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群众》的创刊

　　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常驻国民党统治区，并先后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南京局书记。在此期间，他按照党中央的决定和指示，亲自创建和领导《群众》周刊，坚持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发挥党刊的舆论阵地和宣传武器作用。特别是在创刊过程中，周恩来为《群众》的出版发行唇枪舌剑、反复谈判，为《群众》的办刊定位具体指导、呕心沥血，书写了一段难忘的历史记忆。

　　我们党创办《群众》周刊，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重要成果，也是周恩来在国共谈判中促成的。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人民的局部抗战转化为全民族抗战。7月17日，周恩来等到庐山，代表中共中央同国民党蒋介石等谈判国共两党合作的各项问题。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报刊，就是这次谈判内容之一。8月中下旬，周恩来在南京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商定中共在国统区创办报刊，随后，邵力子正式批准在南京筹办。

　　筹办工作从组织办刊的工作人员开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亲自安排下，选调一批干部，成立了报刊筹备处。潘梓年负责全面工作，章汉夫负责编辑工作，钱之光负责经理工作，将精力重点放于《新华日报》的创办上，兼顾出版《群众》周刊。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梓年、章汉夫、许涤新等聚集南京，同八路军办事处的钱之光等，从10月开始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报纸筹办工作进展很快，但在《新华日报》申请办理登记手续的问题上，国民党当局不断进行刁难阻挠，借故推诿拖延，迟迟不予办理。此外，因战局危急，国民党决定放弃南京，邵力子打电话给潘梓年，要他们撤到武汉再筹备出版。潘梓年、章汉夫等10月19日奉命离开南京去武汉。

　　11月下旬，筹备处转到武汉，继续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国民党当局仍采取拖延、抵赖和推诿等手法，制造各种借口，阻挠中共党报党刊的出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筹备处负责人潘梓年和徐迈进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指出：如果不立即让《新华日报》出版，那就必须让我们先出版《群众》周刊。周恩来并为此直接与国民党中宣部长交涉。在我党的压力和据理抗争下，国民党当局只得同意先给《群众》周刊发出版登记证。1937年12月11日，《群众》周刊在武汉创刊，与读者见面。

　　《群众》周刊的出版，就像一面旗帜，飘扬在中国的万里长空，不仅在武汉及其周围地区引起轰动，而且在国统区、在全国范围内甚至在海外都产生巨大影响。当时，国民党当局官办报刊抗日宣扬存在很多顾虑，甚至散布悲观情绪、妥协言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群众》周刊以战斗的姿态和崭新的面貌，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战，使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增强了中国人民胜利的信心。出版伊始，周恩来就在百忙之中为《群众》周刊撰稿。在创刊一个月内的五期刊物上，他发表的报告和文章即有三篇：《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怎样进行持久抗战》。这些文章均产生强烈反响，扩大了《群众》周刊的影响。

　　《群众》周刊出版以后，周恩来曾经找编辑、记者和出版发行工作人员谈话，具体指导刊物定位和编辑方针。他明确地指出，《群众》周刊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就在于《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的刊物，需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批判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至破坏抗战的各种反动谬论。这一重要指示，明确了《群众》周刊的定位和办刊思路，把理论底色、红色基因植入到《群众》的“胚胎”之中，至今依然得以坚守和发扬。

　　关于如何把这份党刊办好，周恩来也有具体的指导。他要求编辑记者们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还要懂得一些心理学。他不止一次地告诉大家：党报党刊的任务，就是要提高读者的政治思想认识。你要做好这一工作，首先必须了解广大读者或一部分读者的心理状态，了解他们思想上存在的问题，然后，你才能抓住他们的思想“疙瘩”，“有的放矢”地写出文章来。这里的“的”，就是群众思想中存在的问题；这里的“矢”，就是你们的文章。如果找不到“的”，你们的文章就会成为“无的放矢”的空话。此后，他曾反复地强调这一点。

　　周恩来同志不仅在战略层面给予《群众》周刊的明确指示，而且在战术层面进行具体指导。1938年10月下旬，武汉沦陷以后，《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转移到重庆出版。在此期间，他经常找党报党刊的同志谈编辑问题，从报刊的社论、专论，一直到文章的标题，无一不谈。他经常告诫同志们：对于材料不足的问题，对于没有掌握材料的问题，不要随便发表意见，否则便不是唯物主义者；对于掌握了材料的问题，是有必要发表意见的，但是，必须留有余地。有十分把握的问题，今天说它八分就可以了。十分有把握的问题只说八分当然不够，但是要明天或者到后天，你还可以补充，这就很主动。如果不是这样，把话说绝了，一旦情况证明不是如你所想象的，那就会使自己在斗争中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使党也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读这一观点，仍然能感受到周恩来对办刊技艺的娴熟掌握，深刻体会到他对《群众》周刊的良苦用心。

　　除了关心和亲自过问刊物的宣传，周恩来还十分关心《群众》周刊工作人员的教育和培养。在政治素质方面，他及时向大家传达党中央的决定和指示、做政治报告、上党课、讲党史。他教育大家要努力学习理论，牢固地树立崇高的理想和信念，有坚持抗战到底和革命到底的决心，增强革命意志、保持革命气节。在业务能力方面，他提出编辑记者都要既能写社论、专论，又能编新闻、通讯，既做编辑、记者工作，又要学会排字、印刷等各种本领，成为适应工作需要的“多面手”。同时，还提醒大家要按照自己的专长，向专业方面努力学习，刻苦钻研，不断发展。这些细致入微的指导关怀，是对办刊规律的深刻认知和科学总结，历久而弥新，对今天办刊依然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周恩来对《群众》周刊的领导、关心和培育，给我们留下了无比珍贵的精神财富，是进一步办好《群众》杂志的思想之源、力量之源。今天的我们，更要牢记周恩来同志的谆谆教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不渝地继承和发扬《群众》周刊的光荣革命传统，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把这个思想理论阵地坚守好、建设好、发展好，把中央精神、省委部署宣传好、解读好、落实好，努力让《群众》杂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绽放夺目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