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计划赴藏缘何未能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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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周恩来总理一直十分关注西藏，并参与决策和指导了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自治区成立、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与西藏各民族人民结下深厚感情，为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西藏民族团结和社会全面进步立下不朽功勋。其中，他在西藏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多次表达要赴藏视察的愿望。尽管这一心愿终生未了，但却表明西藏各民族人民在周恩来心中的特殊地位，以及周恩来对党的西藏工作的深刻认识和独特贡献。

计划赴藏视察的缘起

新中国成立伊始，西藏就与全国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区一样，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赋予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宪法权利，这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的大家庭之内，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根据这一规定，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获得和平解放。其中，《协议》第三条明确规定：“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同时，为保证《协议》的执行，还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设立军政委员会和军区司令部”。其中，军区司令部于1952年2月10日正式成立。然而，由于西藏和平解放之初，西藏地方政府保持不变，并与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昌都人民解放委员会并存，同属政务院管辖，军政委员会未及时成立。至1954年达赖和班禅在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即将颁布、各大行政区的军政委员会撤销以及西藏和平解放三年来的发展变化，毛泽东于9月11日接见达赖和班禅时提出，西藏不成立军政委员会，而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达赖和班禅表示完全同意。

1954年11月2日，时任国家民委主任的李维汉在由达赖、班禅及西藏主要官员和西藏工委在京的负责干部参加的会议上，对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问题作了详细说明，对成立筹备委员会筹备小组和解决有关西藏的一些历史问题作了指示。11月4日，经有关各方协商，筹备委员会筹备小组在京成立。筹备小组经过两个多月的反复讨论和协商，通过了筹备委员会的性质任务、人员组成、下设机构，以及筹备委员会与国务院的隶属关系、筹备委员会的财政问题等草案。

1955年3月9日，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国务院第7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规定：“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是负责筹备成立西藏自治区的带政权性质的机关，受国务院领导。其主要任务是依据我国宪法的规定以及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和西藏的具体情况，筹备在西藏地区实行区域自治。”会议决定达赖任筹委会主任委员、班禅任第一副主任委员、张国华任第二副主任委员，阿沛·阿旺晋美为秘书长。3月11日，周恩来为达赖和班禅题词：“积极努力，为早日建立西藏自治区而努力。”

1956年1月13日，西藏工委决定于4月22日成立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并在《1955年第四季度工作的综合报告和1956年第一季度工作安排意见》中向中央提出这一意见，获中央批准同意。随后，为庆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赴藏代表团。当时，陈毅副总理在国务院分工兼管民族事务。1月21日，他将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送来的有关请示报告转呈中央，请中央作一原则上的批示，以便开始筹备工作。1月24日，周恩来同陈毅商谈中央赴藏代表团的组成事宜，并商定做西藏各界人士工作的一些办法。当日，中央在批复中指出，所拟计划原则同意，并应即按此做好准备；拟请陈毅任团长，请陈毅提出代表团的具体名单，各项具体工作由陈毅主持和指导。2月7日，中央正式发出《关于庆祝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和去西藏进行访问组织中央代表团的几项问题的通知》。中央赴藏代表团主要由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和人民政协、各民主党派以及全国工人、青年、妇女、科学、文教、工商等人民团体的代表组成。代表团包括17个民族，有团员57人。此外，随行的还有歌舞团、京剧团、杂技团、电影队等文艺团体，以及主要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汽车第一团组成的后勤运输队、从北京各大医院抽调的医生组成的医疗队和由西北军区派出的警卫连，共约800人。

邓颖超曾回忆说，周恩来一直想去西藏。按理说，此次庆祝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对周恩来赴藏应是一个实现心愿的机会。但是，由于当时飞往拉萨的航线并未开通，需从西宁沿青藏公路赴拉萨，而根据陈毅率团到达拉萨的时间计算，旅途大约需要耗时一个月左右。然而，这样的行程对于日理万机的共和国总理来说，则是不适宜的。尽管此次不由周恩来率团赴藏，但他自始至终对这项工作十分重视。尤其是他对代表团作出的特别人事安排和提出的希望，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出他当时已有了为将来赴藏做准备的考虑。一是他派自己的秘书韦明跟陈毅去西藏，协助工作。韦明自1951年至1958年间，曾任政务院、国务院新闻秘书，在总理办公室专管宣传、文化、教育、科技和卫生等方面工作。周恩来之所以派他去西藏，主要是出于让身边工作人员多了解西藏情况的考虑。不仅如此，当总理办公室1956年准备精简时，他则要求身边的秘书和工作人员一定要到边疆去，到基层去。据曾于1953年至1957年任总理办公室机要秘书的刘震海回忆，“在中央机关精简时，通过总理办公室党组织动员，个人申请报名，最后报告总理审核批准后，决定我和十几位同志赴西藏工作。”后来由于西藏发生叛乱而未成行。二是他在接见中央赴藏代表团时把代表团赴藏定位为要做帮助西藏的“开路者”。1956年3月15日下午，周恩来接见中央赴藏代表团在京的全体人员。他在讲话中指出：“西藏经济落后，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帮助他们。”“帮助西藏民族发展人口、提高人民生活是需要做十年或二十年的努力的。你们去开路，会看出一些问题，回来想办法帮助他们，源源不断地帮助他们。”

不仅如此，周恩来还仔细检查了中央赴藏代表团的准备工作，当他在代表团驻地发现送给达赖和班禅及筹备委员会的礼品礼单上没有藏文时指出，“送给西藏的礼品，怎么能没有藏文？实行区域自治，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是一个重要内容。”为此，代表团连夜赶制印有藏文的礼单，而过去印好的被全部作废。周恩来对赴藏工作的过问真可谓细致入微。

1956年4月22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在拉萨举行。此前，周恩来于4月20日致电祝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他在电文中指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民族政策的又一伟大胜利；是西藏全体僧俗人民在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领导下，亲密团结和共同努力的结果”。他表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以后，在实现西藏民族的区域自治、加强民族团结、培养干部和发展经济、文化事业上都将做出更大的成绩”。他还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题词：“为加强团结，培养干部，发展经济文化建设事业，实现西藏民族的区域自治而努力。”

6月14日，周恩来专门看望了参加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后从拉萨回到北京的陈毅。对于中央代表团访问西藏的情况，陈毅向中央作了总结报告。1956年7月12日，周恩来复达赖5月18日来信，指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是“一个不小的成就”，提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担负着艰巨的任务，这就需要更加加强西藏的内部团结，以保证任务的完成。”正是在这封信中，周恩来明确表示，“西藏和内地之间的航空线试航成功以后，我们互相来往就更加方便了，地理上的距离已经不能再成为阻隔我们的因素”。“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非常想实现我的夙愿，到西藏去走一趟”。

由上可以看出，周恩来是在参与西藏和平解放、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和筹备成立西藏自治区的过程中，出于对西藏特殊地位和西藏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出于对西藏各民族人民愈来愈深的感情，而产生了要去西藏的想法。而且，这一想法形成后，他就一直等待着能有这样的机会，实现其愿望。这个机会就是西藏自治区的成立。据阿沛·阿旺晋美回忆，“由于种种复杂原因，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区的筹备工作拖了9年之久。在此期间，周总理每次和我谈话时，重要内容之一总是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问题”。曾长期担任西藏自治区领导，并与周恩来有多次亲密接触的热地回忆，“周总理逝世后，邓大姐多次对我讲过：西藏是个好地方。恩来生前非常惦念那个地方和那里的人民，他一直想去西藏。1965年自治区成立时差点成行，却因事未能如愿。一直到他的晚年还惦记着这件事，这是恩来一个未了的心愿”。

四次表示要亲赴西藏视察

赴藏视察的确是周恩来一直不变的愿望，根据现有文献记载，周恩来曾四次明确谈及他要去西藏的愿望。

周恩来第一次明确表示要去西藏视察，是在1956年7月12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后周恩来复达赖的信中。他把去西藏称为自己的一个“夙愿”，此可谓赴藏愿望由来已久。但此时，他还未确定是什么时候和机会去西藏。

周恩来第二次明确表示要去西藏视察，是在1957年他在印度访问期间同达赖进行的谈话中。据阿沛·阿旺晋美回忆说：“1956年底，周总理在印度同达赖喇嘛个别谈话时，在同我和其他随同达赖喇嘛去印度的西藏官员谈话时，反复谈到成立西藏自治区问题。”当时，周恩来与达赖有过三次谈话，分别是在1956年11月29日、12月30日和1957年1月1日。这些谈话之所以是在印度，是因为达赖和班禅于1956年11月应印度方面的邀请，在印度参加释迦牟尼2500周年涅槃纪念活动。对于达赖去印度参加此次活动，周恩来曾在上面提到的7月12日的复达赖信中指出，“应该适当地注意到美、英帝国主义分子的破坏活动”，对于达赖出访问题，“应该采取慎重的和有准备的步骤”。1956年11月，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印度，11月29日，他与达赖在印度进行了第一次谈话。在谈话中，周恩来向达赖转告了毛泽东主席关于西藏改革的意见，指出“西藏，包括昌都及前后藏三个地区的一切改革，都要得到你们的同意”。“现在肯定不谈改革，在大家都没有安置好以前不改革。而先将自治区成立起来，培养干部，做好其他方面的工作，将西藏的贫困情况予以改变，使大家的生活先好过起来，这点中央一定帮助，而且也帮助得起。” 12月29日，周恩来结束对巴基斯坦的访问再次飞抵印度，于12月30日与达赖进行了第二次谈话，指出，“总之，主要是你早日回去好。因为有些人主要是想利用你不在的机会搞起乱子，使你处于十分困难的地位，回去后不好处理。毛主席希望你能早日回去，不去噶伦堡，去那里对你不利。因为到那里后固然对你的安全或许没什么危害，但极可能有些人乱搞在一起，造成一种很困难的局面。”1957年元旦，周恩来与达赖进行了第三次谈话，他告诉达赖：印度政府重申1951年所表明的态度，“承认西藏是属于中国的”，“尊重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印度政府对西藏只是宗教上的联系，没有政治企图”。正是在这次谈话中，周恩来再一次表示要去西藏。他对达赖说：“你看自治区什么时候可成立起来？我曾答应过你自治区成立时我去拉萨，我一定去。”达赖回答说：“在拉萨时曾给张国华同志谈过。我估计早则在1957年底，迟则在1958年初。我想工作顺利进行是可以成立起来的。”在周恩来的劝说下，达赖于1957年2月从印度回到西藏。但是，西藏自治区的成立却一拖就是9年，至1965年9月才完成，这时周恩来已67岁，步入了老年。

周恩来第三次明确表示要去西藏视察，是在筹备中央赴藏代表团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时。1959年3月，西藏发生武装叛乱。3月28日，周恩来发布国务院命令指出，这种背叛祖国、破坏统一的行为，实为国法所不容。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除责成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彻底平息叛乱外，特决定自即日起，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由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副主任委员代理主任委员职务。之后，班禅堪布会议厅和昌都人民解放委员会也相继自动地提出撤销。这样，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实现了对西藏全区行政工作的统一管理。与此同时，解放军在西藏各界人民群众大力支持下，迅速平息了叛乱，并根据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进行了民主改革。1964年，西藏民主改革工作结束，广大翻身农奴当家作主，生活有了很大提高，他们的政治热情和劳动热情也非常高涨。未参叛的上层人士，绝大部分在政治上得到安排，生活水平也有了改善，成立西藏自治区的条件趋于基本成熟。

1965年8月23日，国务院全体会议举行第158次会议，讨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关于正式成立自治区的报告，同意1965年9月1日召开西藏自治区一届人大一次会议，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区。根据国务院的议案，8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讨论了成立西藏自治区的问题，并通过决议，批准成立西藏自治区。由谁率中央代表团赴藏祝贺也被提上议事日程。

据《周恩来年谱》载，周恩来原拟代表中央前往拉萨庆贺西藏自治区成立。据曾于1956年和1965年两次参加中央赴藏代表团、时在中央统战部西藏处工作的任仁回忆：“当时中央统战部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请中央决定代表团团长。据说周总理看到这份报告后，立即表示他要去西藏。他说曾经答应过西藏的同志，自治区成立时他去。西藏自治区即将成立，他还没有到过西藏，因此要去看看。当时，中央没有同意让周总理带团。周总理就说：‘不同意我带团，我到那里转一转，看一看总可以吧！现在可以不做正式决定，也不公开宣传报道，到时我只在拉萨上空去转一圈！’”这表明，赴藏是周恩来争取而来的。当时，成都至拉萨和西宁至拉萨的航线已开通。于是，周恩来先去了成都。《西藏日报》原总编尹锐回忆说：“1965年，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时，周总理已经到达成都，准备飞往拉萨亲自参加庆祝大会，后因情况变化，未能成行。”曾于1958年底第二次入藏，并在新华社西藏分社和《西藏日报》做记者和担任领导的赵慎应也回忆说，“西藏已为他的到来，做好了准备，准备热烈地迎接他。但是医生说他的身体不好，中央临时取消了他来西藏的决定，中央代表团就由谢富治副总理率领了。周恩来内疚地告知谢富治转告一声，他对不起西藏人民”。

周恩来第四次明确表示要去西藏视察，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1970年2月，周恩来同尼泊尔驻华临时代办巴塔来依谈他不能应邀参加尼泊尔国王子、公主婚礼时说：“如果飞机能够飞越西藏上空直达加德满都，我去一天也是好的，我一直等待是否有这个机会。”应该说，根据当时的复杂形势，他赴藏视察的几率已越来越小，但他仍然没有忘怀。正如邓颖超所说，一直到晚年，周恩来还惦记着要赴藏视察。

1975年，西藏自治区迎来成立10周年大庆。8月29日，周恩来同准备参加庆祝活动的中央赴藏代表团团长华国锋谈话，请他转达对西藏人民的问候，并提出要特别注意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培养藏族干部，发展民族经济。周恩来说：“你们到西藏，要多鼓励在那里工作的各级干部和职工，解放军全体指战员，他们很辛苦。这几年的工作搞得不错嘛，是很有成绩的。告诉在那里工作的同志们，要特别注意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注意培养民族干部，使大批民族干部尽快成长起来。要搞统一，搞民族大团结，军政、军民和各民族之间，要互相支持、互相学习、互相尊重。只有增强团结，才能安定，才能发展经济，才能改善和提高物质文化生活条件。要注意保护好森林和各种自然资源，要造福于我们的子孙后代。”周恩来虽然已到不了西藏，但他每一次都不忘通过中央赴藏代表团带去对西藏各族人民的深情厚意，他是在以这种间接的形式来实现其去西藏视察的愿望。

1965年赴藏视察未能成行的原因

在周恩来的一生中，1965年西藏自治区的成立是他实现去西藏愿望的一次比较好的机会，他也进行了尝试。如前所述，他当时已经到了成都，准备去拉萨。从那时的情况来看，此次赴藏之所以未能成行，是由多种原因所造成的。

一是身体条件。这是周恩来去西藏未能成行的主要原因。这在一些当事人的后来回忆中都曾谈到。阴法唐回忆说：“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时，他准备亲自前往拉萨参加祝贺活动，在因身体等种种原因未能如愿。”任仁回忆说，“医生认为周总理的身体不宜去高原”。对于周恩来当时的身体状况，据从1956年12月调入中南海任保健医生的卞志强回忆，“1966年以后，他的冠心病不断加重了，1972年更患了癌症。”对于去西藏来说，身体条件在很大意义上是能否成行的一个先决条件。可以说，周恩来当时的身体状况制约了其去西藏的行动。

二是飞行安全。这是周恩来去西藏未能成行的直接原因。高原飞行具有特殊性，对于乘飞机去西藏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据任荣回忆说，“1965年9月1日，是西藏自治区成立的日子，周总理原本要来拉萨参加成立大会。有关同志从安全考虑，曾安排总理的专机先作一次试航”。这种情况在任仁的回忆中也可以得到印证。任仁说，“1965年中央代表团的进藏路线是从北京到成都，然后从成都坐飞机到西藏。总理专机的机组人员对这条航线和机场的情况不熟悉，就让他们先试飞。如果没有问题，总理便打算9月1日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那天，坐着飞机在拉萨上空转一圈。”

正是由于飞机试飞时出现故障，周恩来去西藏的行程被改变。据任仁回忆，当时西藏的领导层有少数人知道这个消息，总理不让他们传播，为避免万一去不了，会让西藏人民失望。后来，事有不巧，飞机试飞时出了问题。因为当雄机场跑道比较短，飞机在降落时跑出了跑道，有一个轮子陷入地里，飞机的翅膀倾斜了，碰在地上，弄坏了。飞机试飞出现这样的问题，而且在短时间内又没有条件解决。因此，出于安全考虑，即使周恩来克服身体的不利条件，中央也是不可能让他贸然去西藏的。

三是国际形势。这是周恩来去西藏未能成行的外在或潜在因素。西藏地处祖国的西南边境，在中国处理与印度及周边国家的关系中处于十分敏感和举足轻重的地位。西藏和平解放以后，西藏的中心工作是建立自治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但是，在筹备成立西藏自治区的过程中，主要由于西藏上层反动分子1959年发动叛乱和印度1962年入侵中国边境地区，西藏自治区的成立被迫推迟到1965年。然而，就在1965年西藏自治区即将成立前后，印度与巴基斯坦爆发边境冲突。在这种形势下，周恩来作为国务院总理，在西藏自治区成立时前去庆贺虽然是正当和自然的事情，但由于西藏的特殊性，势必会引起外界的高度关注与揣测。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他能否去西藏增加了变数。据任仁回忆说，“据说是因为中央考虑到当时国际形势不稳定，印巴正在闹边境冲突，周总理若去西藏公开活动，可能会引起一些影响”。

因此，从身体条件、飞行安全和国际形势出发，决定周恩来不去西藏，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这样一来，周恩来与去西藏视察则擦肩而过，致使终生未了。然而，周恩来情系西藏，为西藏各族人民所不忘，周恩来为西藏革命和建设事业建立的丰功伟绩是不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