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惟一安排过工作的亲属

　　周恩来坚持清正廉洁、克己奉公、艰苦奋斗、甘于奉献的革命精神，影响和带动了家庭、亲属以及身边的工作人员，成为全党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学习的楷模，体现了人民公仆的本色。

　　他虽身居高位，但对自己的亲属要求非常严格，制定了数条家规：外地亲属进京看望，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住宿费我们支付；一律到国务院机关食堂排队就餐，有工作的自付伙食费，没工作的我们代付；不许请客送礼；在任何场合都不能说出特有关系，不要炫耀自己；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等等。但是，在周恩来众多的亲属中，周嵩尧是惟一“破例”被周恩来安排工作的亲属。

　　周嵩尧，周恩来的六伯父，原名周贻良，后更名嵩尧，生于清同治十二年，是周恩来二祖父周昂骏的第三子，大排行老六，所以周恩来一直称他为六伯父。1897年，周嵩尧25岁时考中丁酉科第35名举人。建国后，周恩来在一次与亲属谈话时特意提到这件事：“我们上一代，还都去拜绍兴师爷，给人家做徒北，但没学好。只有二伯父、六伯父学得较好，六伯父中了举人，做了师爷，后来曾给袁世凯做过秘书，在中南海办过公。”

　　1929年，周嵩尧携全家移居扬州。“七七事变”后不久，扬州陷落。慑于他的才干和声望，日伪方面多次请他出山，要他为中日“亲善”效力。他愤而不应，坚持隐居。1946年当他得知七侄周恩来率中共和谈代表团抵南京时，顿时喜出望外，立刻到梅园新村与周恩来晤谈。后因时局维艰，和谈破裂，他才又辗转北返扬州。

　　周嵩尧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他不仅清正廉洁，而且书法、诗词及文物收藏、鉴赏等水平也很高。1953年他临终前将自己珍藏一生的20多件老古董遗赠侄儿周恩来。周恩来临终前，又遗言将这批古文物全部赠送给故宫博物馆，由故宫全权处理。1995年，这批19类23件文物已全部由故宫博物院移交周恩来纪念馆收藏。

　　1949年冬天，新中国刚刚成立，周恩来即致信六伯父周嵩尧，邀他进京。周嵩尧遂由扬州乘船经镇江换乘火车赴京，在中南海西花厅与七侄周恩来相见。周恩来一见六伯父就高兴地对他说：“这次来就‘既来之，则安之’了。”

　　解放初，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成立文史研究馆。文史馆聘请了一些曾在清末和民国时期担任过要职的政界人士和社会名流。他们在历史上都曾为国家和民族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解放前夕，他们又坚持留在大陆，表示拥护新的共产党政权。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欢迎他们继续发挥自己的余热，为人民大众做贡献。1951年6月，周嵩尧由政务院常务副秘书长齐燕铭推荐，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批准，被正式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周恩来在安排聘用周嵩尧这一工作前曾对他说：“你一生做了两件好事，人民不应该忘记：第一，你在江苏督军李纯秘书长的任上平息了江、浙两省的一场军阀战争，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免遭了战火的涂炭；第二，袁世凯称帝时，你没有跟他走，这是政治上很有远见的做法。现在人民当家作主了，应该考虑你为人民做点事。”周恩来正是出于这一考虑，才安排聘用周嵩尧为首批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的。

　　周恩来几次将周嵩尧请到西花厅来，向他请教一些历史问题，如清末民初政府各级机构之建制、各级官吏工资之安排等。周嵩尧皆一一给予耐心的讲解，他为自己能老有所为而感到无限欣慰。

　　周嵩尧虽然身在北京，“官职优闲”，生活上也有人照顾，却依然思念家乡，尤其是想回绍兴看看。可是周恩来考虑到，如果送老人回去，“当地政府一定会对他给予特殊的接待和照顾。这样无形中就会给当地政府增加负担，也影响人家正常工作”。“况且周恩来历来反对‘衣锦还乡’的旧习俗，他要树立社会的新风尚，给全党做出榜样”。所以婉言规劝六伯父周嵩尧不要回去。周嵩尧是个见过世面又十分识大体的老人，他马上理解了侄儿的意思，以后再也不向周恩来提任何个人要求。

　　六伯父的通情达理令周恩来十分欣慰。他更加关心周嵩尧，经常接周嵩尧到西花厅玩，有时给他买戏票送他去看越剧，有时邀他去颐和园坐船游昆明湖，他还多次嘱咐在北京的弟妹们：“六伯年纪大了，你们有空常去看看他，陪他说说话。”1952年3月，周嵩尧的独生子周恩夔在扬州去世，周恩来体贴周嵩尧老人丧子的心情，在征得周嵩尧同意之后，托人将他最疼爱的曾孙周国镇从扬州接到北京，一边上学一边陪伴老人家，由周恩来负责周国镇的生活及学杂费用。1952年8月周嵩尧八十大寿（虚岁），周恩来在西花厅设佳宴为他做寿。周恩来还特意系上围裙，亲自下厨房做了两道老爷子喜欢吃的家乡菜。为此，周嵩尧专门创作了一幅书法作品《兴诗四首》，赠与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以表谢意。

　　1953年9月2日，周嵩尧在北京去世，享年80岁。百忙之中的周恩来亲临北京嘉兴寺向他的六伯父遗体告别并主持入殓仪式。9月6日，周嵩尧出殡，周恩来因公务繁忙，无法分身，便嘱托邓颖超代表他前往送葬。邓颖超亲自送灵到北京东郊第一人民公墓，并为周嵩尧的墓培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