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萍的《满江红·痛悼周恩来总理》

张爱萍将军多才多艺，擅书法、好摄影、工诗词，尤其诗词成就最高，按其自己的话来说是“闲情自得好打油”。1991年出版的《神剑之歌——张爱萍诗词、书法、摄影选集》就选收诗词260余首。淮安周恩来纪念馆珍藏着张爱萍1996年书写的一幅行草《满江红·痛悼周恩来总理》。该词的内容却是写于1976年1月8日。那天，国防科委及七机部要召开8000人大会批判张爱萍，结果批判会没有开成，张爱萍怎么也没想到原来是周总理去世了，便在301“医院的病房里含着热泪低吟了一首《满江红》为他送行”：

愁雾弥天，江海水、怒号翻滚。举世恸、追思勋业，马列开逡。为国为民孺子牛，任劳任怨绝代尹。艰难际，大任系安危，何驾云！

惊雷震，天地忿，朔风烈，泪雨淋。四十六年前，重军路引。难忘少年谆教诲，常忆征途亲指领。提劲旅，打破核垄断，攀万仞。

张爱萍填词《忆秦娥》最多，至少有五首，而《满江红》共有三首。早在1951年4月14日参观杭州西湖岳庙后就填词《满江红·岳庙》。1965年元旦在榆林港填词《满江红·游天涯海角》。1976年《满江红·痛悼周恩来总理》上阕抒情，颂扬总理，直抒胸臆，意思容易理解；下阕忆旧，涉及到张爱萍与周恩来交往的特殊经历，较难理解。20年后，即1996年1月，张爱萍写的《常忆征途引路人》讲述了周恩来对其革命生涯的指引，可以看作是对1976年这首词的最详细、最真切的解释。

“四十六年前，重军路引”是指：“1930年，我在红十四军，在一次战斗中左手腕被打断，我被送到上海治伤。伤愈后，在我的请求下，周恩来同志改变了原来要我留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决定，同意我从上海到苏区去当红军。这成为我以后在漫长的革命道路上能够从事军队工作的一个关键。”1930年8月，张爱萍就写诗《治伤》：“左臂残无妨，右手可持戟。难得知我人，重踏新天地。”“知我人”即指周恩来。9月、10月，张爱萍参加了周恩来和聂荣臻为前往苏区的同志举办的军事训练班，学习后被派往中央苏区。“难忘少年谆教诲”是指：“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我调到少年先锋队中央总队部任总队长。少先队的总党代表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兼任。从此，我和他在工作中有了直接接触，亲身受到他的教益。我上任第一天的深夜，他就打来电话找我去谈工作。此后，我便常常在夜里接到他的电话后，从小山坡走向他那间闪耀着熠熠灯光的小屋去汇报工作，聆听他的指示和教诲，常常在摇曳的竹影里和他一起迎来黎明。”

“常忆征途亲指领”是指：长征到达陕北后在瓦窑堡，抗战时期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1955年调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后在北京，“我受到周恩来同志亲自教诲指导”。1938年3月初，周恩来派张爱萍以八路军代表身份赴徐州会见李宗仁，并说：“相信你能不辱使命，说服李宗仁先生。”张爱萍到徐州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建议李宗仁在济南以南，徐州以北同日军打一仗，指出这既可提高桂系的声望和威信，又可破灭蒋介石欲假日本人之手排除异己的企图。李宗仁于5月23日发起了台儿庄大战。1964年，李宗仁回国后，在陈毅元帅招待的一次宴会上，还记起了当年周恩来派来的这位八路军高参。

“提劲旅、打破核垄断，攀万仞”是指：“周恩来同志知人善任。为了完成研制战略核武器的艰巨任务，他集中了一大批组织者和实干家，把这些领导干部和科学家们团结在中央的周围，听取他们的意见，解决他们的难题，使他们各得用武之地。”1962年11月，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的中央专委会成立，主要任务是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和加速核武器研制，专委会主任为周恩来，专委会成员共十五人包括张爱萍。中央专委会是建国以来级别最高、权威最大的工程指挥部。1964年10月16日，作为首次核试验委员会主任委员和试验现场总指挥的张爱萍在试验场向北京中南海的周恩来电话报告：“核爆炸成功了！”这天，张爱萍填写《清平乐·我国首次原子弹爆炸成功》。张爱萍后来一再地说：“应该说，原子弹，是周恩来一手抓出来的！”

文革中，张爱萍在关押期间跌断了腿，周恩来批准入院治疗，因未解除监禁，化名“张绪”。1972年11月上旬，在人民大会堂一个会议的间隙，周恩来问总参两位领导人：“这么多年了，还没有把张爱萍的问题搞清楚吗？中国共产党内有那么多叛徒特务，今天我们还能坐在这里开会吗？”11月22日，周恩来批准解除监护。

1976年1月8日原定对张爱萍的批判大会因周恩来逝世而取消。张爱萍后来曾经说：是总理在保护我，用他的走来免除我的一场灾难。然而，这个代价太大太大了！我宁可用自己的生命换来总理的健康。《满江红·痛悼周恩来总理》既抒情，又忆旧；既抒发了对周总理的情感，又艺术地再现了与周总理的交往经历。7月7日，朱德逝世，张爱萍又赋诗《悼念朱总司令》。这一词一诗都“扶正祛邪，激浊扬清”，诗风“豪壮而苍凉，雄奇而沉郁”，都是时代的折光、历史的回声。

1976年，《满江红·痛悼周恩来总理》并未公开，公开并且流传甚广的是清明节期间在天安门广场的《满江红·敬周试作》（作者不详），该词与“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都被编入了供毛泽东看的内部刊物《情况汇编》。

张爱萍曾任新四军3师副师长(1944年彭雪枫牺牲后，任师长)兼苏北军区副司令员，其“抗战岁月，一半在淮北；一半在苏北。”位于苏北平原的淮安既是新四军军部所在地，也是中共中央华中分局所在地。张爱萍在淮安战斗了三年，还拍摄了大量照片。1992年，周恩来纪念馆在淮安建成开放。张爱萍一生没有来过纪念馆，但对纪念馆帮助很多。1992年初，纪念馆征集到一份1934年的文献，全名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少年先锋队中央总队部为目前形势告全体队员书》。文末署名是：“总队长张爱萍”，“党代表周恩来”。纪念馆研究人员秦九凤设法与张爱萍联系，张爱萍嘱秘书先后回了2封信，介绍了这份文献的来龙去脉。1995年，这份文献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在周恩来诞辰90周年的1988年，周恩来故居和淮安市（县级）文联联合征集书画作品，张爱萍书写了《满江红·痛悼周恩来总理》，并寄给淮安，但却查无所踪。1996年1月10日，周恩来逝世二十周年之际，纪念馆又收到了86岁高龄的张爱萍重新书写的《满江红·痛悼周恩来总理》。为了怕邮寄丢失，这次是派两位武警携卷直接送到淮安。1996年，纪念馆创办了馆刊《丰碑》，张爱萍为之书写了“丰碑”刊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