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对创建人民军队的卓越贡献及其现实意义

　　周恩来同志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伟大的无产阶级军事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认真研究周恩来创建人民军队的理论与实践，对于今天我们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实现跨世纪的宏伟发展目标有着重要的意义。

　　周恩来是创建人民军队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把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思想与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领导开展党的早期军事斗争，初步探索了革命军队的建军道路

　　1924年至1927年，中国爆发了以推翻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统治为目标的民族民主大革命。在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而周恩来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在这一时期，周恩来先后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常委兼军事部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和中共中央军事部长等职，是党早期军事斗争的主要领导人。他所领导开展的军事工作，为后来人民军队的创建奠定了重要基础。

　　提出了革命军队是实现革命“理论的先锋”，周恩来是我党最早认识武装斗争极端重要性的伟大革命家之一。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早在五四运动前，周恩来就开始注意军事问题，并在他参加领导的敬业乐群会内组织了“军事研究团”。旅欧期间，他对开展武装斗争和建立革命军队的重要性有了较深刻的认识。1922年3月，他高度评价德国无产阶级领袖卢森堡的名言“无军队便不能革命”，是“见到之语”。同年 12月，他又明确提出：“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①1924年 9月周恩来回国后，以高昂的革命热情，立即投身军事工作，在实践中进一步深化了对创建革命军队的认识。1925年6月，周恩来在演讲中指出：“军队不是阶级，是一种工具。”“军队是压迫阶级的工具，而也可以作为被压迫阶级的工具的。”“这军队便是实现我们理论的先锋！”②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周恩来“早在青年时代，他就努力寻求中国革命的道路，是我党最早认识武装斗争极端重要性的革命家之一。”他关于创建革命军队和开展武装斗争的思想，为我党在大革命失败后迅速确立创建人民军队、开展武装斗争的方针产生了重要影响。

　　开革命军队政治工作之先河，周恩来为党的军队政治工作积累了弥足珍贵的实践经验。开展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与以往旧军队的最大不同点，是革命军打胜仗的根本原因。大革命时期，周恩来先后担任黄埔军校、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和东征军政治部主任，他凭着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以苏联红军为榜样，以出众的才华和创造精神，对如何在革命军队中开展政治工作进行了积极、富有成果的探索。在创建革命军队政治工作的实践中，确立了革命政党对军队领导的原则，提出军队一定要“党化”；明确了政治工作在革命军队中的地位和作用，建立了一套全新的政治工作制度；培养了政治工作的优良作风，创造了灵活多样的工作方法；造就了一批政治工作骨干，开创了革命军队政治工作的新局面。1937年毛泽东同志指出：“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一九二七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③周恩来领导开创的革命军队政治工作，不仅在当时对提高革命军队的战斗力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为后来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创建了党直接掌握的第一支革命武装力量，周恩来是以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思想为指导，尝试建立由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军队的先行者。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周恩来把建立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作为十分重要的任务。1924年11月，他在征得孙中山同意后，建立了由共产党掌握的“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1925年11月，他又以铁甲车队为基础，从黄埔军校调来一批共产党员做骨干，组建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这支武装把支部建在团上，营连设党小组，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和民主制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由共产党人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是新型人民军队的雏形。周恩来的这一创造性实践，为后来建立人民军队积累了宝贵经验。以第四军独立团为基础或抽调骨干组建的几支武装，分别参加了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成为中国工农红军最初的主要来源。

　　把造就革命军事人才作为创建革命军队的根基，周恩来为党培养和聚集了一批建军的骨干。尊重人才和重视人才培养是周恩来一生始终如一的显著特点。还在旅欧时期，他就派遣许多同志前往苏联学习军事，后来成为红军总司令的朱德同志就是其中之一。在黄埔军校工作期间，他以高尚的思想道德情操，影响了一大批进步青年军人，培养了许多优秀共产党员，如陈赓、蒋先云、王尔琢、周士第、许继慎、周逸群等。在东征和北伐中，他指导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的共产党员积极投身军事斗争，一批党的高级军政干部如叶挺、聂荣臻、恽代英、李富春、朱克靖、廖乾吾等在战争中逐步成长起来。在大革命失败前夕，周恩来指示军事部的人要千方百计寻找那些来到武汉的革命同志，如朱德、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陈赓、萧劲光、何长工等，并把他们安排到共产党掌握的军队中或派往苏联学习军事，为党保护了一批重要的军事人才。

　　周恩来在大革命时期的军事实践，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军事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朱德在谈到我军的创立时说：“大革命时代，许多进行军事运动的同志，当时中央军委的负责人周恩来、聂荣臻、李富春等同志，以及党所举办的秘密军事训练班的同志，对我军的创建是有功劳的。没有他们所进行的军事运动，就不能有独立团，就不能有南昌、秋收、广州、湘南等起义。”“因此研究党的军史时，应当从这个老根上研究起。”④这一时期，周恩来把开展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紧密结合起来，承担起开拓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的重任，在理论与实践上为创建人民军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做出了开创性的历史贡献。

　　周恩来是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他组织领导著名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创了我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新时期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途夭折，中国革命进入低潮，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在无比艰难的条件下，如何继续高举革命大旗，严峻地摆在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南昌起义对此作出了响亮的回答。江泽民同志指出：“中国共产党发动和领导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这个伟大事件标志着我们党开始创建自己的革命军队，肩负起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历史使命。”周恩来作为南昌起义的主要决策者和组织领导者，以其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在这一具有伟大意义的事件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审时度势，力主发动武装暴动，周恩来是南昌起义的主要决策人。1927年4月，面对蒋介石背叛革命，大革命危在旦夕的严峻局势，周恩来针对党内的右倾投降主义，力主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是党内最早提出“东征讨蒋”的领导人之一。6月，他又先后两次提出发动湖南农民武装暴动来挽救革命。7月12日，新的中央临时常委会成立后，立即确定了组织民众武装起义的方针，初步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并指定以周恩来为前敌委员会书记组织领导这次起义。24日，周恩来和罗米那兹、加伦、张国焘等人在武汉举行会议，会上周恩来提出应从速决定南昌暴动的名义、政纲和策略，从而使南昌起义的部署正式确定下来，这是党为挽救革命作出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决策。

　　排除干扰，果断举行武装暴动，周恩来是南昌起义的坚定领导核心。周恩来7月26日到达九江，向在九江的同志传达了中央的决定，并作了加紧把起义部队集中南昌的部署。第二天，周恩来赶到南昌，在江西大旅社主持成立了中共前敌委员会，详细讨论了起义的有关问题。次日，他又拜访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坦诚地向他转达了起义计划，贺龙毫不迟疑地回答：“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样干就怎样干。”⑤周恩来以其谦逊质朴的思想风范赢得了贺龙的支持，解决了关系起义成败的基本力量问题。正当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时，中央代表张国焘由九江发来电报，提出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要等他到南昌后再作定夺。周恩来同其他前委成员商议后果断决定，暴动决不能停止，准备工作继续进行。30日，张国焘赶到南昌后，在前委会议上阻挠发动起义，并声称这是国际代表的意见。平时温文尔雅的周恩来气愤地拍了桌子，激动地说：“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运动，现在给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负责了，我即刻回汉口去吧！”⑥在周恩来的坚决斗争和其他前委委员的坚持下，张国焘被迫同意起义。8月1日，起义的枪声划破了南昌城静寂的长夜。由于以周恩来为首的前委部署周密，指挥得当，起义军胜利占领了南昌。

　　整编部队，开始了党独立指挥部队进行作战的最初尝试，周恩来是南昌起义军的直接指挥者。暴动胜利后，周恩来随即对起义军进行了整编，继续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下辖第九、十一、二十军共3个军2万余人。这支军队虽然沿用了国民革命军的番号，但它不同于以往的任何旧军队。起义之始，这支军队就公开申明它的宗旨是为工农大众解放而战，并提出实行土地革命、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第一使命。经过整编，起义军在各军和师建立了党委，各团建立了党总支或支部，在各级配备了共产党员担任的党代表、政治部主任、指导员等专职政工干部，使起义军成为一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根据中央的决定，8月3日，起义军陆续开始南下。周恩来以坚定的信念和超人的毅力，指挥起义军千里跋涉，浴血奋战，克服了各种难以想像的困难。当时在周恩来身边的战士回忆说：“每天，当行军休息下来的时候，因为过度疲劳，我们总是一倒地就呼呼入睡。往往一觉醒来，睁眼还看见周恩来同志在豆油灯下工作，或是踱着步子，默默沉思。”⑦9月中下旬，起义军到达潮汕地区，在强大敌人的围攻下，遭受了巨大损失。战斗失利后，根据周恩来的部署，由董朗、颜昌颐率领二十四师余部到达海陆丰，同当地农军会合，创立了海陆丰红色政权。

　　南昌起义作为我们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光辉起点，在全国人民面前竖起了一面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伟大旗帜。在它的影响下，各地武装起义相继爆发，组建起一支支革命武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武装暴动的战火硝烟中成长起来。19 33年7月，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名义颁布决议：“批准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建议，规定以每年‘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后来，毛泽东同志又明确指出：“这是很重要的一天，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⑧在建军70周年前夕，江泽民同志欣然为南昌起义纪念馆题词：“军旗升起的地方”。八一南昌起义作为人民军队诞生的标志，是与“周恩来”这个光辉而伟大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在南昌起义中的光辉业绩将同南昌起义的巨大历史贡献一起永载史册。

　　周恩来是中国工农红军卓越的领导人之一，他探索土地革命战争规律，指导全国红军建设，为形成人民军队的一整套建军思想和原则作出了杰出贡献

　　在土地革命战争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民军队如何建设和发展，是我们党领导土地革命战争并夺取胜利而面临的重大问题。在这一重要时期，周恩来在党中央担负军事方面的领导工作。在八七会议上，他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之后被任命为中央军事部长，11月又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在党的六大上，他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任常委会秘书长、组织部长，后又兼任军委书记，是这一时期党的军事工作的最高领导人。周恩来求真务实，集思广益，认真总结各地建军经验，艰难地探索着土地革命时期的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为人民军队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指导各地创建工农红军，推动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大发展。在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造成的极端艰苦的斗争环境中，人民军队建设和发展面临着难以想像的复杂情况。周恩来以严谨的科学态度，认真总结各地武装暴动和创建红军的成功经验，指导全国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有力地促进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发展。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红四军是工农红军最重要的一支武装力量，周恩来对它的成长给予了极大的关心，多次去信予以指导，倾注了大量心血。特别是红四军领导内部在建军思想上出现一些分歧，部队建设受到影响时，周恩来亲自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著名的“九月来信”，肯定了毛泽东、朱德的领导地位，支持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为统一红四军党内的思想起了关键作用。周恩来同样关心和指导了湘鄂西苏区红军的建设发展。他多次给贺龙和湘鄂西前委去信，向他们介绍“在朱毛军队中，党的组织是以连为单位，每连建立一个支部”，⑨以及朱毛红军提出的“十六字诀”游击战争的指导原则，使湘鄂西苏区红军不断发展壮大，成立了红二军团，以后的红二方面军便是在此基础上与红六军团会合而成的。周恩来对鄂豫皖地区的红军建设也十分关注。１９３０年２月，他在详细了解鄂豫皖苏区的情况后指出，为了克服边区党组织领导和红军指挥的不统一，中央决定成立鄂豫皖边特委和红一军。⑩根据周恩来的这一指示，鄂豫皖边区红军组建了红一军，并在不久发展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周恩来的辛勤工作下，经过全党两年多的艰苦努力，到１９３０年上半年，全国红军已迅速发展到１３个军６万余人，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在这个时期已具雏形。

　　阐明人民军队建设思想，为古田会议确立建军原则奠定了基础。新生的中国工农红军是在长期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创建起来的，如何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红军建设成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红军创建和发展中亟待解决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周恩来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极大的政治热情，投入到这一关系红军前途和方向的大事中去，为红军的健康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１９２９年８月２１日，他起草了中共中央致红四军前委的信，信中针对红四军争论的一些原则问题指出，“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红军党的组织原则，必须采取比较集中权利”，政治工作“是红军中政治命脉”。11周恩来在这封信中阐发的许多关于人民军队建设的重要思想，对指导红四军及整个红军建设发展都产生了重要而积极的影响。

　　9月，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九月来信”，进一步阐发了他的建军思想，并从理论的高度对红军建设的一系列根本原则问题作了系统的论述。概括其要点，一是明确了红军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并明确指出：“红军一切行动务要避免单纯的军事行动，要与群众斗争取得密切联系。”在此已比较明确地包含了人民军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思想。二是强调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明确指出：“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党只能经过党团作用作政治的领导”，“经过军部指挥军事工作，经过政治部指挥政治工作。”指明了党领导军队的正确方法。三是规定了红军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和任务，明确指出，“其任务为对内管理政治教育，对外作政治宣传以至管理地方政务，发动群众斗争，扶助群众组织等。”12 12月底，根据“九月来信”的指示精神，红四军召开了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新前委。大会通过的由毛泽东同志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确立了红军建设的根本原则，是人民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件，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光辉文献，其中无疑包含了周恩来在“九月来信”中阐发的一系列正确思想，是周恩来对毛泽东军事思想作出的杰出贡献。

　　探索武装斗争道路，明确提出了“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的思想。中国革命走什么样的武装斗争道路？把党的军事工作中心放在城市还是农村？在这一关系人民军队生存发展和中国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上，周恩来积极探索，实事求是，逐步认识到党的军事工作中心必须放在农村，走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道路。早在领导南昌起义军南下时，他就萌生了“先占农村，再图城市”的思想，主张先进入海陆丰地区，建立工农政权，待条件具备时，再取广州。起义军受挫后，他患病躺在担架上，仍坚持要带队伍去海陆丰。随着武装斗争的深入发展，他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实行农村武装割据的重要意义。1929年，他明确提出了“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的重要思想，这同当时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周恩来为此作出了杰出贡献。

　　在实际工作中，周恩来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坚持真理，抵制“左”倾盲动错误，积极支持和组织开展广大农村的武装斗争。1928年初，当贺龙向中央提出回湘鄂西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党内有不同意见时，周恩来在中央常委会议上全面客观地分析了情况，力主让贺龙去。临行前，他向贺龙明确提出了“依山建军、再向平原发展”的农村武装割据方针。13为了推动全国各地农村武装斗争的发展，周恩来在组织人力、物力支援红军和苏区建设方面，以其严细周密的作风，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29年夏，他在上海主持举办了中共中央军事训练班，为苏区培养了一批军事骨干。他还组建了情报机构、秘密交通站，并指示有关省委在苏区周围各县建立了一批文具、百货、布匹、药材、电器商店，为苏区提供了大量的物资支援。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工农红军犹如燎原之火，燃遍中国广袤的农村大地，这是与周恩来坚持把军事工作中心放在农村的正确工作方针分不开的。周恩来在这一时期的卓越工作，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和人民军队的成长壮大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为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是中国工农红军的卓越领导人之一。

　　周恩来在领导创建人民军队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建军治军思想，是我党我军的宝贵财富，对加强新时期军队建设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江泽民同志指出：“周恩来同志的军事生涯反映了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为民族解放、国家富强而英勇奋斗、自强不息的光辉历程。”他“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以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胆略和卓越的军事才能，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和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为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丰富的治军思想、作战经验和军事理论，是我党我军的宝贵财富。”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时期，认真研究周恩来在创建人民军队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建军治军思想，目的就在于从中汲取宝贵历史经验，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高举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下，把我军现代化建设全面推向新世纪。

　　第一，认真研究周恩来创建人民军队的思想和实践，就要在我军现代化建设新的征途上，始终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江泽民同志深刻指出，我军“从诞生之日起，就坚定地站在党的旗帜下，一切听从党指挥”。早在大革命时期，周恩来就把革命政党对军队的领导作为一条建军的根本原则。明确指出，“革命军是党的军队，革命军的行动要依着党的政策”，成为实现党的理论的先锋。在指导全国红军的创建中，他反复强调，党对军队的领导“绝不能动摇”。历史充分证明，只有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军队才能从无到有、发展壮大，才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在新的历史时期，在国际战略格局发生历史性变动的情况下，面对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军进行“非党化”的政治图谋，我们只有更加坚定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一切听从党的指挥，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思想、政治和行动上的高度一致，才能战胜一切困难，经受住各种考验，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第二，认真研究周恩来创建人民军队的思想和实践，就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始终不渝地坚持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坚持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是关系军队建设全局和决定军队发展方向的根本问题。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人民解放军所以成为一支伟大的军队，是由于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周恩来在创建人民军队的艰苦实践中，始终把建立和维护军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作为人民军队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把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作为赢得革命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军队建设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这既给军队建设增添了新的活力，也给军队建设带来了新的考验。我军作为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只有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同人民群众始终保持亲密无间的血肉联系，才能切实履行我军的职能，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安全保证，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第三，认真研究周恩来创建人民军队的思想和实践，就要在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的历史条件下，始终坚定不移地用无产阶级思想贯注部队，不断增强官兵抵御“酒绿灯红”影响的能力。江泽民同志曾深刻指出，加强思想政治建设，这是老一辈革命家治党治军的一条基本经验，也是一条重要原则。周恩来是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主要开创者，注重思想政治工作是周恩来创建人民军队实践的重要特征之一。周恩来在红军初创时期，就明确提出政治工作“是红军中政治命脉”，这对于今天加强我军的思想政治工作依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市场经济在极大地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负面影响，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军队思想政治建设面临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复杂的局面，要使部队官兵抵御住各种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重要的就是始终把思想政治工作摆在首位，以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武装广大官兵的头脑，用无产阶级思想贯注部队，继承和发扬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按照江主席“五句话”的总要求，努力把军队思想政治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第四，认真研究周恩来创建人民军队的思想和实践，就是根据打赢现代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要求，坚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过去，我军是在长期的战争环境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周恩来在创建人民军队的过程中，始终把通过教育训练培养和造就人才，作为创建人民军队的一项重要工作，不论是在大革命的血雨腥风中，还是在土地革命战争的艰苦环境里，他从未放松过对人才的培养。在党的六大期间，他作为大会秘书长在繁忙的事务中，还抽出时间专门组织代表们进行军事训练。江泽民同志在纪念建军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军是一所革命的大学校。七十年来，这所大学校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文武双全、德才兼备的干部。”“这是人民解放军的一个特殊贡献。”现在，我军处于长期的和平环境中，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归根到底还是要靠教育训练。我们要建设一支适应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需要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实现军队建设跨世纪的宏伟目标，就必须紧紧抓住人才培养这个关键不放。我们一定要按照江主席“两个武装”的指示，下功夫学习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下功夫学习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知识，以闻鸡起舞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学习一切需要学习的东西，把我军这所大学校办得更好、更有成效，把教育训练质量不断提高到新水平。

　　第五，认真研究周恩来创建人民军队的思想和实践，就要大力加强新时期干部队伍建设，更好地担负起跨世纪的历史重任。周恩来的一生是伟大光辉的一生，他在创建人民军队的过程中作出的巨大贡献，不仅缘于他卓越的才能，也缘于他伟大的人格和崇高的思想风范。正是由于在周恩来身上集聚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因而产生出强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深刻地影响教育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邓小平同志就称周恩来是“我党我军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化身”，并号召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努力学习周恩来等同志的榜样，在艰苦创业方面起模范作用”。14在世纪之交，在为实现党的十五大提出的跨世纪宏伟目标的奋斗中，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高中级干部，肩负着全面推进军队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的历史重任。作为军队领导干部一定要牢记党和人民的重托，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过好“金钱关、权力关、美色关”，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以自身的良好形象带出过硬的部队，不辜负老一辈革命家的殷切期望，让江主席放心，让党和人民放心。

　　（作者单位：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石家庄陆军学院）

　　注 释：

　　①周恩来：《评胡适的“努力”》，《少年》第6号，1922年12月15 日。

　　②《政治工作须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1926年出版。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80页。

　　④《朱德选集》第126页、第393页。

　　⑤《周恩来亲笔修改的“八一”起义宣传纲要》，《南昌起义资料》第2页。

　　⑥叶挺：《南昌暴动至潮汕的失败》，《南昌起义》（资料选辑），第81页。

　　⑦、⑨、⑩《周恩来传》1898—1949，第148页、第198页、第199页。

　　⑧1984年11月 20日杨成武参观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谈话记录。

　　11《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党的文献》1991年第2期。

　　12《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1—41页。

　　13《周恩来与贺龙》第60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2月出版。

　　14《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25页、第260页?

　　《周恩来百周年纪念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