月25日正式向参政会提出《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要求国民党结束“训政”，实行民主政治等10项主张，这件提案要从根本上动摇国民党的统治，被蒋介石压制，不予讨论，张澜为此抗议，两年之久不参加参政会的活动。这样的集会，经常在特园举行，甚至中共内部的某些集会，也来特园举行。

周恩来以各种形式在特园做统战工作

抗战时期，周恩来不仅通过谈话、讨论、座谈、讲演、会议等形式开展统战工作，而且还送书送报，带头撰写高质量的统战文章，在特园建立报刊阅览室，以各种形式在特园做党的统一战线工作。

1943年，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这时蒋介石抛出臭名昭著的《中国之命运》的反动书籍，极力鼓吹法西斯主义，猖狂反对共产主义，并且派遣大批精锐部队进攻人民解放区，公开镇压国统区的民主运动，妄图发动大规模内战。为了揭穿蒋介石反共卖国的阴谋，周恩来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一天，周恩来邀请国民党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到特园谈话。这张群带着随从警卫来到特园，在大客厅坐定之后，周恩来义正词严地质问张群：“在大敌当前，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你们为什么不顾人民的愿望及自己的诺言，公然撕毁国共两党协议，调遣重兵进攻解放区？你们为什么支持中央社造谣惑众，扰乱人民视听？你们为什么扣发我《新华日报》消息和文章，并在报社门前寻衅生事，殴打报童？??”周恩来理直气壮，一针见血，怒斥得张群虚汗直冒，张口结舌，无言以对。最后，周恩来郑重要求国民党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保障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自由。要求国民党承认中共及爱国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政治犯，实行名符其实的人民地方自治。

为了做好党的统战工作，周恩来还经常在特园举行记者招待会，团结社会各界人士，揭露了国民党反共的丑恶面目。

有一次周恩来在特园举行记者招待会。那天清晨下了一场大雨，空气特别清鲜，特园门外葡萄架下石板路冲得干干净净，周恩来最先来到特园。这时他像往常一样，习惯地在石板路上走来走去，他这绝不是在观赏花园的景色，也不是在散步养神，而是在思考如何用雄辩有力的事实揭穿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宣讲好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一会儿，重庆各报记者陆续到来了，有《新华日报》、《中央日报》、《新民报》、《新蜀报》等报记者，另外还有驻重庆的外国记者。

周恩来神情严肃，目光炯炯，口如悬河，例举了大量铁的事实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进攻解放区的阴谋，指出这种情况绝非偶然，这表明国民党反动派在破坏团结，破坏抗战。在此同时，他进一步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的决心和主张，以及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的原则，并说明抗战以来共产党的主张和原则从未改变。特园里的满屋记者们都聚精会神地听着，手上的笔不停地记着，敏锐的目光一直注视着周恩来，特别是一些外国记者更是听得津津有味，时而频频点头，时而兴奋鼓掌，为之感动。这次记者招待会开了好几个钟头才结束。

周恩来还经常在特园里举行茶话会和一些小型会议，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政策进行诠释。

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投降后，重庆歌乐山下“中美合作所”（即渣滓洞集中营）中还关着大批抗日爱国志士和党的优秀儿女。其中抗日有功、名震中外的新四军军长叶挺也在囚中。《双十协定》签订后，在全国舆论及共产党严正要求下，蒋介石不得不于1946年3月释放了叶挺和其他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叶挺出狱后，中共代表团和民主党派，在特园召开了一个庆祝叶挺将军光荣出狱，同时也是欢送叶挺、邓发、王若飞、博古等同志返回延安的聚餐会。那一次到会的人很多，叶挺将军还带着他的小女儿叶扬眉一同参加。

聚餐会上，周恩来十分高兴，他除了祝贺叶挺将军外，还向大家指出抗日战争虽然胜利了，但今后的斗争将更加艰苦，中国正面临着一场两个中国两种命运的大决战，提醒大家必须加倍警惕，决不能轻易相信蒋介石的“和平”许诺。周恩来利用各种场合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方针和政策。

1945年8月28日，在周恩来、王若飞等陪同下，毛泽东主席亲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在重庆谈判期间，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三次到特园与民主人士共商统一战线工作。

第一次是毛泽东在抵渝的第三天，即8月30日。在周恩来的统一安排之下，特意光临特园，同张澜、鲜英等举行畅谈。这时鲜英全家喜出望外，高兴得手舞足蹈，他们全家人把特园宅院打扫得干干净净。那天下午，秋风送爽，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直接到特园鲜英家。鲜英全家人早就站在花园台阶上迎接。

鲜英、张澜陪同毛泽东、周恩来绕过平时聚会的客厅，一直走向张老的卧室。因为这里比较僻静，而客厅是敞着的，来往的人又多，周恩来为了毛主席的安全，事先就约好将谈话的地点改在张老的房屋里。毛泽东、周恩来就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长谈了几个小时。

第二次是9月2日，民盟领导人张澜和鲜英在特园盛宴招待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同志。陪同的还有沈钧儒、左舜生、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等。那天毛泽东、周恩来十分高兴，特别是周恩来喝了鲜英家的枣子酒，谈起统战工作来更是头头是道，井井有条。宴席之后，应鲜英邀请毛泽东一挥而就，写下“光明在望”四个大字。这四个大字预示着当时的中国，正是处于黎明前的黑暗，人民当家作主的光明的日子即将来到，毛泽东的题词使各民主人士倍受鼓舞，特别是鲜英笑逐颜开，开口直夸：“好书法！好书法呀！”

第三次是9月15日，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毛泽东去特园为张澜介绍国共谈判情况。张澜向毛泽东提出若干建议，受到毛泽东的采纳。当即商定由张澜给蒋介石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公开国共双方的谈判，以便在全国人民的监管下，促使谈判成功。同时，周恩来又谈起了党的统一战线工作。

周恩来在重庆特园里所做的党的统战工作何止这些？这里难能一一例举。

曾任第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主任的钱之光同志在《敬爱的周总理战斗在重庆》一文中写道：“如鲜英的特园曾作为周总理和社会各界民主党派人士会见的场所??周总理就是这样以辛勤的工作，给民主党派的斗争指出了方向。”

抗战时期，周恩来鞠躬尽瘁，奋斗不息，将个人的政治生涯同中共领导的统一战线事业紧密结合，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工作创建了辉煌的业绩。他全方位的开展统战工作，使中国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强大的阵容。习总书记在谈到统战时曾强调：“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抗战时期，周恩来在重庆特园的统战工作：就是把民主党派团结起来，抗战到底。总之，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法宝”之一，没有中国共产党坚定地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人民要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一面光辉旗帜，他为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为抗战建立了不朽功勋，真可谓功在千秋，名垂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