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东北求学

1898年3月5日，周恩来出生在江苏省淮安府山阳县（今淮安市）的一个“绍兴师爷”之家。他自幼在嗣母陈氏的指导下学习经典名著，打下了扎实的文化根底。从1910年至1917年，他先后入银岗书院、东关模范学校、天津南开学校读书，不仅在才学、品行、社会活动诸方面都有出类拔萃的表现，而且还确立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雄心壮志。他还远赴日本和欧洲留学，在反复思索的基础上，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并于1924年7月回国投身革命事业。

年少的周恩来，经常与在奉天省（今辽宁省）谋生的伯父周贻赓通信。通过字里行间的所思所想，周贻赓对这位侄儿的才学和品行十分欣赏。当周贻赓在奉天度支司（相当于现在的财政局）俸饷科升任科员，生活稍稍安定后，便写信要周恩来到东北去，跟随自己继续读书。

1910年春，周恩来随同回家探亲的三堂伯周贻谦来到奉天省银州（今铁岭县），在他家寄居，并入银岗书院（初级小学）读书。这年秋天，他移居奉天府（今沈阳市）周贻赓家，入新建的奉天第六两等小学堂（辛亥革命后改名为东关模范学校）丁班学习。这是一所刚开办不久的比较新式的学堂。课程包括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格致、英文、图画、唱歌、体操10门。

在东关模范学校两年间，周恩来“肆力学科，兼好读散文小说及新闻杂志”，各课成绩都名列前茅。由于广泛阅读《史记》《汉书》《离骚》等书籍，周恩来的作文尤受老师赞许，常被批上“传观”二字，贴在学校的成绩展览处，让同学们观看。其中，国文教员赵纯在批阅周恩来的作文时，对周围的同事感慨地说：“我教了几十年的书，从没见过这样好的学生！”

当时，中国的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东北更是帝国主义在华争夺的重点。1904年至1905年，日本和沙俄在东北进行了一年半之久的日俄战争，使数十万无辜的中国人惨遭战争劫难。1910年，日本吞并了与东北仅一水之隔的朝鲜，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在具有进步思想的老师的影响下，周恩来先后阅读了陈天华的《警世钟》和《猛回头》、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的《革命军》等革命书籍。他自己还订了当时奉天出版的《盛京时报》，养成了每天坚持读报，关心国事的习惯。

随着认识的深入，周恩来的思考越来越深入。怎样把人民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怎样使中华民族得到振兴？这使周恩来无法平静下来，并开始了艰辛的求索。1911年，在一次修身课上，老师问学生：读书是为了什么？同学中有的说是为了帮父母记账，有的说是为了谋个人的前途。周恩来坚决地回答：“为了中华之崛起！”这一年的10月，当听到辛亥革命爆发，推翻清朝统治的消息后，周恩来在学校率先剪去象征清朝臣民的辫子。在他的带动下，许多同学也都纷纷剪掉了辫子，表示同清朝政府决裂。

1912年10月，周恩来作《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文中提出：教与学的目的，都是为国家造就人才，使国家富强起来。他写道：“吾全校之诸同学乎！吾人何人，非即负将来国家责任之国民耶？此地何地，非即造就吾完全国民之学校耶？圣贤书籍，各种科学，何为为吾深究而悉讨？师之口讲指画，友之朝观夕摩，何为为吾相切而相劘？非即欲吾受完全教育，成伟大人物，克负乎国家将来艰巨之责任耶？以将来如许之重负，基础于小学校三四年中，同学，同学，宜如何奋勉，始对之而不愧哉？”

为了论述怎样才能把教育办好，周恩来提出了明确的建议。具体而言，校长和教师则“当殚其聪明，尽其才力”“求整顿宜重实际，务外观先察内容，勿自隳行检，以失人则效；勿铺张粉饰，以博我名誉；更勿投身政界党会，谋利营私，以纷扰其心志，而日事敷衍”“为学生择良教材，教习为学生谋深造就，守师严道尊之旨，除嚣张浮躁之习。注重道德教育，而辅之以实利美感，更振之以军国民之精神”。学生在学习中应奋勉学习，“深究而悉讨”“慎思而明辨”“受完全教育，成伟大人物，克负乎国家将来艰巨之责任”，并充满感情地说：“吾恐同学之智识亦无由新，道德亦无由固，而欲丛人才、蔚国器，难矣。”

这是现在保存下来的周恩来最早的一篇文章，充分表现出他的高尚志向非凡才能。国文教师看后，欣喜地评价道：“教不如此不足以言教，学不如此不足以言学，学校不如此不足以言学校，文章不如此不足以言文章。”“心长语重，机畅神流。”1913年6月，这篇文章被评为甲等作文，在奉天省教育品展览会上展出。同年，作为范文收入《奉天教育品展览会国文成绩》一书。1915年，上海进步书局出版的《学校国文成绩》和上海大东书局出版的《中学生国文成绩精华》等书，均收入这篇作文。由此，足见这篇文章的优秀程度。

从江淮平原来到白山黑水的东北，使周恩来的生活环境发生了极大变化。为了适应东北的环境，他无论冬夏都坚持室外体育锻炼，强健了体格，并习惯了吃高粱米。此外，作为南方来的学生，他还克服了陌生环境的影响，学会了结交各方朋友。不同于旧式私塾的新式教育，更是使他的视野开阔了很多，为他之后的进步打下了良好基础。因此，这是周恩来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后来回忆说：“十二岁的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

（摘自《湘潮》2017年第3期，原题为《周恩来的学生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