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对中国科技发展道路的思考

[摘要]《在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委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提纲》，是周恩来1949年7月在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纲要。《提纲》所列“政治与科学”“理论与实践”“普及与提高”“自由研究与计划研究”四个方面，是周恩来科技思想的集中体现。关于政治与科学的关系，周恩来强调科学并不能脱离政治，而且为政治所支配，所管辖；关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周恩来从生产力范畴看待科学技术，强调科研与生产实践相结合；关于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周恩来强调科学有其自身规律，二者相成相助，必须循序渐进、由量到质；关于自由研究与计划研究的关系，周恩来明确表示要把科技工作纳入计划之中，主动引导国家科技发展的方向。

[关键词]周恩来；《在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委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提纲》；科技发展道路；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

1949年7月13日至18日，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在北平举行。会议第一天下午，时任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的周恩来到会祝贺并作了长篇讲话。（据竺可桢当天的日记，周恩来的演讲长达三个半小时。）这次讲话的提纲手稿，后来以《在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委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为题被收入《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19页。下文简称《提纲》，引自此篇的内容不再一一注出。此外，《科学通讯》1949年第2期刊载了一个简短的讲话摘要，对《提纲》的内容略有补充。）《提纲》虽只有600余字，但其中所列“政治与科学”“理论与实践”“普及与提高”“自由研究与计划研究”四个方面，正是周恩来科技思想的集中体现。

一、政治与科学——革命者的角度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初稿中论述巴黎公社时，曾有一句名言：“只有工人阶级能够……把科学从阶级统治的工具变为人民的力量，把科学家本人从阶级偏见的兜售者、追逐名利的国家寄生虫、资本的同盟者，变成自由的思想家！只有在劳动共和国里，科学才能起它的真正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9—150页。）科学本身虽然没有阶级属性，但存在一个科学被谁利用、科学家为谁服务的问题。因此，只要是在阶级社会，科学就不可能超然于政治。周恩来很早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政治与科学关系的这种判断。1922年9月，在旅欧少年共产党的刊物《少年》上，他就曾写道：“一旦革命告成，政权落到劳动阶级的手里，那时候乃得言共产主义发达实业的方法”，“由此乃能使产业集中，大规模生产得以实现，科学为全人类效力，而人类才得脱去物质上的束缚，发展自如”。（周恩来：《共产主义与中国》，《少年》第2号，1922年9月1日。）在后来的实践历程中，周恩来也始终是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角度来看待科学技术的。

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在即之时召开的有关科技工作者会议这一特殊场合，面对从旧社会走过来的、对马克思主义还缺乏深刻理解的科技工作者，周恩来首先讲的便是政治与科学的关系。他认为，“科学并不能脱离政治，而且为政治所支配，所管辖”，“我们的新民主政治在于使科学不为反动统治转而为人民所支配，所管辖，不为反动统治转而为人民服务”。他还充满感情地说：“科学既然不能超越政治，那么一切有良心的、有正义感的、忠实于真理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只有自己参加人民的政治事业，才能解决问题……中国近代史已经完全说明，一切有良心的科学家只有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里，才有自己光明灿烂的前途。”（《周副主席恩来在科代筹备会上讲话摘要》，《科学通讯》1949年第2期。）

遗憾的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们把为谁服务的问题片面化、绝对化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中的失误，不可避免地对科技工作产生了负面影响。周恩来是党内较早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领导人之一，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他为纠正知识分子工作中“左”的错误付出了很大努力。

1956年1月，在几次大规模的思想改造运动之后，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对知识分子政策进行调整，周恩来在大会上代表中央作了报告。周恩来认为，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批评了党内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存在的宗派主义倾向，指出不能低估“知识界在政治上和业务上的巨大进步”和“他们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作用”，要“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现有力量”。当然，周恩来同时也强调了知识分子改造的重要性。（《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2、163、166页。）1962年2月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正值国民经济全面调整时期。这之前的几年，知识分子工作中出现了严重错误。周恩来在同会议代表谈话时指出，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转变到为广大人民服务，不能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看待。他还批评了科技领域不信任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干预业务工作的现象，强调“科学研究不是靠突击和群众运动能解决问题的”。（《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53、366页。）在当时的环境下，讲这样的话是不容易的。

以1956年和1962年这两次会议为代表，周恩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保护科技工作者、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做了很多工作。但遗憾的是，周恩来对于知识分子的这些观点当时并没有被广泛接受。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明确提出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9页。），我们党才从理论上根本解决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定性问题，把科技工作者从政治束缚中解放了出来。

二、理论与实践——生产力的角度

《提纲》第二部分讲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重点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周恩来指出：“科学理论也要中国化，大众化，首先就是与实践结合，否则寸步难行”，“只有理论与实践结合才能更发扬光大”。强调科研与生产实践相结合，把科学技术视为促进生产发展、推动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因素之一，鲜明地反映出周恩来是从生产力范畴看待科学技术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科学技术的进步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883年马克思逝世时，恩格斯就曾写道：“如果什么地方有了新的科学成就，不论能否实际应用，马克思比谁都感到莫大的喜悦。但是，他把科学首先看成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杠杆，看成是按最明显的字面意义而言的革命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92页。）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周恩来关于科学技术的许多经典论述，诸如“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我们才能有巩固的国防，才能有强大的先进的经济力量”（《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81、182页。） ，“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12页。）等，同样也都反映出他对科学技术工具属性的高度重视。

中国革命者之所以赋予科学技术如此强烈的工具属性，同旧中国落后挨打的现实是分不开的。早在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便将“科学”视为与“民主”同等重要的救国、强国之道。1916年11月，还在读中学的周恩来就在作文中分析了西方强国从“人工之时代”“役物之时代”到“汽力之时代”甚至“电力光力”时代的发展，认为正是科技上的差异造成了“英、德、美、日所以趋于强盛，而吾国所以日就于衰弱也”。（《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版，第245页。）1918年5月，他在日本加入新中学会演讲时更是把“哲学的思想，科学的能力”作为给其他会员的赠言。（《周恩来传（1898—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5页。）

新中国成立后，在领导科技工作的过程中，周恩来对国家科技水平的落后状况有了更直接、更系统的认识，对科学技术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也作了许多更为清晰的论述。例如，在1956年的知识分子会议上，他说：“我们所以要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归根结底，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不断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须在高度技术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地增长，不断地改善。因此，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59、160页。） 在1957年的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他进一步指出：“新中国科学事业的特点，是科学和生产的密切结合。生产对于科学是基本的推动力量。”（《周恩来教育文选》，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58页。）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周恩来多次批评科研中脱离生产、脱离实际的情况，强调“科学的理论要与实际结合起来，即科学研究部门要与政府的生产部门、学校、厂矿结合起来”（《周恩来文化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42页。），“科学研究部门、教育部门和工厂要密切结合，有分工有合作，而不是把力量全部集中在科学研究部门，也不是全部集中在教育部门或工厂”（《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14页。）。

但也应看到，虽然周恩来反对科研与生产脱节的现象，但他绝没有忽视基础理论研究，更没有要求所有基础研究都和生产直接挂钩。相反，对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意义和特点，他有清楚的认识：“在理论工作和技术工作之间，在长远需要和目前需要之间，分配的力量应该保持适当的比例，并且形成正确的分工和合作，以免有所偏废……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作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但是理论力量的生长，总是要比技术力量的生长慢一些，而理论工作的效果一般也是间接的，不容易一下子就看出来。”（《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83页。）正是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注下，《十二年科学规划》中增列了“现代自然科学中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以后又在这一基础上专门制定了基础科学研究规划。（参见武衡：《周恩来对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关怀和指导》，《不尽的思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358页。）

同样是出于对生产力发展的敏锐观察，周恩来对现代科技革命的新动向高度关注。正如他所言：“如果说过去是十年一变化，那么现在可能是五年、三年一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

后十七年中，原子、电子、超音速等，其发展速度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快，比过去一个世纪还快，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周恩来文化文选》，第585页。）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周恩来曾多次要求科技工作者一定要在一些重点领域跟住世界发展前沿。

三、普及与提高——发展规律的角度

关于“普及与提高”，《提纲》只有两句话，但内涵深刻。周恩来首先指出“两者不相矛盾，是相成相助的”；进而他提出“一面提高一面普及，普及人要多，提高人要精，从多中走向精，在普及基础上提高，在提高指导下普及”。总体来看，这是一种循序渐进、由量到质的思想，反映了周恩来对科技事业发展规律的认识。

科技发展有其客观规律，必然是渐进的，不可能超越阶段。遗憾的是，在一个时期内，我们过分夸大了主观能动性的作用。特别是在“大跃进”期间，“全党办科学”“全民搞科学”，放“科技卫星”的风潮一度在科研生产中扩散开来，一些部门提出了过高过快的目标，喊出了完全不切实际的口号，造成了很大损失。

这种现象在国防科研生产中也有体现。这些领域本身就是尖端技术，在我国当时的科技和工业水平下，必须先把基本的理论、设计、生产都搞扎实，然而很多人却头脑发热，忽视了这一过程的必然性。1962年3月，我国自主设计的首型弹道导弹“东风”二号首次试射失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过分追求速度，跨越了应有的阶段，没有打牢基础。这次失败后不久，周恩来在一次军工干部会议上再次强调科研工作要遵从客观规律，他说：“科学研究、尖端技术，要循序而进，不可能一步登天，要在一定的基础上逐步往上爬，要有步骤和秩序，登珠穆朗玛峰，也要分几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上去。不把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困难克服，怎么能上去呢？总不能飞上去，飞上去和从陆地上上去是两个性质的事情。过去几年，把生产和研究工作及发明创造的次序颠倒过来了，想一步登天，这是不行的。”（《周恩来文化文选》，第578—579页。）

周恩来还常说“基础打不好，尖端也上不去”。这种基础与尖端的关系，同样是普及与提高问题的一种体现。1963年1月在上海讨论《十年科学规划》时，他又提出了著名的“实事求是，循序渐进，相互促进，迎头赶上”（《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13页。) 十六字方针。“实事求是”，就是要对自己的科研生产水平有清醒的认识，目标计划必须服从于能力，不能好高骛远；“循序渐进”，就是要尊重科技工作的客观规律，经历应有的阶段，夯实基础，逐步提高；“相互促进”，就是要使科研与生产相结合，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不能相互脱节、各自为战；“迎头赶上”，就是要利用后发优势学习借鉴别国先进经验、实现赶超，在这个过程中要突出重点、有所为有所不为，不一定要跟在别人后面把所有的程序都走一遍。

四、自由研究与计划研究——政府管理的角度

《提纲》最后一部分讲“自由研究与计划研究”，内容共三句话：“两者并行不悖，后者为主，逐渐走向计划”，这指的是科技工作要从没有计划的状态逐渐过渡到有计划的状态；“研究方向，研究计划”，可以理解为政府要尽快拿出系统的科技规划，明确主攻的研究方向；“成立机构，分工合作”，这是指科技工作要有管总的、起统筹协调作用的部门。短短41个字，明确宣示了新中国要把科技工作纳入计划之中，要主动引导国家科技发展的方向。正是在这一思路指导下，我国后来形成了一套具有高度计划性的科技体制。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没有系统完整的科技发展规划。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非常重视科技规划的制定工作。在1956年知识分子会议上，谈到接受苏联科技援助时，他就要求克服“没有全面规划，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问题，必须“作出全面规划，分清缓急本末”。同时，周恩来要求正在制定的《十二年科学规划》必须“按照可能和需要，把世界科学的最先进的成就尽可能迅速地介绍到我国的科学部门、国防部门、生产部门和教育部门中来，把我国科学界所最短缺而又是国家建设所最急需的门类尽可能迅速地补足起来，使十二年后，我国这些门类的科学和技术水平可以接近苏联和其他世界大国”。（《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82—184页。）《十二年科学规划》确定了57项国家重点科学技术任务，每项任务又分解成若干个中心问题，每个问题都参照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结合中国情况，提出了解决问题的科学途径和研究题目。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需要优先发展的12个重点。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个规划基本符合当时的实际，完成情况是比较好的，对于短时期内快速提高我国科技水平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参见《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29、91、92页。1962年对《十二年科学规划》执行情况进行检查时认为，54项任务中有46项已经基本上达到了相应的目标，规划已经提前五年基本完成，但同世界上60年代的水平相比差距仍然较大。）

在制定这个规划的过程之中，也有一些科技工作者表示过怀疑，提出应当由科学家自发分散地搞研究。针对这种倾向，周恩来在第二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专门作了详尽的解释，指出：科学技术研究的基本任务是为了发展生产，如果不把我国现有的科学力量适当地组织起来，作出长期的规划，那么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就没有了方向。当然，规划以后必须根据各种新的情况加以补充和修正，甚至可能有很大的改变。（参见《周恩来教育文选》，第159、160页。）在落后条件下制定科技政策，必然要考虑如何把有限资源集中到重点方向。特别是在国防科技领域，当时西方发达国家尚且都是由政府主导的大科学工程，在我国更必须有统一的规划和协调。否则，“两弹一星”这样的尖端技术是搞不出来的。

周恩来还高度重视科技规划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主张量力而行、留有余地，反对脱离实际。在1955年知识分子会议上，周恩来根据中国实际指出，我国科学技术现在还很难确切估计要多长时间才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因此当前的任务主要是打基础，“要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82页。）只是在“最急需”（不是整体）的部门“接近”（不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这就留有很大余地。广州会议在讨论制定《十年科学规划》和组织科学技术力量等问题时，同样强调要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决定大力精简机构和人员，缩短战线，集中使用力量，不分散地去搞许多力所不及的新研究。（参见《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第28、29页。） 如果没有周恩来的讲话为人们卸下思想包袱，在当时作出这样的调整恐怕也是很困难的。

新中国成立后头30年，中国科技事业在极其薄弱的基础上实现了大的发展，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组织体系和基础设施，培养了一大批科技人才，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总体来看是成功的。在这条道路的探索过程中，作为国家科技战略的重要决策者，同时也是许多重大科学工程组织者的周恩来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对《提纲》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到周恩来领导科技工作的实践同他的科技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尽管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但即便今天来看，也仍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之处。回顾这段历史，有助于我们把握历史的脉络，为今后科技体制的进一步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

〔作者刘凯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实习员，北京100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