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政协会议上，周恩来发言要求释放张学良

本文摘自《聆听历史细节》 王凡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当代中国出版社已授权人民网读书频道连载，如需转载请与出版社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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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政协会议上，周恩来发言要求释放张学良

也是在那一年，赵先生深怀感慨地对我说：“抗战八年是我记忆中最珍视的一段，这不仅是因为通过艰苦的抗争，我们民族第一次取得了反对外来侵略的胜利，还在于那正是我人生最美好的青春时光，正处在恋爱的年纪。”

在抗战八年中，赵浩生既读书，又从事抗日宣传活动，流动于西南数省，他还因肺炎到西北治疗休养，可以说足迹纵贯非沦陷区的南北。在此期间，他接触到许多美丽而富有才华的女性；而他也已长成风度翩翩的英俊青年。

与赵浩生先生的数年过往中，他在跟我闲谈时会偶尔提起一个女性的名字，追溯一段“凤楼人远箫如梦”的故事，这些故事几乎都发生在抗战期间。但最后他都叮嘱再三：“不能写。”也许，他觉得那“满身香雾簇朝霞”的良辰美景，那“无端隔水抛莲子”的玄妙，是置身局外的人无法体验和完美地记叙的，且让我们等待他自己的回忆吧。

自从于《是种子，不是死尸》体尝到成功感和萌发当记者的夙愿后，赵浩生便不辍笔耕，时常向报社投稿，即便是在西北治病期间，也不间断。他为了给报纸写好戏剧评论，翻阅了大量文艺理论的书籍。所以在他真正谋求记者的职业时，颇能拿出几篇反映自身实力的旧作来。

当日本惨败、中国惨胜初见分晓的时候，赵浩生选了几篇旧作剪贴起来，向数家报馆发出了求职信。不久，几家报馆均表示有意录用，而最先录用他的竟是彼时最高级别的官报《中央日报》。

赵浩生记忆尤深的是《中央日报》的“面试”：他按通知于深夜 11点晋见社长，走进社长办公室，社长胡健中只抬头看了他一眼，就又埋头专注案前的稿子了。对赵浩生的话，他心不在焉地“啊，啊”了两声，未等赵浩生坐热板凳，就说：“明天到采访部上班。”

胡不加深究就让赵浩生来上班，莫非他仅一瞥，就认定了赵浩生是块当记者的好料？更何况《中央日报》是国民党的党报，可胡连他是否国民党员都没问一声，这实在出乎意料。后来，赵浩生了解到，当时《中央日报》的大牌记者们都被派到沦陷区去接收敌伪报馆，当社长、总编辑去了，《中央日报》内部唱起了“空城计”，所以他轻而易举地跨进了新闻记者的高门槛。

在《中央日报》总编辑兼采访部主任罗保吾主持的编辑会议上，赵浩生被指派采访政治新闻。可赵浩生在此之前，尚未受过一天新闻记者的专职训练，且在雾都政治的茫茫人海中，两眼一抹黑，政治采访从何着手？

作为战时首都的重庆，当时恰逢政治新闻接踵芸集的热闹时刻：毛泽东赴重庆谈判，马歇尔来华调处国共停火，旧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与召开，按葫芦起瓢的战后复员……这对一个政治新闻记者来说，是极富刺激又能煽起情绪的机遇。

“蜀中无大将，廖化充先锋”，赵浩生回忆说，“否则这些重大政治新闻不会轮到我这个初出茅庐的新手头上，然而，当时心里承受的巨大压力也是可以想象的。”

在没有人指教的情况下，赵浩生只好“摸着石头过河”。钻研、采访、写作，战战兢兢、勤勤恳恳，赵浩生以其热情、机敏、全身心的投入，弥补了经验及政坛生疏等不足；以其独特视角、笔触和感受，反映了现代中国历史上最热闹、也最复杂的纷繁场景。

究竟从哪一日开始，赵浩生也记不清了，几乎每天的报纸上都有他采写的重头报道，几乎每天都能从报纸上看到“赵浩生”三个字，且渐渐从《中央日报》扩展到其他十数种报纸。他终于在人才济济的重庆新闻界脱颖而出，以致同时受 12家报章之聘，领取12份薪水。

赵浩生回忆那段日子最得意的事，就是每天下午坐在重庆都邮街最幽雅的咖啡馆，等待从上海空运来的《申报》。那时重庆的报纸纸质又糙又黑，而《申报》则又细又白，在这又细又白的报纸上，总能看到赵浩生的名字。他一面呷着咖啡，一面翻阅着刊有自己文章的报纸，想到通过自己的手笔传播着世人渴望了解的事件和消息，内心盈溢着超乎寻常的满足。

1946年1月10日，举国瞩目的政治协商会议——史称旧政协会议——在重庆的国民党政府礼堂开幕。赵浩生作为唯一的官方记者得以列席这一历史性的会议，目睹了当时政坛风云人物和颜悦色地进行政治角力的精彩场面。

赵浩生逐日报道了会议的进程。然而在同我谈及那次采访时，他却讲了这样一段故事。在会议的一天下午接近黄昏时，突然传来一阵军号声，原来是降旗的时间到了，代表们自觉地起而肃立，直到号声停息，也就是降旗完毕才又坐下。

这时，周恩来突然发言：在刚才的霎那间，我突然想起一个人来，没有他，就不可能促成我们民族惊天动地的团结抗战，也就不会有民族复兴节那天的欢欣情景。这个人就是张汉卿先生，可这位于民族有功的人，至今仍然被禁羁着没有自由，这是不合情理的，因此我吁请蒋主席尽早释放汉卿先生。

周恩来的一番话出人预料、语惊四座，会场一阵沉默。当时在座的有国民党代表 8人，其中孙科、王世杰、张群、陈布雷等均是政治讲坛纵横捭阖的好手。赵浩生说他很想听听这些国民党的砥柱以何说辞为他们的领袖辩解，可他们却都瞠目语塞。

过了好一会儿，还是国民党代表邵力子将此话题敷衍了过去：“张汉卿与蒋主席，不是领袖与僚属的关系，也不是统帅与部将的关系，而是如同父子般的关系。”他不直说是迟早抑或当否恢复张学良自由的理由，而绕着弯提出关系论，言下之意即蒋介石对张学良是囚是放，属父子间的家务事，外人置喙也无用。

我在有关的史料中，只看到在 1月14日的会议上，周恩来曾发言说：“蒋主席在本会宣布的四项主张（其中第四项是释放政治犯），我们非常拥护，全国人民迫切希望全部实现。有些事情当然要有步骤，但放人这件事可以立即做。”随即提议释放西安事变的策动者张学良、杨虎城。却不知此外还有一段围绕放人显睿见智的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