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进入第一代领导核心的必然性

　　摘要：中共早期领导层有四大领袖群体：学者革命家群、青年知识分子群、工人运动领袖群、农民革命斗争领袖群。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三大基本问题上的突出贡献，是周恩来较早走进中共最高领导层的基础性原因。毛泽东最了解中国，最了解农民，这决定了革命第一阶段——新民主主义阶段党的领导核心非他莫属；周恩来以他对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独具特色中国革命道路的极早认识、大力宣传和推行，使他顺理成章地成为第一代领导集体毛泽东的主要助手。

　　关键词：第一代领导集体；周恩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层

　　一、中共早期的领袖群体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共产党人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历程。建党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在“问题”与“主义”论争中，认清了中国要走“劳农革命”即十月革命之路。然而这条道路如何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怎样结合？这“结合”的文章很大，正是这个“结合”成为中共早期领袖的兴衰成败的关键。

　　在船山、岳麓“实事求是”湘学精神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毛泽东，建党前就提出“旗帜务取鲜明，而着步尽宜按实”[1]，“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2]，后来在此基础上发展为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调查研究的思想路线。此后的实践证明，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艰难曲折的探索道路上披荆斩棘，从山重水复到柳暗花明，不断走向胜利的唯一的一条正确的“结合”之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并接受这一唯一正确的结合之路，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付出了血与生命的代价。而中共领袖们在探索革命道路，选择自己的领袖，并优化组合的最高层领导班子，其关键也正在于这个“结合”。

　　最早成为中共领袖人物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启蒙运动和党的创建过程中发挥巨大作用的学者革命家群，代表人物是陈独秀、李大钊、李达等人。如果说陈独秀在“科学与民主”的旗帜下广泛宣传马列主义，对党的创建功不可没的话，那么，在十月革命的经验与工农运动、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这一原则问题上，他迷失了方向。正如共产国际当时的负责人拉狄克1922年11月所指出的那样，表现出难以“走出孔夫子式的共产主义学者书斋”[1]，在实践与行动方面，缺乏独立自主的适合中国具体情况的纲领和指导方针。一方面对共产国际不切实际的指导抵制乏力；一方面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风暴中，在领导权问题上过分迁就退让。教条地照搬俄国革命的模式，发展成自觉不自觉地放弃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领导权的“二次革命”论，一方面在国共合作中没能处理好合作与独立，团结与斗争的关系，讲联合时往往忽视斗争；另一方面在国民革命中，没能处理好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讲反帝反封建的国民运动时往往忽视阶级斗争。在作风上又陷入家长制，最终在“结合”上归于失败，被历史无情地抛出政治舞台。而走出书斋的李大钊过早牺牲，李达、李汉俊不久也因学究气而落伍。陈独秀多次号召党要“从研究的小团体到群众的政党”，但他始终没有找到通向群众政党的正确道路。

　　陈独秀为代表的学者革命家群退出历史舞台之后，中共领导层还有四种不同类型的领袖群体。具有国际考察学习背景的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以瞿秋白、周恩来为代表，他们对俄国革命和资本主义作过深入的考察，确认中国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他们作风扎实，态度严谨，但对本国的情况缺乏深入的研究，更缺乏实际斗争的经验。但他们勇于实践，因此其后几十年，中共许多重要领袖产生于这批革命家中，如朱德、陈毅、邓小平、李富春等。另一部分是以王明、博古、张闻天为代表的从中山大学走出来的青年革命家，他们既无实际斗争的经验，在国外对资本主义也少有人作过深入的考察与研究，他们熟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和布尔什维克的原则，他们其中的许多人，后来在革命的实践中，能扬长避短，磨炼成为党的中坚甚至是党的著名领袖人物如张闻天、刘少奇、任弼时，但其中受王明宗派主义影响的少数人，曾经窃取党的领导权，给革命造成巨大损失。以上这两部分领袖人物，都属于青年知识分子革命家群。另外还有两批人：一批是工人运动的领袖人物，代表人物有向忠发、苏兆征、顾顺章、邓中夏等人；另一批是致力于农民运动，没有国外考察学习背景，但却对中国国情作了深入的调查研究，自始至终置身于革命斗争实际第一线，成为农民运动的领袖人物，代表人物是毛泽东、彭湃。历史是公平的，这几种不同类型的代表人物，由于历史的机遇不同，他们的代表人物都先后成为中共最高领导层的主要领导人，但他们都曾以在“结合”问题上的不同表现，给党和革命事业带来了不同的结果，而其代表人物个人的历史命运也各不相同。

　　在同国民党右派、陈独秀右倾错误倾向的斗争中，瞿秋白被推举为党的领袖。瞿秋白较早发现并严肃批判陈独秀脱离工农运动，放弃革命领导权，以及“二次革命论”的错误，较早地支持毛泽东、彭湃等人的农民运动，赞赏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在国民党右派叛变，中共处于危难之中时，他与周恩来、罗亦农等人，通过坚决果断的斗争，挽救了党。他民主作风好，在中共历史上形成了最早的包括他和周恩来、李维汉、苏兆征、罗亦农等人组成的、团结协作比较好的领导班子，但正如瞿秋白在检讨自己错误时说的，“我的毛病是与工农群众接触少，没有第一线斗争经验，因此不能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去”[3]。这种先天的不足，使他在批评陈独秀对国民党右派的妥协退让时，把整个资产阶级都视为革命的敌人，表现为“左”的倾向。这一倾向为以后“左”的错误开辟了道路。

　　在批判陈独秀、瞿秋白两位出身知识分子的领导人的错误时，党内出现了全盘否定知识分子的倾向。党的六大竟提出并确认“党部指导机关工人化”和“干部工人化”是“唯一正确”的方针[1]。陈独秀之后，瞿秋白、周恩来又处于被批评的位置上，党内缺乏深孚众望的领袖人物，宗派现象有所抬头。正如周恩来所说的，“那时机会主义的代表是张国焘；盲动主义的代表是瞿秋白同志，两人争论不休。后来布哈林出来讲话，说就是你这两个大知识分子在吵架，再吵就把工人干部提拔起来代替你们。”[4]于是瞿秋白之后，中共曾很幼稚地选了一个工人代表向忠发作为总书记。两位知识分子领导人的失误，使中共走向反知识分子的另一极端。作为历史的无情嘲弄，反知识分子的倾向恰恰导致知识分子的“秘书长专政”：作为中共政治局常委秘书长的李立三，成为“秘书长专政”的代表人物。向忠发挂名，周恩来出国，李立三成了事实上的领导核心。李立三从陈独秀后期片面地听命于共产国际，到他的置共产国际的正确意见于不顾，而且他既没有瞿秋白的民主作风，而家长制又比陈独秀有过之而无不及，致使他的教条主义、“左”倾盲动主义，不承认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处于低潮，妄图通过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夺取中国革命的“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给党的事业造成重大损失。向忠发的被捕叛变，说明机械的唯成分论幼稚可笑；李立三的失误警示着教条与盲动是中国革命的重大隐患。李立三又一次在“结合”问题上，让中共和中国革命事业遭到重大挫折。

　　由于瞿秋白的缺乏实际斗争经验和党内的反知识分子倾向，导致向忠发这个“平凡可笑的人物扮演了英雄角色”（马克思），导致李立三专权；由于李立三的“反国际”和盲动主义造成重大损失，给王明宗派团伙以可乘之机。向共产国际代表讨好献媚以骗取信任，没有合法的手续，窃取党的领导权的王明等人，自命“钦差大臣”，满口马列主义的词藻，哗众取宠，蒙蔽群众，残酷打击犯错误或意见不同的同志，以控制全党。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倾向，加上在这一段时间内共产国际指导上的失误，他们企图在中国“克隆”俄国革命，致使这批有俄国镀金背景、言必称马列，以“百分之百（共产）国际路线”自夸的青年革命家，在“结合”问题上再食苦果，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最为惨重的损失。

　　以毛泽东、彭湃为代表的另一批从旧社会脱胎而来的青年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家，始终坚持在国内斗争的第一线，注重本国国情的调查研究。彭湃是我党最早在农村开展农民运动并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农民革命家；毛泽东在研究国情方面则更为突出，他说，“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够，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5]。他不仅“读有字之书”，更注重“读无字之书”。他曾在安源等地考察、指导工人运动。1925年秋他又致力于农民运动，先后对湖南、广东、江浙的农村与农运，作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写过一大批调查报告和研究论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这些文章都成了中共历史上的经典文献。更为可贵的是八七会议后，瞿秋白有意留他在中央工作，但他坚持到农村第一线去组织秋收起义，领导农民武装斗争。正是由于他们深入研究国情并置身于革命斗争的第一线，特别是致力于农民革命斗争，他们才最早、最深切地认识到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毛泽东这位被王明等讥笑为“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实际斗争中成长起来的领袖，他总结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崭新经验，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二、走进中共核心领导层的周恩来

　　作为青年知识分子革命家群的代表人物之一，周恩来以“大江歌罢”的激情、“邃密群科济世穷”的壮志，1917—1919年东渡日本，1920—1924年他抱着“为中华之崛起”、“改变中国社会”[6]的宏图来到欧洲，他先后到过法国、美国、德国、苏联……对西方的资本主义和俄国革命都曾作过深入的考察与研究。这一点，与毛泽东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正如他向国内朋友通报来法同仁情况时所说：“经过长期的探索与讨论”，最后“选择了共产主义”。“1921年10月刚过，我们就做出了正式决定”。他在给天津觉悟社朋友的信中，谈到自己的思想变化：“觉悟社的信条自然是不够用，不明瞭……我方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而我现在得有坚决的信心了”、“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6]，马克思主义是值得信奉的科学，这如同人们“信奉爱因斯坦的定律一样”[6]。

　　周恩来是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之一，而且实践证明他是中共这个早期组织的卓有成效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在异邦的土地上，他被一帮比在天津见到的还难对付的学生拥立为领袖，他们相处融洽。他领导解决了各种问题，例如学生承认双边政府的合理的贷款，充分利用欧洲教育机构，协调国共两党的关系，促进欧洲政府对中国侨民的了解等等。”[6]“没有人怀疑周恩来在解决中国人的争执、甚至派性问题时表现出的灵活性，也没有人怀疑他那永恒的吸引力和精湛的处世技巧。”“准确地说，在周恩来旅欧的最后几个月里，人们要求他运用这种卓越的技巧，把所有争执不休的中国学生帮派统一在一个爱国的政治纲领之下。”[6]周恩来在团结共产党与国民党影响的在巴黎的两派中国学生方面，施展了出色的才干，为国共合作做出了贡献。周恩来也因这一出色的统战才能奉调回国，出任当时极重要的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和军事部长，从事革命统一战线的工作。

　　1924年9月，周恩来来到大革命中心广州。在任广东区委委员长仅3个月的时间里，他支持孙中山北上，扩大国民革命的影响；筹组大元帅府铁甲车队，组建了实际由中共党员直接掌握的第一支武装力量，后成为北伐军叶挺独立团的前身。其后，他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他的井井有条、富有创造性的工作，特别是他直接参与领导国民革命军的东征和东江革命根据地建设所积累的宝贵经验，成为后来中共军队建设的宝贵财富。北伐战争，他胜利地组织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为革命武装力量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做出了开创性的有益探索。中山舰事件前夕，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的嘴脸开始暴露，周恩来、毛泽东、陈延年、李富春等人，是最早察觉并揭露其阴谋、组织反击而未得陈独秀和苏联顾问支持的中共早期领导人。1927年5月中共五大召开，由于周恩来在广东领导军事工作和在上海领导工人武装起义的贡献和所表现出来的才能，得到全党的了解和承认，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接着改任军事部长，1927年5月29日任中央常委，参加中共中央的核心领导工作。当时的中共中央常委会由陈独秀、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瞿秋白组成。由于他在国共合作大革命中的突出贡献，短短两三年，周恩来从1924年9月回国时中共的一位中层领导干部，一跃而成为国共两党中有着广泛影响，并已成为中共最高领导层的核心人物。“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大基本问题。周恩来在广东革命根据地工作期间，在这三个问题上都做出了创造性的探索和尝试，取得可贵的经验”[7]，这是周恩来能够较早走进中共最高领导层的基础性原因。

　　周恩来是中共核心领导层中从陈独秀到毛泽东，伴了六位总书记的唯一的一位领袖人物。他经历了党内历次同错误倾向、错误路线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他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与时俱进。他是中共领袖人物中唯一一位较早进入最高核心领导层并能终身保持的极罕见的领袖人物。他与毛泽东、瞿秋白等人，是中共高层领导人中最早察觉陈独秀教条、右倾、放弃革命领导权，并与之斗争的领导人。1926年1月国共合作达成、国民党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重要领导人出席了这次大会。当时共产党领导对于自己在这次大会上应采取什么策略是有争议的。“周坚持共产党应保持自己的独立性”[6]，这与毛后来批右倾投降“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他与毛泽东共同抨击国民党右派，与陈独秀的错误作斗争。当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四一二”叛变后，“陈独秀批评周没能说服工人解除武装，结果才使蒋的部队找到了残杀他们的借口。然而，周回答说，共产党不是要过早地放下武器，而是应该加强军事力量。这样，作为一个政党，他们才能确保自己的独立。”[6]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周恩来等曾经尝试过进行一次最后的努力来挽救革命——发动湖南农民暴动。”周恩来作了精心策划并做了大量准备，但最后由于外国同志“听了一个不关重要的报告，认为我们自己在湖南的势力已完全瓦解，暴动为不可能，对于前次决定之款完全翻腔。于是军部周恩来与（国际代表）鲁（罗）易大闹一场”[8]。湖南暴动计划被取消，陈独秀主持下的中共中央完全处于不知所措的慌乱之中。1927年7月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改组：成立临时中央常委会，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组成。陈独秀离开领导岗位。由于蒋介石残酷屠杀共产党人，临时中央的任务十分繁重，既要紧急撤退大批党员，把他们迅速转入地下，又要组织反击国民党右派的斗争。“在五人临时中央内，李立三、张太雷已去九江，李维汉刚从湖南来到武汉，张国焘又是一个爱说大话、少干实事的人，这副重担自然落到周恩来的肩上。尽管时间匆促，人心那样动荡不安，周围的环境又那样险恶，周恩来始终沉着地、有条不紊地工作……使各项工作在新的条件下又能有秩序地进行。”[7]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又考虑了周恩来军事工作的经验，中共中央断然做出由周恩来领导发动南昌起义。

　　周恩来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中最早认识革命武装至关重要的领导人。1922年12月他在《少年》上发表的文章中说过：“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7]1924年11月在任广东区委委员长时，经孙中山同意，组建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徐成章、周士第为正副队长，廖乾吾为党代表，这是第一支由中国共产党人掌握的武装力量。同时，他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他的创造性工作创造了政治建军的许多新鲜经验。1925年10月他参加了反对军阀陈炯明的第二次东征，在他的指导下开展声势浩大的政治宣传运动。“部队纪律严明，不许拉夫、不强占私房”，“由于周的影响，据说五个师中有四个师的政治工作是由共产党掌握的。”不久，他被提升为特派员，负责东江汕头一带的工作。其时，27岁的周恩来“身穿漂亮的国民革命军服，系一条时髦的萨姆布朗武装带。他是蒋介石武装部队的政治领袖，也是国民党最大占领区的主要负责人。”东征中，周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组织了第一独立团。他还第一次自诩，这是一支归属自己领导的精锐部队[6]。1927年3月21日他成功地组织领导了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这是中国革命史上、工人运动史上武装斗争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正是周恩来这些关于革命武装斗争的理性认识和实践经验，在当时党内是无可替代的，周恩来成为领导中共以革命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右派反革命武装的中心人物，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的创始人之一，并在后来成为中共军委的长期领导人，这绝不是偶然的。

　　上世纪30年代的毛周关系是近十多年来周恩来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1935年叛变投敌的原红军将领龚楚50年代在香港出版《我与红军》一书，大肆攻击周恩来，说周恩来到苏区衔“左”倾中央之命去“清算与斗争”毛泽东，他到苏区夺了毛泽东的党权与军权。美国名记者索尔兹伯里也提出：“如果说，没有证据表明周恩来支持博古和李德要搞掉毛的阴谋的话，也没有证据表明周恩来曾参与反对此种阴谋。”[9]十多年来，许多专家就此问题作了深入研究，加上有关资料的公开，现已得出如下共识：“索氏的第一句话基本正确，但不是‘如果’，而是找不出任何证据来，‘表明周恩来支持博古和李德要搞掉毛的阴谋’；索氏的第二句话则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可以找到很多证据来，‘表明周恩来参与反对此种阴谋’。”[9]中央苏区时期的周恩来，面对王明宗派团伙及其控制临时中央的少数人，排挤打击毛泽东，他处于两难之中：一方面他不能不执行临时中央拉大旗作虎皮，要他贯彻执行国际路线的指示；一方面又因从实际出发，认识到毛的正确，不能不尽可能维护毛，使毛尽可能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他因此被斥责为“调和主义”而受到批判。“人们从胜利中认识了毛泽东，在失败中又进一步认识了毛泽东”[10]，周恩来是中共这一类领袖人物的代表。遵义会议，周恩来义无反顾，推举职位和影响都不如他的毛泽东。周恩来后来回忆说：“在那种关头，只有坚定不移地跟毛主席走。”[11]周恩来在历史转折关头，选择并推举毛泽东，是他，也是全党的历史性抉择。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历史性地位，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的关键作用，也从此确立了他本人的历史性地位。

　　周恩来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中，也有着突出的贡献。1924年他在法国谈到“国民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的关系时就说过：“不走到第一步，何能走到第二步？”[7]这是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中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关系的最早表述。周恩来还是中共早期高层领导人中最早认识中国革命的基本特征，并关注土地革命与农民游击战争重要地位的领导人。八七会议，中共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总方针。但其后的瞿秋白、李立三，由于缺乏实际斗争经验而陷入教条主义和盲动主义，错误地鼓吹“一切的斗争都是暴动，无往而不暴动，一切解决于暴动”。没有全面地贯彻党的八七会议所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更没有真正理解毛泽东同志在八七会上所提“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一论断与他同时所强调的土地革命的内在联系。经过南昌起义失败磨炼的周恩来，是中共在这方面较早有比较全面理解的高层领导人。1927年12月18日他在由他起草的中央给浙江省委指示信中指出：今后工作重点，是迅速恢复和建立党和工农群众组织，指导他们“发展广大的乡村游击战争和城市工人的日常斗争”。“这一种斗争必须是群众的，然后才能发展到暴动局面。”“只要有了得力的党的组织的领导，割据的暴动局面是可以创立起来的。”[7]1928年3月他受中央委托，到香港纠正李立三在处理广州起义善后问题中“左”的错误时，“指出起义失败原因是敌强我弱，没有争取广大农民配合，在战斗形势不利时又没有及时撤退转往农村。”其后他又“对广东土地问题和党的组织状况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这在“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中一时还很少有人这样去”研究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7]。1928年4月28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土地革命问题时说，“因为农民占了一个重要的因素，所以与俄国的不同”，他批评那些只重视城市工作而忽视农村土地革命走向深入的观点时说：“过去城市工作的确不好，但在中国形式下很适宜的配合是很困难的。要这样，必致引到乡村（对城市）的等待，这是不好的。”他认为，现在需要加紧农村工作和城市工作的配合[7]。1929年3月17日他在给贺龙和湘鄂西前委的信中指出：“目前所应注意者，还不是什么占领大的城市，而是在乡村中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故你们此时的主要的任务，还在游击区域之扩大，群众发动之扩大，故不应超越了主观的力量……而立刻企图占领中心工商业的城市。”[7]这是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明确表示党的工作应由城市转入农村的最早表述。1930年4月他赴莫斯科途经德国，应德共约请，他在《赤旗报》上以陈光笔名发表的文章中说“农民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是今日中国革命的主要特征”[7]。周恩来的上述观点，受到当时实际主持中央工作，坚持“城市中心”的向忠发、李立三等人的误解，准备待他回国时“有一次激烈的论战和斗争……政治问题解决后，恩来同志可以去北方局负责”[7]。1930年7月16日共产国际听取了周恩来的报告，通过《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1930年8月19日周恩来回到上海。他通过耐心的说理和具体的分析，终于把李立三等人说服了。在接着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着重强调了建立并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他说：“根据地决不是割据、保守，而是站住脚跟，一步一步的有力的发展。”“在中国什么地方最适合作苏维埃的根据地？赣西南、闽粤边等处，不仅有广大的苏维埃区域，而且有党的基础，有广大的群众，巩固这许多地方以向着工业中心城市发展。在策略上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因为在这许多区域不仅是敌人力量最弱的地方，而且有党所领导的广大基础，党将这力量巩固起来。”“中央过去特别指出割据的错误，因此对于根据地这一点确实注意得比较少。我回国后，与特生（向忠发）、柏山（李立三）两同志谈话后，都认为这是工作的缺点。”[7]

　　周恩来指出这一点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几年来，临时中央一直把城市作为全部工作的中心，而对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抱着轻视的态度，并曾在给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信中把周恩来此前提出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主张斥为“割据观念”。“周恩来在引导全党重视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这个根本性问题上是走在前列的，做出了重大的贡献”[7]。特别应该提出，也是最具代表性的是1929年9月在由陈毅代中央起草，由周恩来审定的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九月来信）中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如有人怀疑红军的存在，他就是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实际，就是一种取消观念。”[7]这是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的最早概括。这一有着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革命道路，由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工农红军坚持农村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所创造，由当时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周恩来等人最早概括出来，其意义是深远的。它不仅揭示了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且还预示着遵义会议以后，中共将走向以毛泽东为领袖、周恩来为主要助手，以毛—周合作关系为主导关系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历史必然性。

　　时势造英雄，革命塑造历史巨人。周恩来走进中共最高领导层，并能成为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固然是历史使然，但也同他本人的特质有关。周恩来1927年5月进入中央领导岗位，他与瞿秋白、毛泽东等在同国民党右派、陈独秀右倾错误的斗争中，成为瞿秋白为首的党中央的核心成员。瞿秋白及其后来的李立三的盲动主义错误，因周恩来参与并支持他们的工作而有份。六届三中全会，他被指责为“调和主义”而受到批判。王明宗派团体篡夺党的领导权时，曾想把周恩来排挤出领导层。在六届四中全会上，有人提议在决定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退出中央政治局的同时，周恩来也应该退出中央政治局。但周恩来卓越的领导才能为全党公认，周恩来的品德和为人也是为众人称道的，因此，表决的结果，8票赞成周恩来退出，18票反对周退出，多数信任他。会上一位政治局委员发言：“周恩来同志在调和路线上有很大的错误，但是他在我们党里人才上，是很大多数知道的……军事上，在党的组织上，是否还有第二人呢？”[1]周恩来卓越的组织才能、领导才能和他的人格魅力，是他进入中共最高领导层并能终身保持的最基本的内在因素。

　　毛泽东最了解中国，最了解农民，对中国国情特别是中国农民有着最深刻、最透彻、其他领导人难以企及的了解，这决定了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党的领导核心非他莫属；周恩来以他在中共早期的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特别是他对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独具中国特色的中国革命道路的极早的认识、理解和大力宣传、推行，使他顺理成章地成为第一代领导集体毛泽东的主要助手。周恩来对西方资本主义作了最深入的考察，是中共党内最早关注苏联经济建设、对新中国经济建设有着深入地研究，并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的第一人。在中国革命的第二阶段——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特别是毛泽东晚年陷入“左”的错误的时候，“周挡住要求一步登天的过激派的反对，坚持推行一种逐步实现经济现代化的纲领。”[12]使之成为党和国家支撑全局的擎天大柱。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两个不同阶段，毛周合作并各自显示了自己的优势，使他们的合作相得益彰。台湾学者邓维贤认为：“毛周的成就有相当程度的重叠；而邓（小平）最重要的成就，周则有‘助产’的功劳。”[13]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揭示毛的优势更有助于我们审视历史；揭示周的优势，更有助于我们瞻望未来。尼克松深刻地指出：“周的政策的生命力超过了他的寿命。”[12]关于周恩来“你未能看到的常常比你能看到的要更有意义”[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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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冯建辉.从毛泽东到陈独秀[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21；28；63；97.

　　[2]李锐.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M].北京：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49.

　　[3]忆秋白[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93.

　　[4]周恩来选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81.

　　[5]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北京：三联书店，1979.126.

　　[6]迪克·威尔逊.周恩来传[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46；53；55；65；61；77；82；76.

　　[7]金冲及.周恩来传（1898—1949）：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121-122；167；170；104；95；195；198-200；201；240；260；267；268；269；238.

　　[8]中共党史报告选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117-118.

　　[9][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150-151.

　　[10]遵义会议文献[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11.

　　[11]中央文献研究室二部.周恩来自述[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2.176.

　　[12][美]理查德·尼克松.领导者[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338；365；363.

　　[13]中外学者再论周恩来[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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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汪浩（1942-），男，江苏涟水人，淮阴师范学院周恩来研究所所长，江苏省周恩来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哲学、中共党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