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周恩来关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两次“发问”

没有从严的党性意识，何谈筑牢政治意识和大局意识？没有从严的党员身份意识，何谈夯实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周恩来在革命战争年代两次关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发问”，应该成为每一个党员经常审视党性、明辨身份的自我叩问。

周恩来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典范，即使在长征的艰苦环境中仍然主动认真地参加组织生活。他在革命战争年代两次关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发问”，彰显了共产党人坚定的党性自觉和严格的纪律观念。

1936年6月底，红军到达两河口地区。在部队休息期间，周恩来所在的党小组进行了改选。他的警卫员魏国禄当选党小组组长，党小组随即召开了组织生活会。过了一段时间，周恩来问魏国禄为什么没开党小组会议，魏国禄回答说：“小组会议开过了，看到首长忙，就没通知您。”周恩来听罢，立即严肃起来，发问道：“那怎么能行？我是党员，应当过组织生活。如果有事确实不能参加，我自己可以向你请假，你不通知我就是你的不对呀！在我们党内，每个人都是普通党员，谁都要过组织生活，这是个党性问题，你明白吗？”这是周恩来关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一次“发问”。

红军到达陕北后的一天，周恩来询问魏国禄：“小组长，这个月党费我还没交吧？”魏国禄回答：“已经代首长交过5分钱党费了。首长集中精力忙军政大事，我们代交还不是一样的。”周恩来听罢，又立即严肃起来，发问道：“党费怎么可以让人代交呢？军政大事重要，交党费也重要，因为这是每个党员的义务。”这是周恩来关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又一次“发问”。

周恩来的两次“发问”，问出了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问题，问出了党员的党性问题，问出了党员的义务问题。党内政治生活是我们党自我净化、自我提高、自我革新、自我升华的传家宝，更是解决党内矛盾和问题的一把“金钥匙”。没有这个传家宝和这把“金钥匙”，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壮大和发展，就没有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个又一个胜利。周恩来在革命战争年代两次关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发问”，看似普普通通，实则掷地有声，说明老一辈革命家时刻秉持讲政治、守纪律、不搞特殊的党性意识。

“在我们党内，每个人都是普通党员，谁都要过组织生活，这是个党性问题。”对照周恩来从严的党性观念，我们是否感到汗颜？在有些单位和部门，党的组织生活会只是摆设和门面。且不说组织生活会的内容和质量，不说组织生活会的方式方法和规范程度，单就参加人数而言常常是文齐武不齐，科长借口不参加，处长借口不参加，至于厅（局）长更是借口工作忙不参加。长征期间，周恩来是党和红军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且身兼数职，他不仅主动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会，同时对党小组组长因为他工作忙而不通知他参加会议的做法予以严厉批评。这就是一个普通党员标注的身份意识，一个普通党员标注的党性高度，一个普通党员标注的组织纪律观念。

“党费怎么可以让人代交呢？军政大事重要，交党费也重要，因为这是每个党员的义务。”对照周恩来这种从严的党员义务，有些党员应当羞愧得无地自容，因为他们常常想不起来交党费。这种“想不起来”，当是忘记党员义务的“健忘症”。其实，有些党员在荣誉和地位面前却一点不健忘，因为荣誉能够带来好处、地位更能带来利益，唯独交党费是从自己腰包里往外掏钱。更有个别党员不但“想不起来”交党费，而且不想补交党费。党员补交党费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一场“检验仗”、“看齐仗”。这些党员不是向党中央看齐，而是自由主义当头，扬言“如果补交党费就退党”，难道他们的党性淡薄到了此种地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启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实践。全面从严治党，既是各级党组织的政治责任，也是所有党员的政治责任。党员参与从严治党，首先要从严自己的党性意识和党员身份意识。没有从严的党性意识，何谈筑牢政治意识和大局意识？没有从严的党员身份意识，何谈夯实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周恩来在革命战争年代两次关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发问”，应该成为每一个党员经常审视党性、明辨身份的自我叩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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