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风知劲草，岁寒见后凋——周恩来与郭沫若

　　开国之初，周恩来任政务院总理，郭沫若同董必武、陈云、黄炎培任副总理。当时，指导各行政部门的3个指导委员会，即政治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相当于政务院的3个分院。郭沫若兼任文化教育委员会的主任，是周恩来管理文化教育工作的主要助手。而周恩来和郭沫若的相识相交可以追溯到大革命时期和抗战时期。
　　一、一副悼父赞子联
　　1939年7月，郭沫若的父亲郭朝沛先生病逝。10月，郭沫若营葬父亲并举行家祭，作《祭父文》。当时，郭氏兄弟收到军政要员、知名人士和国际友人送来的挽联和挽幛共三百多副。周恩来送的挽联是：
　　“功在社稷，名满寰区，当代文人称哲嗣；
　　我游外邦，公归上界，遥瞻祖国吊英灵。”
　　这副挽联，既表达了对郭朝沛先生的沉痛悼念，又对郭沫若作了高度的评价。“哲嗣”是对别人儿子的敬语。周恩来盛赞郭朝沛之子郭沫若“功在社稷，名满寰区”。当时，周恩来正在苏联治伤，故联中又有“我游外邦”、“遥瞻祖国”之语。
　　郭沫若长周恩来六岁。
　　1926年5月间，周恩来去广东大学（即后来的中山大学）讲演，郭沫若去听讲演，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他们真正相识是这年6月，郭沫若在阳翰笙、李—氓陪同下到周恩来住处商定郭沫若参加北伐之事。从此，周恩来和郭沫若结下了50年的深情厚谊。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第二天，郭沫若在李一氓住处向周恩来汇报了蒋介石直接指挥在九江、安庆捣毁党部、工会，屠杀民众的严重情况;劝说周恩来从速离开上海。并提出:“上海现在不行了，我想回武汉组织力量讨伐蒋介石。”周恩来立即指出：“你的意见很好，尽快走吧。”他联系到宁波、杭州、南京、上海等地发生的类似郭沫若反映的情况，会同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等共同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份意见书，提出“蒋氏之叛迹如此”，“为全局计，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否则，“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郭沫若和周恩来的看法是一致的，并为尔后革命进程证实是完全正确的。可是，他们的正确主张未能被党的总书记陈独秀所接受，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
　　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根据中央决定，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发动八一南昌起义，郭沫若积极参加。南昌起义部队南下途中，郭沫若由周恩来和李一氓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汕头军事失利后，郭沫若去了香港，不久又秘密回到上海，周恩来拟安排郭沫若全家去苏联，后因郭患了一场大病误了船期而未去成。不久，经周恩来同意郭沫若去了日本。
　　1937年卢沟桥一声炮响，郭沫若“别妇抛雏”，毅然回国投入抗日救国战争之中。
　　1937年12月南京陷落后，蒋介石迫于形势，决定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下设立政治部，由陈诚任部长，周恩来和第三党的黄琪翔任副部长，负责宣传工作的第三厅拟由郭沫若任厅长。郭沫若开始不愿意担任三厅厅长职，他觉得“在国民党支配下做宣传工作，只能是替反动派卖膏药，帮助欺骗”；“处在自由的地位说话，比加入了不能自主的政府机构，应该更有效力一点”，而且“一做了官，青年们是不会谅解”的。对此，周恩来晓之以三厅工作的重要性，他说：“有你做第三厅厅长，我才可考虑接受他们的副部长，不然那是毫无意义的。”周恩来并要阳翰笙劝慰郭沫若，不能以清高思想对待第三厅，这是个政权组织，作用不能低估，我们不是去做官，而是到尖锐复杂的环境中去工作，既要有热情，又要保持清醒和警惕。周恩来一边做郭沫若的思想工作，一边向国民党当局办交涉，争取较好的工作条件。1938年2月17日，周恩来致信郭沫若：“我已在原则上决定干”，“我们希望你也能采此立场”，“我在这两天将各事运用好后，再请你来就职，免使你来此重蹈难境”。在周恩来运筹下，郭沫若走马上任，第三厅成立了。
　　第三厅和后来组建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由于有周恩来的领导和郭沫若的声望，由于坚持了既与国民党合作又保持相对独立性的方针，成了以共产党人为核心，包括国民党员和民主党派以及其他爱国人士的统一战线机构，成了国统区抗战文化的中坚。
　　1938年2月，胡风曾说，“中国现在没有像鲁迅先生那样一声号召可以波动世界的大作家。”然而斗争需要鲁迅的继承者。郭沫若在文化领域所取得的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成就以及他在北伐战争和抗战初期表现出的革命和爱国精神，使他在文化界和社会上具有广泛影响。周恩来认为郭沫若是一个适当的人选，向党中央提出建议，并由中共中央在1938年夏作出党内决定，确认郭沫若为鲁迅的继承者，为中国革命文化界的领袖。郭沫若通过第三厅、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领导工作和他的戏剧创作、史学研究，在事实上也确立起了文化界的领袖地位。
　　毋庸置疑，郭沫若“功在社稷，名满寰区”，成为文化界的领袖，其中也有周恩来的心血和贡献。周恩来逝世后，郭沫若曾激动地说：“恩来同志是我的领导，我参加革命的最早领导人，大革命的时候是他引导我参加了共产主义者的行列；抗日战争时，他领导我与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为党作宣传工作，　团结广大的知识分子。如果没有恩来同志的领导和帮助，我不能作出什么成绩的。”
　　二、同引曹植《七步诗》
　　1941年1月7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奉命北移的新四军部队九千余人，在皖南泾县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军队八万余人的伏击，奋战七昼夜，弹尽粮绝，除千余人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俘。周恩来义愤填膺，题诗一首：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
　　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郭沫若多次向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同志们朗诵这首诗，往往声泪俱下。他挥毫作《闻新四军事件书愤二首》：
　　“危局纵教如累卵，还须群力共撑支。
　　王尊且勉叱驱志，郭太难忘党锢悲。
　　风雨今宵添热泪，山川何日得清时?
　　怅望江南余隐痛，为谁三复豆萁诗?
　　怒问苍苍果胡然？莫须有狱出连绵!
　　伤心已见兰成艾，谗口竟教矩化圆。
　　已兆分崩同往日，侈言胜利在今年。
　　谁欺只自欺天耳！那有蘧真个妍?”
　　郭沫若和周恩来的心是相通的。他们的诗都运用曹植《七步诗》关于兄弟相残的典故，无情地鞭挞国民党反动派制造内战，破坏抗日，使亲者痛、仇者快的可耻行为。
　　皖南事变后，重庆的政治环境日益险恶。在周恩来领导下许多进步文化人士陆续撤离重庆，郭沫若、阳翰笙等仍坚持留在重庆。
　　10月上旬的一天，周恩来到郭沫若家，提议由文艺界纪念郭沫若五十寿辰和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郭沫若最初没有完全理解周恩来的意思，当即谦辞。周恩来说:“为你做寿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斗争，为你举行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又是一场重大的文化斗争。通过这次斗争，我们可以发动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来冲破敌人的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
　　11月16日早晨，《新华日报》出了《纪念郭沫若先生创作二十五周年特刊》。周恩来为特刊题写刊头，并写了代论:《我要说的话》。郭沫若翻开报纸，映入眼帘的是周恩来那一句句、一段段恳切的言词:
　　“郭沫若创作生活二十五年，　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二十五年。鲁迅自称是‘革命军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鲁迅先生已不在世了，他的遗范尚存，我们会愈感觉到在新文化战线上，郭先生带着我们一道奋斗的亲切，而且我们也永远祝福他带着我们奋斗到底的。”
　　接着，周恩来分析了郭沫若在革命的文化生活中最值得大家学习的三点;一是丰富的革命热情。“郭先生是革命的诗人，同时，又是革命的战士。”二是深邃的研究精神。他认为郭先生是学术家与革命行动家兼而为之的人。他针对当时的“清闲”，建议郭沫若:“复活过去的研究生活，指导这一代青年，提倡起研究学习的精神，以充实自己，以丰富我们民族的文化，郭先生，现在是时候了。”三是勇敢的战斗生活。“郭先生是富于战斗性的，不仅在北伐抗战两个伟大时代，郭先生是站在战斗的前线、号召全国军民，反对北洋军阀，反对日本强盗和逆伪的；便在二十五年的文化生活中，郭先生也常常以斗士的姿态出现的。”
　　郭沫若看着，看着，眼睛湿润了。他感动地对秘书翁泽永说：“鲁迅曾经给瞿秋白写过一副对联，上联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十分欣赏这一句，这也适合表达我和周公的关系，不过还不足以表达我的全部心情。”
　　11月16日下午，纪念会在中苏文化协会举行，参加者两千余人。冯玉祥担任主席，致开幕词。周恩来，老舍，黄炎培、沈钧儒、张申府和苏联来宾，还有国民党方面的潘公展、张道藩，在会上致贺词。周恩来说：郭先生是无愧于五四运动当中长大的这一代的。在反对旧礼教旧社会的战斗中，有着他这一位旗手；在保卫祖国的战斗中，也有着他这一只号角；在当前反法西斯的战斗中，他仍然是那样挺身站在前面，发出对野蛮侵略者的诅咒。这些都是青年们应当学习的。
　　11月16日晚上，在天官府郭沫若那狭窄的小住宅里，“亲朋”满座，济济一堂。郭沫若时时发出爽朗的笑声。周恩来也非常高兴，举杯为郭沫若祝寿。
　　这次祝寿活动，显示了进步文化界团结战斗的力量，一扫皖南事变以来笼罩在重庆上空的沉闷空气，达到了预期目的。
　　三、文艺创作、历史研究的知音
　　周恩来和郭沫若不仅在像皖南事变这样的政治斗争中心灵相通、配合默契，而且在文艺创作、历史研究领域也是难得的知音。周恩来逝世后，郭沫若回忆说：“特别是在重庆那段日子，恩来同志那样紧张繁忙，他对我的关怀帮助仍是无微不至。”“他对我写的文章，剧本、诗歌，有时听我给他读，又不知看几遍，共同讨论，甚至字斟句酌。有时候我表达不出自己的意思，恩来同志却情思敏捷，一语提醒，我们就不约而同大笑起来。”
　　在纪念郭沫若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时，郭沫若的早期剧作《棠棣之花》通过整理后搬上舞台演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棠棣之花》着重表现聂莹、聂政姐弟不畏强暴、壮烈牺牲的精神。《新华日报》辟了《棠棣之花剧评》专页。周恩来为专页题写刊头，并修改《从棠棣之花谈到评历史剧》和《正义的赞歌，壮丽的图画》两篇文章。周恩来曾反复阅读《棠棣之花》剧本，多次同郭沫若谈论关于剧本的修改与演出问题。这个戏借古喻今，颂扬气节，号召团结起来反对强暴，引起观众强烈的共鸣，是对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实行对共产党封锁、离间、孤立政策的一记响亮的耳光。周恩来非常喜欢这个戏，他前后共看了七遍，多次对周围的工作人员说：郭老为什么在剧中特别强调“士为知己者死”这样的主题?这绝不是封建思想，这正是他对党感情之深的表现啊!《棠棣之花》的成功，大大激发了郭沫若的创作热情。1942年元旦过后的第二天晚上，他开始写作《屈原》。周恩来知道后，特地登门看望，并一同探讨剧本创作中的一些问题。他说：“屈原这个题材好，因为屈原受迫害，感到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才忧愤而作《离骚》。皖南事变后，我们也受迫害。写这个戏很有意义。”在周恩来鼓励下，郭沫若妙思泉涌，奔赴笔下，只用十天时间就把剧本写出来了。剧本写出后，周恩来反复阅读，肯定其在政治上和艺术上都是很好的作品。他多次到剧场看排演，对剧中高潮的《雷电颂》尤其欣赏。他说：“屈原并没有写过这样的诗词，也不可能写得出来，这是郭老借屈原的口说出自己心中的怨愤，也表达了蒋管区广大人民的愤恨之情，是对国民党压迫人民的控诉，好得很!”为了提高演出质量，周恩来还把两位主要演员请到红岩村，让他们朗读那段情绪热烈、文采照人的《雷电颂》：
　　“鼓动吧，风!　咆哮吧，雷!　闪耀吧，电!
　　将一切沉睡在黑暗怀抱里的东西，毁灭，毁灭，毁灭呀!”
　　周恩来听了几遍后对演员说：“注意台词的音节和艺术效果固然重要，但尤其重要的是充分理解郭老的思想感情，要正确表达，这是郭老说给国民党顽固派听的，也是广大人民的心声，可以预计在剧场中，一定会引起观众极大的共鸣。这就是斗争。”
　　在周恩来关怀下，《屈原》的演出，轰动了山城重庆。许多群众半夜里就带着铺盖来等待买票，许多群众走了很远的路程，冒着大雨来看演出。剧场里，台上台下群情激昂，交融成一片。周恩来喜爱读郭沫若的诗文剧本，在他们关山远阻、相隔日多时，周恩来忍不住写信问郭沫若:“除在报纸外，你有什么新的诗文著作发表?有便，带我一些，盼甚盼甚。”
　　但是，对这位当代大文豪，周恩来并不迷信。对话剧《孔雀胆》，周恩来提出了批评意见。他认为这个剧虽然写得不错，但史实很值得研究，在当时的重庆上演此剧，在意义上是不可能与《屈原》等相提并论的。郭沫若听张颖传达周恩来的这个意见时，听得非常认真，听完又让张颖重述了—遍。他沉思了一会，很严肃地说:“恩来同志的批评是对的。我对某些历史人物时常有偏见偏爱，这是很难改的毛病。”他对此剧不及修改即行上演而感到遗憾。对郭沐若《屈原研究》一书第三部分《屈原思想》，周恩来读后，在致郭沫若的信中写道：“拿屈原作为一个伟人的思想家而兼艺术家，我同意，说他是革命的思想家，容有商榷余地。质之你以为何如?”这些独到的见解和批评意见，同那些热烈的颂扬和大力支持一样，充分表现了周恩来和郭沫若之间坦率诚恳、推心置腹的真挚情谊。
　　四、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
　　郭沫若一贯敬佩周恩来。他描述这位有着“轩昂的眉宇、炯炯的眼光、清朗的谈吐”的人，能够挽狂澜于既倒，改变任何艰难困苦的局面。他说:“我对于周公向来是心悦诚服的，他思考事物的周密有如水银泻地，处理问题的敏捷有如电火行空，而他一切都以献身的精神应付，就好像永不疲劳。他可以几天几夜不眠不休，你看他似乎疲劳了，然而一和工作接触，他的全部心神便和上了发条的一样，有条有理地又发挥着规律性的紧张，发出和谐而有力的节奏。”特别是在复杂的环境、别离的日子、危难的时刻，郭沫若就更是敬佩、怀念周恩来。
　　1946年11月15日，国民党包办的“国大”开幕，国共和谈完全破裂，周恩来及中央代表团将不得不离开南京返回延安。17日，周恩来致信郭沫若、于立群:
　　“临别匆匆，总以未得多谈为憾。沫兄回沪后，一切努力，收获极大。青年党混入混出，劢老动摇，均在意中，惟性质略有不同，故对劢老可暂持保留态度。民盟经此一番风波，阵容较稳，但问题仍多，尚望兄从旁有以鼓舞之。民主斗争艰难曲折，居中间者，动摇到底，我们亦争取到底。‘国大’既开，把戏正多，宪法、国府、行政院既可诱人又可骗人，揭穿之端赖各方。政协阵容已散，今后要看前线，少则半载，多则一年，必可分晓。到时如仍需和，党派会议、联合政府仍为不移之方针也。”
　　这封信最能说明周恩来“思考事物的周密有如水银泄地”，纷繁复杂的形势，经他一分析，全都泾渭分明，郭沫若看着信猛然增添了斗争的信心和勇气。
　　信的末尾写道：
　　“弟等十九日归去，东望沪滨，不胜依依。”
　　此刻郭沫若亦是西望梅园，不胜依依。他立即挥毫，倾吐肺腑，成诗一首，遥寄周恩来：
　　“疾风知劲草，　岁寒见后凋。
　　根节构盘错，　梁木庶可遭。
　　驾言期骏骥，　岂畏路迢遥。
　　临歧何所赠，　陈言当宝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沫若曾无数次伴随周恩来一起出席国内外的重大会议，他们的交往更多了。郭沫若评价周恩来的那段名言在建设国家、服务人民、总理国务的活动中进一步得到了证明。特别是十年内乱中，周恩来力挽狂澜，苦撑危局，忘我工作，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十年内乱中，周恩来和郭沫若的交往，进一步丰富了“疾风知劲草，岁寒见后凋”的内涵。
　　1966年 8月30日，在周恩来开列的《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中，郭沫若居宋庆龄之后，位列第二。这年冬，国内动乱在升级，周恩来请郭沫若、于立群暂时离开家到外面去住，并叮嘱这件事不要告诉机关，只带秘书和司机，以防泄密。郭沫若在六所住了一个月，形势稍缓和才回家。这实际上是周恩来对郭沫若采取的保护措施。1967年以后，周恩来和郭沫若几乎每星期要见一两次。周恩来接见外宾，常有郭沫若陪同。郭沫若年纪大，身体又不好，周恩来总是处处照顾他。
　　1970年，在酝酿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单时，有人说:“郭沫若为什么不跟林总上井冈山，而跑到日本？他不能当四届人大代表。”对此，周恩来挺身而出，进行了驳斥。
　　1973年后的几年，江青、张春桥大搞所谓“评法批儒”，并曾气势汹汹地闯到郭沫若家里，胁迫他作“检讨”和写文章批“宰相”。郭沫若明察其奸，横眉冷对，多次对于立群和孩子们说:“这伙人的矛头是指向周总理的。”
　　1974年1月25日，北京举行了有一万八千人参加的所谓“批林批孔大会”，郭沫若几次被点名批评、罚站起来。江青还诬蔑郭沫若“对待秦始皇，对待孔子那种态度，和林彪一样”。晚上周恩来派人来探望，并传达了他的三点指示:第一，为保证郭老的安全，二十四小时要安排专人在郭老身边值班。第二，请郭老从十多平方米的小的卧室中搬到大办公室住，理由是房子小，氧气少，对老年人身体不利。第三，郭老在家活动的地方，要铺上地毯或胶垫，避免滑倒跌伤。郭沫若听后感动得连声说：“谢谢总理，谢谢总理。”在这前后，周恩来还亲自两次看望郭沫若，请郭老自己研究自己的著作，并表示自己也要研究郭老的著作，说只有读了书才有发言权，要不，就没有发言权。这些肺腑之言，是对郭沫若受伤的心的最好安慰。
　　在周恩来身患绝症的最后的日子里，郭沫若一从报上看到周恩来偶然在医院中接见几位外宾的消息，总要高兴好几天。当周恩来病情日益严重，不能接见外宾了，郭沫若端详着周恩来的照片，心里默念着：恩来啊，你可要多多保重，人民需要你，中国需要你!
　　郭沫若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在北京逝世。噩耗传来，郭沫若悲痛欲绝，木然呆坐很久、很久。然后，他用颤抖的手在日记上写下两行歪歪斜斜的字迹：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1月13日，郭沫若把悲痛和哀思熔铸成诗：
　　“革命前驱辅弼才，　巨星隐翳五洲哀。
　　奔腾泪浪滔滔涌，　吊唁人涛滚滚来。
　　盛德在民长不没，　丰功垂世久弥恢。
　　忠诚与日同辉耀，　天不能死地难埋。”
　　粉碎“四人帮”以后，郭沫若作《念奴娇·怀念周总理》词—首：
　　“光明磊落，与导师，协力、同心、共命。
　　五十余年如一日，不断长征、跃进。
　　统一九州，抗衡两霸，中外人爱敬。
　　一朝先谢，五洲热泪飞迸。
　　何期王张江姚，四人成帮，诽谤恣蹂躏。
　　黑云压城城欲摧，一击顿成齑粉。
　　为党锄奸，为国除害，为民平大愤。
　　域中今日，忠魂与众同庆。”
　　1978年2月，郭沫若作四言诗《纪念周总理八十诞辰》:
　　“光明磊落，　大公无私。
　　忠于革命，　忠于导师。
　　经纬万端，　各得其宜。
　　丰功伟绩，　万古长垂。”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周恩来和郭沫若的情谊在十年动乱的狂风恶雨中得到了升华。郭沫若对周恩来的敬佩和爱戴，在那—首首哀思和悼念的诗作中倾泻无遗。
　　来源：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主办—河北党史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