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是怎样进行执政考试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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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即将掌握全国政权前夕，党中央离开西柏坡进北京那天，毛泽东对周恩来等几位中央领导人说：“今天我们是进京‘赶考’。”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一直担任国务院（政务院）总理，并兼任外交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政协第二、三、四届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层领导者中，周恩来是怎样进行执政考试的呢？

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廉洁从政

周恩来进城后，有人认为掌权了，条件好了，应该盖一些楼堂馆所，搞得气派一些、豪华一些。对此，周恩来坚决不赞成。他曾对薄一波说：“连清朝最后一个摄政王载沣办公的地方也只有东华厅、西华厅；办事的大员只有四五个人，他的衙门总共不过十几个人。我们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应该艰苦奋斗，不能比阔气，讲享受。过去革命战争年代靠它，今天创大业更要靠它。”当时国务院办公的地方是老式旧平房，光线暗，面积狭小。50年代中期，有关方面建议盖一座政府大厦，并做模型送周恩来看。周恩来没有同意，他说我们一定要执行毛主席勤俭建国的指示，并一再严肃地表示，在我任总理期间，决不修建政府大厦，你们要把大兴土木的念头取消，国务院不能带这个头！以后，他在国务院会议上，一有机会便要以此为例，告诫大家要经常警惕和反对“贪大”、“铺张”，讲求“排场”。他要求国务院要带头艰苦奋斗，勤俭建国，树立共产党人的作风。他说，我们的国家还很穷，应该把有限的财力物力用到搞建设、发展生产上，用到改善人民的生活上，而不是把钱花到大兴土木盖办公楼和招待所上。必须十分珍惜有限的财力物力，要发扬节约每一分钱、每一粒米、每一滴水的精神，把“钢”用到刀刃上。我们的领导干部只能做四化建设的创业人，而不能做社会主义的败家子。

“下山不忘山，进城不忘乡” 时刻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保持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

“下山不忘山，进城不忘乡”，这是周恩来在1951年10月9日接见老根据地代表时讲的一句话。这里的“山”和“乡”，喻指中国革命战争赖以取得胜利的老革命根据地，而“下山”和“进城”则是指革命取得胜利后，党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周恩来在这里用生动形象的语言，表明了时刻关心群众疾苦、密切联系群众的思想。

解放以后，老根据地大部分地区因遭受战争创伤太重，而且地处山区，交通不便，生产恢复很慢。其中若干地区又遭到自然灾害的侵袭，人民的生活仍处于贫困之中。“革命就是为了使全国人民不再过苦日子，要过上好的生活。”“下了山不应该忘了山，进了城不应该忘了乡。如果忘了，就是忘本。”（《周恩来选集》下卷第73页）“因此，无论从政治上或经济上都必须十分重视加强老根据地的工作，大力领导与扶植老根据地人民恢复与发展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同上第76页）为了解决老根据地人民群众生活和生产的困难，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在周恩来主持下，1951年派出由一万二千多人组成的两个访问团，分别到南方和北方十几个老革命根据地五百多个县、市、旗进行访问。访问的目的“就是为了关心老根据地的人民……尽力解决一些问题。”（同上第73—74页）访问中，老区人民提出的关于贷款、修路、水利、城乡交流和文化卫生等问题，周恩来和政务院有关部门精心研究，帮助解决困难。当他了解到陕北保安、晋西北的婴儿死亡率很高的问题时，周恩来深情地叹道：“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事！当年我们在瓦窑堡站不住脚退到了保安，保安人民为革命出了力。现在知道那个地方的婴儿死了那么多，于心何安？……像这样的事，今后是不应该发生的。”（同上第75页）他批评陕西省政府为什么没注意到，离了延安，忘了老区，这是不应该的。他说，对人民的生命危险不能坐视，其他地区也不能有这种情况，何况是老区！他立即通知卫生部派医疗队到那个地方去，叫军队也要抽人去，还可以动用一点应急款项。

周恩来除了时刻关心群众的疾苦外，还反对与群众隔离的制度和作风。周恩来说，民主革命时期，我们与老百姓住在一起，天天见面、说话，不分彼此，这种传统要保持。现在官做大了，老百姓想见我们都不容易，更不要说平起平坐了。周恩来对那种把领导人同人民群众隔离开来的保卫制度很不满意，多次提出过批评。“我们领导同志走到哪里，就把众人拦住，为我们让路，你要平等待人，就不行，有些人一定要把你搞得很特殊。我也不反对必要的警惕性，但本来是坐在一起的，为什么要隔开来？我看这就是一种习惯势力，是封建的，有时不自觉地就出来了。”（同上第333页）因此，他外出，往往规定随从的车辆数，免除开道的警车，以便深入到群众中去。周恩来到下面视察工作，从来不仅听领导的汇报，而且亲自同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农民及知识分子交谈，与最基层的群众直接接触，直接了解情况，了解群众情绪，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周恩来主张干部要同各方面的群众保持经常性的直接联系，广交朋友。

夜以继日 鞠躬尽瘁 勤奋忘我地工作

1966年春节期间，周恩来对著名爱国将领杨虎城的儿子杨拯民说：“一个人应该不怕死。如果打起仗来，要死就死在战场上，同敌人拼到底，中弹身亡，就是死得其所。如果没有战争，就要努力工作，拼命地工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周恩来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在中南海，上至毛泽东，下至普通工作人员，都一致认为周恩来是最忙的一个人。中南海西花厅总理办公室不灭的灯光，是总理为人民勤奋工作的象征。周恩来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们知道，我的时间不是我个人的，它属于党，属于革命。”他规定，不管他在睡觉、吃饭，或者在盥洗室，办急件的同志都可随时向他报告，有时工作人员晚叫几分钟，都要受到他严肃的批评。他说他不怕忙，忙也是一种快乐。周恩来没有节假日，他的工作日程是以分秒来计算的。他经常通宵达旦，甚至昼夜不眠，沉浸在忘我的工作之中。他常常是在经过一个下午的紧张工作之后，稍稍休息，又从晚间12点工作到东方红。有时候，竟一直延长到中午，连续工作十七八个小时之久。下午不到三点，又得出席会议，作报告，接见外宾。周恩来就是这样日理万机，辛劳过度地工作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由于长年累月地过度操劳，1972年周恩来不幸得了膀胱癌。病魔无情地侵袭着他的肌体，但是，并没有动摇他勤奋忘我工作的精神。从1974年1月1日至6月1日，在这住院前夕的5个月里，周恩来除了到医院检查病情和治疗外，总共抱病工作139天。在这139天中，工作达18小时以上的有130天，其余的9天无不超过10小时以上。由此可以看出，周恩来是怎样地忘我工作，已完全彻底地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1974年4、5月间，周恩来由于病情太严重了，曾连续四次发生缺氧症状。有一次，他连续工作了三个昼夜，晚上又安排了几个会。他累得犯了病，就站着用椅子顶住腹部，继续听工作汇报。同志们请他坐下，他低声说：“我不能坐，一坐下就会睡着。”在这种情况下，他才同意住院手术。6月1日，周恩来离开了他工作了25年的西花厅，住进了305医院。从入院当天作第一次手术，到1976年1月8日逝世，周恩来共作了14次手术，其中大手术6次，小手术8次，平均每40天一次。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忍受着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巨大痛苦，仍然不停地找同志们谈话，接见外宾，参加会议，处理日常工作。

谦虚谨慎 戒骄戒躁

无论是在民主革命中，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周恩来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但他功大不自傲，位高不自居，名重不自恃。他谦虚不是一时一事的，而是始终如一的。凡是和他有过接触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周恩来的谦虚是发自内心的，出于真诚的。他从少年到老年，终生谦虚；对干部、对群众，一样谦虚；在逆境、顺境中，始终谦虚。

周恩来是举世闻名的“八一”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同志曾多次准备用纪录片、故事片等形式反映和歌颂这段光辉史绩，但都由于周恩来不同意而一次又一次地取消了摄制计划。1959年，军事博物馆正式展出之前，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同志得知周恩来要去审查，便提前赶到现场，在红军馆陈列“八一”南昌起义展品的地方，布置好灯光，架起了机器，准备为周总理拍摄一组镜头。当讲解员介绍红军馆序言部分，提到“八一”南昌起义是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举行的时候，周总理立刻打断说：“怎么是我领导的呢？是党派我去的嘛，是党领导的嘛！”他严肃地要求把解说词改正过来。接着，就越过南昌起义部分，去看后面的陈列了。八一厂的同志只好失望地收起摄影机。

周恩来工作很谨慎，他说：“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经济落后的国家要在经济上翻身，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我们应该有临事而惧的精神。这不是后退，不是泄气，而是戒慎恐惧。建设时期丝毫骄傲自满不得，丝毫大意不得。”（同上第409-410页）建国以后，周恩来肩负党政军领导重任，日理万机，但他始终保持务必谨慎的工作作风。对于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他总是亲自抓，一抓到底。怎样在我国进行经济建设？周恩来的基本思想是积极稳妥，综合平衡。他主张“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同上第190页）我国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的试制，都是在周恩来领导下进行的。为了使“两弹”事业顺利发展，1965年5月，周恩来对国防科技战线上的同志提出了十六字方针：“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他要求别人这样做，而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的典范。每次核试验前，他总是仔细询问可能影响成功的各个关键环节，考虑各种不利和意外的因素。如万一弹投不下来怎么办？飞机带弹返回机场时会不会意外脱钩？有什么可靠的保险措施？等等。如果得不到满意的回答，就暂时休会，让大家回去进一步研究，直到有了令人放心的答案才复会，再审议作决定。周恩来多次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核试验关系重大，绝不能有一丝一毫的马虎。我们国家穷，做什么事都要考虑周到。略有失误，都会加重人民的负担。周恩来言传身教，培养出了国防科技队伍的严细作风，始终做到弹不带隐患进试验场，星不带隐患上天，使我国在同一类型的尖端科学技术试验中，成为世界上成功率最高的国家。

列宁在他的晚年曾反复强调过这样一个观点：急躁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来说是最有害的，因为一急躁就会缺乏理智。周恩来深明此理，他是一个善于控制自己欲望、热情和脾气的人。他认为，领导者所处的地位越高，权力越大，急躁所引发的危害也越大。他一再告诫各级领导人要戒躁，自己更是表现出高度的戒躁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