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周恩来制定中共地下党“三勤”政策

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明确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在上世纪40年代初，为积蓄革命的有生力量，争取更广泛的中间力量的支持，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中共地下党先后制定了“十六字”方针和“三勤”政策。中共地下党的统战工作围绕此方针政策展开，最终取得第二条战线上的胜利。

毛泽东制定的“十六字”方针

1939年1月13日，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周恩来任书记。南方局将统战工作作为重中之重，由周恩来亲自负责。

1940年5月4日，毛泽东指出，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方针，“是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其与顽固派斗争的策略，是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利用国民党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并且强调，“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用以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该指示可概括为对外做好统战工作，对内做好党建工作，“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在此之前，地下党的工作方法是发展党员，建立广泛的基层党组织。该方针在党内传达后，地方党组织及时调整策略，停止发展党员，取消党小组，改为单线联系。“十六字”方针使中共地下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发生巨大转变。

在皖南事变后的白色恐怖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贯彻“十六字”方针，保障了中共地下组织的安全，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在1941—1945年间，地下党人长期隐蔽在群众中，广交朋友。他们以公开的职业（比如教师、职员）为掩护，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来做统战工作。

周恩来制定的“三勤”政策

周恩来于1941年初提出“三勤”政策，即勤学、勤业、勤交友，要求地下党人勤于学习、精通业务、广交朋友。其中，勤学和勤业是勤交友的前提条件，而勤交友既是勤学和勤业的目的，也是隐蔽精干的保障。

首先是勤于学习。以西南联大地下党为例，联大地下党人的学习成绩普遍十分优异。在校园里，地下党人要想赢得师长和同学们的尊重和好感，首先需要学习成绩优异并乐于助人。

其次是勤于业务。联大地下党人的业务能力很强，如组织同学们排演抗日救亡戏剧，还到云南的偏远山区做统战工作，在那里的学校教书，建立地下党的中小学据点，为革命播撒火种。

再次是广交朋友。地下党人积极为同学们办实事。例如，上世纪40年代时物价飞涨，联大学生的伙食很差。于是，联大地下党人齐亮主动挑起办好膳团的责任，“到外县去买物美价廉的米和菜，让同学们吃饱，深受群众的赞扬”。

毛泽东明确指示，“应该广泛地展开统一战线的工作，即交朋友的工作”。联大地下党人在赢得同学们的好感和尊重后，“广交朋友”自然水到渠成。

联大地下党人“勤交友”取得成效，其个人魅力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如1942年考入联大的学生胡邦定忆述：联大地下党人马识途、李晓和张彦，功课好又乐于助人，因此得到同学们的拥护。他们搞社团和进步活动很忙，于是有些同学“出于对好人的同情，就说我帮你做点事，这样子就跟着走向革命了”。

周恩来指出：由南方局各组和云南党的实践可见，该政策“在推动和领导抗战后期民主高潮上起了很大作用”。

这主要是指，在上世纪40年代中期民主运动高潮到来时，南方局和云南省工委领导下的联大地下党，邀请教授演讲，策划组织学生集会，向国民党要民主。中间派师生踊跃参加，“由几十上百人，数百人以至数千人，最后席卷全市中等以上学校师生几万人都卷入民主运动的洪流”。“三勤”政策经过革命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

“十六字”方针和“三勤”政策的成效

自上世纪40年代初起，中共地下党的方针政策主要聚焦于两点：一是将统战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争取中间力量的支持，同时孤立和打击国民党中反共的顽固派。二是巩固党组织，加强党性教育，做好党建工作和秘密工作。

以联大地下党为例，在“十六字”方针传达后，联大地下党的首要任务是巩固党组织。一方面，疏散已暴露和有可能暴露的地下党人及其外围组织成员，停止发展党员，暂停党组织活动。另一方面，南方局派全新面孔的地下党骨干到联大做统战工作，做到“党内小党外大”“党员人数少而精，党外群众基础大”。

作为“十六字”方针的具体化形式，“三勤”政策使中共地下党在巩固党组织的前提下，做到积极隐蔽。

正如周恩来所说，“我们在白区进行斗争，一没有政权，二没有武装，经费也很少，我们依靠什么？就是依靠正确的路线、坚定的信仰、严密的组织、严明的秘密工作纪律、灵活机智的战略战术和群众的拥护，以及朋友的帮助才取得胜利的”。

皖南事变后，联大地下党负责人马识途对统战工作的重要性深有感触。他强调，“地下党因处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工作，要取得斗争的胜利，必须尽力扩大同盟军，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更要抓统一战线工作”。

在“十六字”方针和“三勤”政策指引下，中共地下党人点点滴滴的统战工作终见成效。例如，1946年3月17日，昆明学联为“一二·一”运动四烈士举行出殡时，包括中间派师生在内的送葬队伍达20000多人。这个数字显示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方针政策，在中共地下党的统战实践中行之有效，使中国共产党最终赢得文化战线上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