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6月23日周恩来接受美国学者T.A.彼森采访

编者按：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周恩来答问录》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答问录，收录了周恩来同志1936年至1971年期间接受中外记者采访以及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答问、散发的声明等文稿64篇，约30万字；书中同时收录83幅珍贵历史图片，图文并茂。以下是书中收录的1937年6月23日周恩来《接受美国学者T.A.彼森采访》全文。

T.A.彼森：统一战线谈判的现状如何？

周恩来：一般说来，现在在一个总解决的基础上达成了协议，但许多问题还需要拟定具体的细节。我们的根本立场，已在我们给国民党三中全会（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五日至二十一日）的电报中申明，当时已由南京公布。

当时，我们提了一些保证，也提了一些要求。现在，我来概括一下谈判中逐步形成、现已比较详细的条款。

我们提出了四项保证：

（1）停止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活动；

（2）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3）在我们特区内（即边区内），以民主选举的政府代替苏维埃制度；

（4）红军改名国民革命军，在南京军事委员会指导下行动，以求抗日战争的彻底进行。

我们要求国民党采取五个步骤：

（1）停止反共活动；

（2）组成民主选举的政府，保障包括新闻出版自由在内的全部公民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3）修改南京提出的召开国民大会的选举条例、选举方案。一切党派和团体应能派出代表出席大会。大会应有权草拟新的民主宪法并商讨解决民族危机的纲领；

（4）全面准备对日之防御战，采取加强国防经济的措施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有效步骤；

（5）重新考虑南京反对召开国防会议的决定。会议的举行应是为了建立一个坚强、统一的中央军事机构以筹划和指导反对日本侵略的防御战。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举行了五次谈判会议。三次在西安，一次在杭州，最近一次在牯岭。出席牯岭会议的南京代表包括蒋介石本人、蒋夫人和宋子文。我们商定了一整套详细的协定方案。在他们提出的调解分歧的仲裁委员会问题上存在着僵局。它包括六名委员，每方三人，蒋任主席。我们不希望由他来投决定性的一票，而他坚持要这样做。

T.A.彼森：这些条款实施的情况如何？

周恩来：在我们一方，已经停止了一切反对国民党的活动。日本人试图挑动中国地方军阀反对南京，但他们也失败了。我们还停止了没收地主的土地。我们准备取消红军的名称，把我们的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我们还准备在这儿用民选的政府代替苏维埃制度。不久以后，也许在一个月内，应当发表关于谈判的公开声明，那时这后两项措施即将付诸实行。

在南京一方，已经停止了对红军的军事进攻。它取消了对边区的经济封锁，而且现在南京每日供应我们作为国军部队应得粮饷的五分之三，即五十万元中的三十万元。假如谈判成功，我们希望我们的部队会得到全饷。

还有消极的方面：南京进行政治改革的行动迄今还很不够。但是，已有了新气氛和迅速改进的局面。停止内战只是必要的第一步。它实现后，现在可以有进一步的进展。谈判仍在继续，它尚未完全成功。在十年斗争之后，要学习合作是很难的。

我们愿意求得一个双方同意并共同保障其实现的全国性纲领。这是有可能做到的，但其全部内容尚未进行任何详细协商。国共双方部队的军事指挥怎样进行合作，也正在谈判中。这两个问题，甚至在谈判声明发表之后，还不会全部解决。还会出现很多新问题，这就非常需要建立仲裁委员会一类的调解机构。

T.A.彼森：还谈判了其他什么问题？

周恩来：谈了军事和政治方面很多问题。我们愿意在我们的地区成立特区，由我们选出的政府来领导。我们提出把它定名为“陕甘宁边区”。南京反对这些建议。它要求保持现在各省的正式地位。蒋介石甚至要指定这个地区的官员，我们则要求这些人应由人民公开投票民主选举。假如这个问题达成协议，我们准备在七月十五日实行选举。

至于军事问题，我们仍在南方一些游击区活动的部队，成了一个特殊问题。南京企图把他们缴械、瓦解掉，这我们不能同意。但主要的军事问题大致谈定了。我们红军主力部队还照旧归它们自己的指挥员领导。南京反对给它们任何可大造舆论的名称。这个形式问题造成不了什么困难。我们不在乎名称而在乎内容。因此，我们的部队将被授予跟国军一致的番号，就像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期的情况那样。

释放被扣人员的问题还在谈判。惟有山西和陕西两地，所有的政治犯已被释放。在长江下游各省还有四五千人，其中许多都不是共产党员而是嫌疑分子。国民党说三千，我们认为还要多些，南方各省还有三千人左右，再加上三千俘虏，总计至少达一万人。现在才释放了几百名战俘，他们很多人来到了这里。全国救国会的领导人现在还关着，这是个特别案件。

关于国民大会，南京作了一些让步，但很不够。南京同意增加二百四十名代表给一些省选出来的国民党支持者。尽管他们在大会中仍是少数，但南京仍然要指定这二百四十名代表。我们要求，这些代表应当由具有代表权的各个非国民党团体来推选。南京还公布了一个宪法草案，仅仅要大会通过一下。我们要求，应由大会代表来制订一部新的、更民主的宪法。我们还主张授权大会讨论民族危机和草拟一个解决民族危机的全国纲领。

至于召开国防会议，时机还不成熟。假如南京现在就召开这个会议，许多在野的军事领导人会不敢来。除非朱德和毛泽东去南京出席会议，他们才会参加。如果南京请我们，我们愿意出席国防会议。但我们一下都去也不好，可能一次去一个。五月底，南京军方派一个考察小组来亲自证实我们是否真正支持国内和平和团结抗战。我们也要派我们的人去进行一次巡回调查，检查南京谈到的防御措施。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改善人民生活所必需的具体措施，这也是孙中山的一条重要遗训。我们在这方面有很多的特殊建议要跟南京商讨。一个有效的国防纲领必须涉及人民生活这个重大问题。军事方面的统一战线纲领一旦达成一致协议，我们就要提出这个问题来进行必要的详细研究。

T.A.彼森：你对当前统一战线的前景有什么看法？

周恩来：在这个问题上，必须记住中国的统一战线跟欧洲或者美洲的人民阵线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很不相同。中国的两个党，彼此间已进行了十年的军事斗争。在这里，有一个革命的政党，并有着自己的地区、军队和政治组织；还有一个反动的政党。国民党的统治是建立在特权集团基础上的；而共产党的统治是以无产阶级和农民作基础的。南京对外与帝国主义国家有密切联系，而不联合苏联。因此，我们难以相信统一战线能够建成。某些共产党人甚至怀疑这个目的是否能达到。

但我们还不能说毫无希望。有两件事实值得注意。首先，日本的侵略损害了中国所有各个阶级。现在，不仅侵略满洲，而且还侵略华北。日本人在这些地方的行动，已经使中国资产阶级，也使西方帝国主义者不安。其次，国共两党彼此打了十年而没有结果。哪一方也没有打赢。虽然蒋介石控制了大部分的省份和人口，但他还是消灭不了共产党。而今天南京必须面对日本人要占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这个事实。它在反共活动中已经花费了大量军队和大量金钱，但还是没有成功。打内战甚至阻止了防守上海。如果不能达成一致行动的协议，南京就会保不住自己的资产阶级基地。

在我们一方，我们也有要缔结一项统一战线协议的充分理由。我们能够借此推动抗日斗争向前发展并使之扩大到全国各地。只要统一战线谈判存在，就是对人民大众抗日情绪的一种激励。因此，它也就提供了一个使全中国人民组织起来的基础。另一方面，假如西安事变处理得挑起不和，那么内战就要扩大，而且会愈演愈烈。得到好处的只有日本人，而不是南京，也不是我们。

T.A.彼森：今天，中国可能建立民主共和国吗？

周恩来：民主共和国的建立是迄今为止最艰巨的任务。它跟为了团结抗日斗争而停止内战不同，它才刚刚开头。以前，我们双方各有自己的政治制度：国民党的是军事独裁制；共产党的是工农民主制。今天我们必须学会合作建立单一的统一民主共和国。

这种合作只能一点一点地实现。首先，在对日抗战中去实现。有了这点，政治上所必须的进步才有可能。两者必须一起进行，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就像自行车的轮子那样而不像人力车并排的轮子那样。先准备抗日战争，然后是争取民主共和国的运动。当然彼此相互影响。两个车轮一起动，但抗日运动是前轮。

有些人会说，这个政治目标看来很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我们的回答是：当然是的，只是由无产阶级和农民来担任主角，这使它有所不同。但是，今天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并不小，也很重要。它要求推翻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这些目标不妨碍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它们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真的，这个新纲领意味着我们过去的政策有了改变。它意味着把工农民主制改变为全国民主制，这种制度只排除汉奸，而包括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土地所有者以及工人、农民在内。它也意味着方式的改变。十年来我们都采用革命的方式，通过武装斗争建立工农民主制。如今我们要用政治斗争即一种和平斗争，来创立全国性的民主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