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立下"十条家规" 家庭会议严讲"过五关"

周恩来，一个没有遗产、没有后嗣、没有墓地、甚至没有留下骨灰的人，一个从不希望为自己树立纪念碑的人，却在全国人民心中树立了永恒的丰碑。

海棠依旧，家风永存

“襟吴带楚客多游，壮丽东南第一州”说的是苏北平原中部，大运河畔，一座全国历史文化名城——淮安。在淮安市淮安区，有个古老的小巷，叫着驸马巷。离驸马巷一公里远，有一处古老的景点，叫着桃花垠。将驸马巷和桃花垠连在一起，是城区的一条小河。而在全国人民心中，将驸马巷与桃花垠联系起来是开国总理、全党楷模——周恩来。

周恩来的家风家规是无言的教育，是无字的典籍，充满了无声的力量。周恩来总理离开我们已40多年，但是人们还是常常想起他、说到他,伟人如在眼前，他喜爱的一树树海棠也宛若绽放身畔。

关于“周家”的三条指示

镇淮楼畔浮云白，驸马巷前夕阳斜。周恩来故居坐落在淮安市淮安区淮城驸马巷内，由东西相连的两个宅院组成，都是曲折的三进院。1898年3月5日周恩来诞生在这里。1910年，周恩来离开了淮安，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但周恩来把他幼年、童年的12年留在了故乡，这些院落仍然回荡着周恩来人生的第一串足音，仍然印刻着周恩来人生的第一段身影。

解放初，除周恩来诞生地三间房子外，其余的房子已是东倒西歪，瓦楞长草、破败不堪。1953年，旧居西边宅院的三间堂屋因年久失修有倒塌的危险，县委考虑到故乡人民的感情，对这三间堂屋进行了较大的整修。这件事传到了周总理那里。1958年，副县长王汝祥去北京时吃了批评，总理还特地写一封信请王汝祥转给淮安县委，信中说：“我提出两个请求：一是万不要再拿这所房子作为纪念，引人参观……二是如公家无别种需要，最好不要使原住这所房子的住户迁移。后一个请求，请你们酌办，前一个请求，无论如何，要求你们答应，否则，我将不断写信请求，直到你们答应为止。”

1973年11月17日，周恩来又让国务院值班室主任吴庆彤同志打电话到淮安县委办公室，正式传达了周总理关于处理旧居的三条指示：一、不要让人去参观；二、不准动员住在里面的居民搬家；三、房子坏了不准维修。第二天，县委常委会研究并决定：一、不动员住在里面的居民搬家；二、不维修房屋；三、县委在干部会上动员大家不组织、不带领人们去参观，并在当晚向国务院办公室作了汇报。11月30日晚，国务院办公室又来电话，说：“总理对县委决定的三点表示满意，以后要派人检查你们的执行情况。”隔了5天，国务院办公室又打电话给县委书记，询问对“三条”的执行情况，回答说“认真执行了。”

1974年8月1日，周总理见到侄媳孙桂云时，又当面询问“三条”的执行情况。孙桂云汇报说：“都执行了，但外地人千方百计找上门来，实在没有办法。”周总理问：“把房子拆了，你们搬个地方住，行吗？”在场的邓颖超表示支持，说：“拆迁吧，我们给钱。” 孙桂云说：“拆迁房屋要经政府批准，我们自己不好决定。”周总理点头说：“你们要劝说前来参观的人，叫他们到韶山去瞻仰毛泽东的旧居。”

立下“十条家规”

古人云：“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国有国法，才能长治久安；家有家规，才能教子成才。进入和平年代以来，周恩来家过去失去联系的一些亲戚来找的多了，他们中有的只是纯粹出于亲情，但是也有一部分人想托周恩来帮助办一些事情，这让他很伤脑筋。周恩来当场立下了“十条家规”，即：晚辈不能丢下工作专程进京看望他，只能在出差路过时才可以去看看；外地亲属进京看望他，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住宿费由他支付；一律到国务院机关食堂排队就餐，有工作的自付伙食费，没工作的由他代付；看戏以家属身份购票入场，不得享用招待券；不许请客送礼；不许动用公车；凡个人生活中自己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劳，自我服务；生活要艰苦朴素；在任何场合都不能说出与他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十条家规”虽然没有一句豪言壮语，却每一句话都坦荡无私，每一个字都掷地有声。“十条家规”的核心要义是不能搞特殊化。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上学时住在学校，一到周末，有的孩子有车去接，而她却只能挤公交车，心里就有些不平衡。于是便向伯父抱怨。对此，周恩来明确说道：“汽车是我为人民工作用的，我的工作需要，才用车。你们是学生，你们不能够享用，你们只能够自个儿坐公共汽车、走路或骑自行车，不能够享用公家为我配的车辆。”周恩来不仅不让家人用车，即使他接待外宾前去理发的路程都让工作人员按里程付费。在他看来，理发属于私事，支付车费是理所当然的。

周恩来是国家总理，管理着一个“大家”，他始终把自己当作人民的勤务员，以身作则，从自己做起，从自己家里做起，决不让亲属之事影响“大家”。侄儿周尔辉的父亲是烈士，周恩来将其接到北京抚养。当时北京办有干部子弟学校，是专门培养烈士、高级干部子女的。但周恩来没有让周尔辉上这样的学校，而是让他到普通的二十六中学住校学习，还特意嘱咐无论是领导谈话、填写表格，还是同学交往，千万不要说出与他的这层关系。后来，周尔辉在北京钢铁学院任教，1961年结婚，学院领导帮助他解决了夫妻分居的难题，把他爱人从江苏淮安调到学院子弟小学任教。周恩来知道后批评道：“这几年遭受自然灾害，中央调整国民经济，北京市大量压缩人口，国务院也正在下放、压缩人员，你们为什么搞特殊化，不带头执行？”邓颖超也在一边给侄儿、侄媳做工作：“伯伯是抓压缩城市人口工作的，他要带头执行这项政策。”在周恩来夫妇的耐心说服下，侄儿、侄媳一起调回了淮安工作。周恩来说过，我自己没有孩子，但要教育侄子侄女走自己这一条路。

家庭会议严讲“过五关”

北京中南海的西花厅原是晚清摄政王载沣的王府，在袁世凯北洋政府时期，成了国务院；到了国民党时期，又成了北平特别市市政府。周恩来是1949年11月住进去西花厅的，直到1974年6月病重离开。

1964年8月，周恩来在外地的一些亲属恰巧都因公停留在北京。周恩来抓住这次难得聚在一起的机会，抽空给大家在西花厅开了两次家庭会议。8月2日，作为中国“大家庭”的公仆，周恩来与普通家长一样，召集了一次“小家庭”会议。8月10日，周恩来再次召集家庭会议。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具体教育晚辈要过好“五关”——思想关、政治关、亲属关、社会关和生活关。

周恩来首先讲到要过好思想关。他认为，必须树立正确的宇宙观，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他说，思想方法不对头，看一切问题都会看不准，甚至会颠倒是非。所以，一个人要活到老，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1963年5月，周恩来对侄儿周荣庆说过：“要永远感到不足，思想才能不断进步。我革命40年，难道没有一点旧思想了？要革命一辈子，学习一辈子，改造一辈子。”这番话，正是周恩来一生的思想和实践写照。

接着，周恩来又在严肃与活泼相协调的气氛中讲了如何过政治关的问题。他教育大家，要站稳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

在讲到过亲属关的时候，周恩来使用了“投降”二字。他说：“我们是出身于旧家庭的，我要带领你们向无产阶级投降。”略作停顿，周恩来继续讲道：“‘投降’这两个字不大好听。20年前延安整风时，文艺界人士也怕听这两个字。后来，朱总司令讲话，对自己的前半生作了自我批评以后，说：‘我现在才投降无产阶级。’那些人听了，才考虑到应该向无产阶级投降。否定封建的亲属关系，不是消灭他们，而是改造他们，拖着他们跟无产阶级走，把他们改造成新人。”

然后，周恩来又讲了过社会关。他说，我们中国这个社会极其复杂，我们都有改造社会的任务。在这个社会里，旧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习惯势力，很容易影响你，沾染你，侵蚀你，如果失去警惕，这些东西就会乘虚而入。所以改造社会的任务是很艰巨的，你能把社会改造好，自己也就得到了改造。所以过社会关要有精神准备，要有长期奋斗的决心。

随后，他又讲了生活关。他说生活关分两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物质生活方面，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这样，我们就会心情舒畅，才能在个人身上节约，给集体增加福利，为国家增加积累，才能把我们的国家更快地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精神生活方面，我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这样，我们的政治责任感就会加强，精神境界就会高尚。最后，周恩来对晚辈们强调：“这五关中，一头一尾，‘思想关’和‘生活关’最为重要。”

通过这别开生面的家庭会议，在与亲属和晚辈们的谈话中，周恩来不仅以一个普通家长或家庭成员的身份谆谆教导大家要过好这五关，同时他还以共和国总理的身份严格教育自己的家庭以身作则。

周恩来总理对人们的爱是很深厚的，他对亲人的爱因为那么忙没有时间更多地表现出来，但据周恩来侄女周秉德回忆说：“伯父对亲人的爱，首先就是他对我们要求严格，要求严格也是一种爱，因为他觉得只有要求严格了，我们才能够健康成长，才能够正常成长，才能够有在社会上独立去生活、工作的能力，所以我觉得他对我们的要求严格，就是一种爱。”

邓颖超1992年7月在北京逝世。新华社于1997年3月4日全文转发了邓颖超的遗作《从西花厅海棠花忆起》：“你不在了，可是每到海棠花开放的时候，常常有爱花的人来看花。在花下树前，大家一边赏花，一边缅怀你，想念你，仿佛你仍在我们中间……”

每年海棠花开的季节,周家子侄和孙辈都要相约到中南海西花厅,祭拜周恩来,一诉衷肠。两位老人当年对他们政治上的要求、思想上的教育、生活上的关心,成为融入他们血脉中的红色基因……

（《淮安区报》授权周恩来纪念网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