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周恩来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思考和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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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49年至1976年，毛泽东、周恩来倾注大量心血，思考如何解决台湾问题。他们认为，台湾问题复杂，既是中国内政问题又涉及国际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存在和平解决和武力解决两种方式。1949年至1955年，毛泽东、周恩来考虑以战争方式解放台湾，并经历了以战争方式直接解放台湾和分步骤解放台湾两个阶段的尝试。1956年至1976年，毛泽东、周恩来将争取以和平方式解放台湾作为工作的重点，其中从1958年开始，加强了防止台湾从祖国领土上分裂出去的工作。毛泽东、周恩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问题国际化，并在20世纪70年代初同美国政府谈判、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迫使美国政府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从1949年到1976年的20多年时间里，毛泽东、周恩来倾注大量心血思考如何解决台湾问题。他们始终认为，台湾问题作为中国内政问题，有和平解决和武力解决两种方式；而涉及国际问题，必须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问题国际化，反对别国干涉，用和平方式解决。本文拟从中国内政问题和国际问题两个角度、分三个部分,就毛泽东、周恩来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思考和决策作一历史考察，供研究参考。

一、解放台湾的方式演变：从战争方式到和平方式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在法律和事实两方面都从日本手中收回了对台湾的主权，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因此在国内和国际上并不存在台湾归属未定的问题。后来由于1949年国民党军队战败后退守台湾，造成海峡两岸的阻隔，才产生了台湾问题。可见，台湾问题是国共内战的产物。因此毛泽东、周恩来最初是沿着用战争的方式解放台湾、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的思路去着手解决台湾问题的，后来才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开始探索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一）以战争方式直接解放台湾

1949年初，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作出了在1950年以武力解放台湾的决策，即用战争方式直接解放台湾。1949年3月15日，新华社发表毛泽东亲自过问下起草的时评《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人民日报》1949年3月16日。，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时评《打到台湾去，解放台湾同胞》。12月31日，中共中央发表《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更加明确地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1950年的光荣战斗任务就是解放台湾1950年4月13日，毛泽东在致斯大林电中将武力解放台湾的时间推迟到1951年。电报说：“夺取台湾的作战，准备1951年进行之。”1950年8月11日，毛泽东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关于华东军区工作给陈毅的指示中又指出：“台湾决定1951年不打，待1952年看情况再作决定。”、海南岛和西藏”，“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人民日报》1950年1月1日。

毛泽东、周恩来认识到，由于人民解放军还没有台湾海峡的制海权和制空权，需要建立一支较强的海军、空军力量，才能实现解放台湾的登陆作战。争取苏联的军事援助成为当时最切实可行的办法。1949年7月10日，毛泽东致信周恩来，要他“考虑选派三四百人去苏联学习空军，同时购买飞机一百架左右，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个攻击部队，掩护渡海，准备明年夏季夺取台湾”。《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29页。7月25日、26日，毛泽东先后致电在苏联访问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并转斯大林，陈述了他对解放台湾问题的思考，请求苏联在半年或一年内为中国培训更多的飞行员、地勤人员，要求卖给更多的战斗机、轰炸机，“做为明年下半年我军进攻台湾之用”。毛泽东给刘少奇、高岗、王稼祥的电报手稿，1949年7月25日、26日。1949年底至1950年初，毛泽东出访苏联时再次就解放台湾问题提出希望苏联帮助中国培训飞行员，并派遣教官、参谋人员和志愿飞行员等。参见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问题》，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5页。

配备称职的军事指挥员，周密进行各项战前准备，是以战争方式直接解放台湾的基本保证。1949年6月，毛泽东两次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华东局和第三野战军兼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粟裕等电，责成其研究解放台湾问题。粟裕立即着手进行准备工作，并几次到北京向毛泽东和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汇报。参见《粟裕年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480、487、489、492页。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重申了“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的决心。会上，已于5月担任攻台前线总指挥的粟裕汇报了解放台湾的准备情况和作战方案。

1950年6月朝鲜国内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命令美海军第七舰队向台湾海峡出动，以武力阻止新中国解放台湾。从此，美国成为新中国解放台湾的最大障碍。8月26日，根据毛泽东指示，周恩来主持的检查和讨论东北边防军准备工作会议正式作出“支援朝鲜人民，推迟解放台湾”的决定。《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3页。这样，原定在1950年发动的以战争方式直接解放台湾、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的军事行动被迫推迟。

（二）以战争方式有步骤地解放台湾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台湾国民党当局在美国庇护下逐步强化了同大陆的对峙。1953年2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从反共需要出发，又鉴于中共军队无法越过第七舰队向台湾发动进攻，开始明目张胆地实行“放蒋出笼”《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第2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135页。政策，并积极拼凑以新中国为主要遏制对象的包括台湾在内的亚太地区反共军事集团，对中国大陆形成威胁。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一年后，毛泽东经过对国际国内形势、国共关系的慎重思考，重新提出了武力解放台湾的问题。但是，面对台湾海峡的复杂局势，毛泽东、周恩来也清醒地认识到：由于解放台湾难度进一步增大，方针政策也要随之调整。

1954年7月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我们要破坏美国跟台湾订条约的可能，还要想一些办法，并且要作宣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3页。7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邓小平根据毛泽东指示起草的致周恩来日内瓦会议结束后，周恩来正在回国途中。电，强调：“击破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和东南亚防御条约，乃是我们当前对美斗争的最中心的任务。”指出：“国内已开始了必须收复台湾和揭露美蒋的宣传，并且准备在你回京之后，以外交部长的名义就台湾问题发表一个公开的声明，接着由各党派发表一个联合声明”，然后在“全国人民中进行广泛深入的长期经常的宣传教育工作”。邓小平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和美蒋斗争的方针和措施给周恩来的电报，1954年7月27日。

这以后，面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的解放台湾的宣传大张旗鼓地、广泛而长期地开展起来。1954年8月11日周恩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3次会议上作外交报告,代表中国政府再次强调：“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决不容许美国侵占，也决不容许交给联合国托管。解放台湾是中国的主权和内政，决不容许他国干涉。”同时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斗争就是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人民日报》1954年8月14日。8月22日，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发表《为解放台湾联合宣言》，向全世界宣告：“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人民日报》1954年8月23日。8月24日，毛泽东在会见英国工党代表团时提出，希望工党朋友劝劝美国人：在台湾问题上能够改弦更张，“把第七舰队拿走，不要管台湾的事，因为台湾是中国的地方”。《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62页。10月19日，周恩来在同印度总理尼赫鲁会谈时说：“我们对台湾采取行动是内政问题，而美国采取行动是干涉我国内政。”《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21页。

12月2日，美国政府不顾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反对，执意同台湾国民党当局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强调其防守区域限于台湾和澎湖地区，企图把台湾从中国大陆分离出去，制造像东西德国、南北朝鲜和南北越南那样长期分裂的局面。中国政府立即作出强烈反应。12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中国人民不解放台湾决不罢休》的社论。12月8日，周恩来发表声明指出：所谓“共同防御条约”，“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一个防御性的条约”，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侵略性的战争条约”。“美国政府企图利用这个条约来使它武装侵占中国领土台湾的行为合法化，并以台湾为基地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和准备新的战争。”《人民日报》1954年12月9日。虽然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各种努力没能阻止美台军事条约的签订，但是通过宣传，使国内外更加清楚地了解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坚定立场和决心。

根据美国政府的既定政策和各种新动向，毛泽东、周恩来判断：中国政府如果解放沿海岛屿，美国政府干涉的可能性不大；如果要渡过台湾海峡攻打台湾，美第七舰队则是要阻挠的。参见周恩来接见朝鲜南日外相时的谈话，1954年8月27日。因此，周恩来明确提出解放台湾“要有步骤地进行”，“要从沿海岛屿开始打击敌人”。他指出：“台湾战争是一直存在的。”国民党军队利用还占领的几十个海岛，“对中国大陆进行破坏性的、骚扰性的战争，所以，我们解放台湾，也要从沿海岛屿开始打击敌人。我们总的口号是：解放台湾。但是要有步骤地进行，因为中国海军还未锻炼好，各方面的准备还需要时间。”周恩来接见朝鲜南日外相时的谈话，1954年8月27日。1954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周恩来主持修改定稿的《关于解放台湾宣传方针的指示》。《指示》指出：解放台湾是“我国的既定方针”，但“斗争是长期的，因为我们没有强大的海、空军，就要有时间去把它建设起来”，最后达到解放台湾。《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412页。半年后，毛泽东在致赫鲁晓夫电中更为明确地指出：“解放台湾应该分两个步骤：第一步是解放台湾沿海岛屿，第二步（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是解放台湾本岛。”毛泽东关于台湾地区的局势和解放台湾问题给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的复电，1955年3月5日。

在解放台湾“要有步骤地进行”思想的指导下，根据毛泽东指示，1955年2月23日，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浙江东南沿海全部岛屿。

（三）争取以和平方式解放台湾

根据中央军委1954年8月13日制定的“充分准备，逐岛攻击，先选敌最小最弱的一个岛子攻占之，求得战必胜，攻占后即巩固之，然后再看情况决定下一步的作战行动”彭德怀主持召开的关于福建沿海作战方针问题的会议纪要，1955年7月8日。的沿海作战计划，人民解放军准备解放马祖、金门。但是，毛泽东这时敏锐地观察到：在大陈岛解放的第三天，1955年1月25日，美国众议院、参议院通过《防御福摩萨联合决议》，明确授权美国总统可以在他认为必要的情况下，使用美国部队阻止对澎湖列岛和台湾进攻。《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第2卷(上)，第437—438页。这样，如果攻打澎湖列岛、台湾，美国势必军事干预，中国必然在不对称的中美海上军事冲突中遭受巨大损失。然而中国夺取马祖、金门，将正中美国下怀，势必造成海峡两岸的长期分裂，有利于美国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因此，以有步骤的方式来实现“武力解放台湾”，在相当一个时期内也难以实现。

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考虑、权衡利弊后，毛泽东、周恩来从国际战略全局出发，毅然决定停止解放马祖和金门的军事行动，把工作重点放到促成同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和平谈判上来。

1955年2月3日,周恩来向出席全国计划工作会议等专业会议代表所作的报告中指出：“我们的立场是：台湾是属于中国的”，“不解放台湾，决不罢休”。我们的方针是：“只要美军撤退，台湾可以和平解放。我们要提出这样的响亮口号。”“这个口号什么时候公开提出，要看形势的发展。”周恩来向出席全国计划工作会议等专业会议代表所作的《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和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的报告，1955年2月3日。这是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第一次在内部报告中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是中国共产党解决台湾问题方针政策的一次根本性转折。周恩来的报告表明：公开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只是选择一个适当时机的问题了。

为了进一步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1955年4月5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批准了即将启程的中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在《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中提出的建议：在亚非会议上，可视当时情况，“相机提出在美国撤退台湾和台湾海峡的武装力量的前提下，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周恩来提交的《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1955年4月4日。

根据中共中央的授权，1955年4月23日，周恩来在八国代表团即出席亚非会议的中国、缅甸、锡兰、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菲律宾和泰国八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周恩来：《关于亚非会议的报告》，《人民日报》1955年5月17日。这是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第一次向全世界公开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周恩来的讲话和随后发表的相关声明，获得了亚非各国以及世界舆论的广泛理解、欢迎和支持。5月13日，回国不久的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扩大会议上重申了这个方针。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55年第6期。在这前后，周恩来在外事活动和公开场合谈到台湾问题时，总是反复强调中国人民有权用一切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包括和平解放的方式，作为中央政府不会拒绝而且提议同蒋介石集团进行谈判。参见周恩来1955年7月30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关于《目前国际形势和我国外交政策》的发言，《人民日报》1955年7月31日。

二、和平解放台湾工作的全面开展

在毛泽东、周恩来看来，和平解放台湾不是单靠政治宣传或者通过口头方式表示就可实现的，需要在一个相当长时期里加强联系、逐步沟通，并且出台相关的政策措施，进行国共谈判，才能实现。因此，从1956年开始，毛泽东、周恩来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思考进一步深化，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寻求接触，耐心争取实力派，努力促成国共和谈

1956年1月，毛泽东审改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的《政治报告》稿时，对关于台湾问题的内容作了以下修改：“我国政府一年来曾经再三指出：除了用战争方式解放台湾以外，还存在着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可能性。这样，我国大陆人民和台湾人民就有一种共同的爱国的责任，这就是除了积极准备在必要的时候用战争方式解放台湾以外，努力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凡是愿意走和平解放台湾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们过去犯过多大罪过，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不究既往。”《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32—33页。1月30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作政治报告时，正式宣布了较为系统的对台政策。他号召：台湾同胞和一切从大陆跑到台湾的人员，站在爱国主义旗帜下来，同祖国人民一起，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542—543页。这表明，中国政府对和平解放台湾问题已从一般号召转入寻求接触、耐心争取实力派的阶段。

6月28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发言，专门将“解放台湾问题”列入标题中，题为《关于目前国际形势、我们外交政策和解放台湾问题》，反映了中国政府对这个问题的高度重视。他代表中国政府对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原则与实现的可能性、必要性以及具体措施，作了系统说明。他强调：“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他重申：“我们对于一切爱国的人们，不论他们参加爱国行列的先后，也不论他们过去犯了多大罪过，都本着‘爱国一家’的原则，采取既往不咎的态度，欢迎他们为和平解放台湾建立功勋，并且还将按照他们立功大小，给以应得的奖励和适当的安置。”《人民日报》1956年6月29日。这天早晨，毛泽东在审定发言稿后批示：“此件很好。”毛泽东在周恩来《关于目前国际形势、我们外交政策和解放台湾问题》发言稿上的批示，1956年6月28日。经毛泽东审阅的7月29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平解放台湾工作的指示》对争取对象规定得更为明确，指出：“工作重点应该放在争取台湾实力派及有代表性的人物方面。这就是通过各种线索，采取多样方法，争取以蒋氏父子、陈诚为首的台湾高级军政官员，以便使台湾将来整个归还祖国。”

为了促成同台湾当局的和谈，必须建立某种形式的沟通渠道。这一时期，海峡两岸的军事对峙使得相互间的沟通与了解极为困难，因此主要通过密使故旧来传递信息。1956年3月16日，周恩来接见孙中山前副官和李济深的前卫士长、英国人马坤时说：如果你这次或者以后到了台湾，请你向蒋介石或你的其他朋友转达几句话：蒋介石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同他合作过两次。既然我们主张和谈，我们就不排除任何一个人，只要他赞成和谈。蒋介石还在台湾，枪也在他手里，他可以保住，主要的是使台湾归还祖国，成为祖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是一件好事。如果他做了这件事，他就可以取得中国人民的谅解和尊重。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559页。

1956年7月11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周恩来接见原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曾在赣南同蒋经国共过事、现任新加坡《南洋商报》特派记者曹聚仁的有关事宜。7月中旬，周恩来先后三次同曹聚仁谈话。他指出：“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有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台湾是内政问题，爱国一家，为什么不可以来合作建设呢？我们对台湾，绝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598页。不久，曹聚仁在《南洋商报》发表根据周恩来的谈话内容写成的文章，在海外引起强烈反响。

10月3日，毛泽东同曹聚仁长谈，希望以此传递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人的对台政策。他指出：“台湾只要同美国断绝关系归还祖国，其他一切都好办。现在台湾的连理枝是接在美国的，只要改接到大陆来，可派代表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台湾一切可照旧。”台湾“何时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则要取得蒋先生的同意后才做，现在可以实行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毛泽东同曹聚仁谈话纪要，1956年10月3日。10月7日，周恩来第四次同曹聚仁谈话，在回答其询问通过谈判台湾归还祖国后，中央政府对蒋介石等的安排问题时，说：蒋介石当然不要做地方长官，将来总要在中央安排。台湾还是他们管，如辞修辞修，陈诚的字。愿意做台湾地方长官，经国经国，即蒋经国。只好让一下作副的。其实辞修、经国都是想干些事的。辞修如愿到中央，职位当不在傅宜生傅宜生，即傅作义。宜生为傅作义的字。之下。经国也可以到中央。又说：我们现在已不公开宣传反蒋。至于下面小报说几句，我们也管不了，这就是为和谈制造气氛。我们的手总是伸着的。我们不破坏他们，希望他们内部团结，不发生内乱，希望台湾整个归还祖国怀抱。他们的一切困难都可以提出，我们是有诚意的，我们可以等待，希望他们也拿出诚意来。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623—624页。

除了和谈信息的传递外，毛泽东、周恩来还通过外事活动，广泛宣传我们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与主张，以期对台湾当局形成和谈的外部压力。遗憾的是，1957年10月国民党八大拒绝了毛泽东、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提出的和平建议。

（二）以炮击的方式，保持同台湾当局的接触

由于1955年初提出的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没有产生明显的实际效果，毛泽东决定以炮击金门的方式保持同台湾当局的接触，并传达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愿望。1958年8月23日，炮击金门开始。10月6日，毛泽东起草、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发布的《告台湾同胞书》开门见山地指出：“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金门战斗，属于惩罚性质。”“你们与我们之间的战争，三十年了，尚未结束，这是不好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39—440页。10月13日，毛泽东起草的彭德怀给福建前线人民解放军的命令再度申明了炮击的目的：“在台湾国民党没有同我们举行和平谈判并且获得合理解决以前，内战依然存在。”如果台湾当局“不要和谈，打是免不了的。在你们采取现在这种顽固态度期间，我们是有自由权的，要打就打，要停就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454页。

同时，炮击金门还有激化美蒋矛盾的意图。蒋介石之所以迟迟不对中共中央的和谈建议作出回应，根本原因是以为在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保护下，任何针对金、马、台、澎的军事行动，美国都会给予协防。因此，毛泽东策划炮击金门的另一个目的就是“直接对蒋，间接对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348页。。当美蒋海军组成联合舰队，试图为运输船进行护航、恢复金门海上补给线时，毛泽东命令只打蒋舰，不打美舰，如果美舰开火，没有命令不准还击。参见叶飞：《毛泽东指挥炮击金门》，《人民日报》1993年12月24日。结果当蒋舰遭遇密集火力攻击时，美舰掉头逃窜，弃蒋舰和运输船于不顾，由此引发了美蒋在金门弃守问题上的重大分歧。

炮击金门不是一个纯粹的军事行动，而是国内和国际政治斗争的表现。这一炮击行动断断续续进行到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这天才由国防部长徐向前发表声明宣布正式停止。徐向前在声明中指出：中美建立外交关系，“这是一件历史性的大事。中美建交将有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也为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我已命令福建前线部队，从今日起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的炮击。”《人民日报》1976年1月1日。毛泽东、周恩来等通过这个炮击行动，向全世界表明中国的内战仍在继续，借以宣示中国对台湾的主权。

（三）实行“防止独立、促进统一”并举，继续坚持和平解放台湾

炮击金门期间，美国多次向蒋介石施压，企图迫使国民党军队从金门、马祖撤退，以达到制造“两个中国”的目的。面对这个现实情况，毛泽东、周恩来更深刻地认识到：将金、马留在台湾当局手中，更符合全体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和平解放台湾将是需要中国大陆长期坚持的方针，急不得；在无法短期内解决台湾问题的情况下，防止台湾独立成为当务之急。

为了反对美国分离台湾、制造“两个中国”，针对美国杜勒斯1958年9月30日谈话中暴露的“以金、马换台、澎”的企图，中共中央当即作出反应。10月3日晚上，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进一步明确继续“让金、马留在蒋介石手里”。他说：侦察任务已经完成，问题是下一步棋怎么走？对于杜勒斯的政策，我们同蒋介石有共同点，都反对“两个中国”。蒋介石是不愿撤出金、马的，我们也不是非登陆金、马不可。让金、马留在蒋介石手里，这样做的好处是：金、马离大陆很近，我们可以通过这里同国民党保持接触，什么时候需要就什么时候打炮，什么时候需要紧张一点就把绞索拉紧一点，什么时候需要缓和一下就把绞索放松一下，可以作为对付美国人的一个手段。最后，他说：方针已定，还是打而不登，断而不死，让蒋军留在金、马。参见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0月3日。

毛泽东还看到：继续争取蒋介石，支持和巩固蒋介石的统治，是防止台湾独立的最好办法。为此，他破天荒地提出应给予台湾“高度自治”的权限，即允许保留军队，保留原有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权力架构。1958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会见曹聚仁时明确表示：“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同他合作。”“只要不同美国搞在一起，台、澎、金、马都可由蒋管。”“美国要压蒋，要以金、马换台、澎，我们不干，让‘蒋委员长’多守几年。”“我们的方针是孤立美国。”在陪同会见的民主人士章士钊提出如果这样美国对台湾的援助会断绝时，毛泽东说：“我们全部供应。”“他的军队可以保存，我们不压迫他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毛泽东接见曹聚仁谈话纪要，1958年10月13日。后来，周恩来将毛泽东的这些原则概括为“一纲四目”。1961年6月13日，毛泽东会见印尼总统苏加诺时说：“如果台湾归还中国，中国就可以进联合国。如果台湾不作为一个国家，没有中央政府，它归还中国，那末台湾的社会制度问题也可以留待以后谈。我们容许台湾保持原来的社会制度，等台湾人民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69页。实际上，这是第一次比较明确地提出“一国两制”的思想。当然，这时还没有概括为“一国两制”的概念。

为了进一步争取蒋介石，1959年9月14日，毛泽东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中共中央关于特赦一批确已悔过自新、改恶从善的国民党战争罪犯的建议。12月14日，周恩来接见溥仪、杜聿明、曾扩情、杨伯涛等11名已经特赦的战犯时说：“海峡两岸人民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是一家人”，“希望蒋介石、陈诚、蒋经国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周恩来接见第一批特赦战犯溥仪、杜聿明、宋希濂、曾扩情、王耀武、郑庭笈、杨伯涛、陈长捷、卢浚泉、邱行湘、周振强等11人时的谈话记录，1959年12月14日。从这年12月至1975年3月，中国政府特赦国民党战犯共7批、553人。这些战犯被释放后，许多人立即自愿加入到为争取祖国和平统一而奋斗的行列中来。

为了建立大陆同台湾的政治互信，毛泽东、周恩来在采取防止分裂措施的同时，对台湾当局的挑衅行为，采取了更为大度和克制的态度。1962年蒋介石企图乘大陆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策划武力反攻大陆。对此，毛泽东、周恩来只采取了利用美国对蒋介石进行压制的策略，而没有再采取1958年炮击金门那样的惩罚方式。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使中国有了初步的核反击能力，但中国政府从未借此向台湾当局挥舞“大棒”。“文革”时期，虽然大陆在宣传上对台湾问题也提出了一些过激的口号，但总体来说，海峡两岸基本维持了和平的局面。

在防止台湾独立的同时，毛泽东、周恩来适时地加紧了促进和平统一的政治攻势。周恩来同毛泽东商定后，委托张治中、傅作义转达中共中央关于和谈的方针政策，还通过章士钊、邵力子、费彝民等海内外朋友向台湾当局传话，促进了解。1963年初，周恩来请张治中、傅作义致信陈诚，阐明台湾的处境与前途，谈到了中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方案——“一纲四目”。其中，“一纲”是：“只要台湾归回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总裁（指蒋介石）与兄意见妥善处理”。“四目”包括：“台湾归回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由总裁与兄全权处理；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台湾之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总裁与兄意见协商决定，然后进行；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881页。可以看出，“一纲”，实际上就是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四目”，实际上就是在一个国家里实行两种制度。“一纲四目”，实际上是毛泽东、周恩来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构想的具体化，既维护了民族大义，又尊重了台湾的现实，是一个合情合理的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方针，因此可以作为国共两党进行商谈的政治基础。

三、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问题国际化

（一）揭露美国推行“台湾地位未定论”分裂中国的实质

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就企图通过政治遏制、外交孤立、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等手段，将它扼杀于摇篮中。新中国广泛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外交斗争，揭露美国推行“台湾地位未定论”分裂中国的实质，同时也适时地提出并开展了双边会谈。

1950年8月24日，周恩来致电联合国安理会主席马立克及秘书长赖伊，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的行为，要求安理会制裁美国政府，并“应立即采取措施，使美国政府自台湾及其它属于中国的领土完全撤出它的武装侵略部队”。《人民日报》1950年8月25日。接着，他于8月30日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了控诉美国侵略台湾案。9月16日，他致电联合国安理会主席杰伯及秘书长赖伊，要求派遣代表参加关于中国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的讨论。11月28日，中国特派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安理会上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义正词严地对美国提出的“台湾地位未定”等谬论给予了坚决驳斥。

为了缓和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1955年4月23日，周恩来在亚非会议八国代表团团长会谈结束后，立即发表声明强调：“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34页。这个声明，直接导致了３个多月后中美谈判的开始。一年后，由领事级会谈升格为大使级谈判。中美谈判先后进行136次，历时长达15年，虽然几经波折、只取得达成遣返平民协议的成果，但在两国互不承认的敌对状态下，却开辟了提供沟通与联系的现实渠道，增进了相互了解。同时，通过大使级谈判，中国向全世界揭露了美国政府利用“台湾地位未定论”来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

（二）坚持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反对别国干涉

1955年2月3日，针对美国政府为了阻止新中国在攻占一江山岛后继续解放其他沿海岛屿，指使安理会主席、新西兰驻联合国代表孟罗向安理会提交“关于在中国大陆沿海某些岛屿地区的敌对行动问题”的提案一事，周恩来致电安理会表示坚决反对。参见《人民日报》1955年2月24日。2月6日，他在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时指出：现在国际上有一个阴谋，要在台湾地区搞成“两个中国”的形势。所以，新西兰在联合国的建议是不能同意的。现在美国是躲在后面，让蒋介石出来谈，这个阴谋就是一方面搞“两个中国”，另一方面卸脱美国的责任。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448页。

在中美大使级谈判期间，美国一边谈判，一边则蓄意阻挠，拖延谈判，中国政府给予了坚决的揭露。1958年2月10日，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指出：“美国同中国举行大使级的会谈，而会谈中又要求中国承认它侵占台湾的现状。这在实质上就是企图制造‘两个中国’，中国方面当然绝对不能容许。”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58年2月11日。

（三）参加国际组织，坚持“有蒋无我，有我无蒋”的原则，不授人以“两个中国”的口实

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问题，以及参加联合国的附属机构和奥林匹克委员会等其他国际组织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政府就明确表示必须首先驱逐国民党的代表。1949年11月15日，周恩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再次申明：只有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才是代表全体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国民党政府“已丧失了代表中国人民的任何法律的与事实的根据”，要求“立即取消‘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继续代表中国人民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利”。《人民日报》1949年11月16日。但是，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极力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政府也曾致电联合国所属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要求取消国民党台湾当局在联合国所属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的代表资格。周恩来任命张闻天为中国出席联合国的首席代表，还相继任命了出席联合国一些重要机构的代表。但是这些正当要求都没能得到实现。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同外国领导人就中国进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交换意见时，一再明确表示：“我们的看法是，如果这些组织内有国民党代表在，我们就不参加；如果参加了，那就是承认‘两个中国’。”《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87页。“如果联合国里有台湾的代表，我们一万年也不进去。”《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68页。有人建议中国分两步走，先进入联合国再进行驱逐台湾当局的斗争，毛泽东断然表示：“只能一步走。”《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69页。这以后二三十年中，美国政府始终坚持推行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在台湾的归属问题上制造混乱。中国政府为了不给别国制造“两个中国”的口实，也始终坚持了“有我无蒋，有蒋无我”的坚定立场。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中美关系的缓和，美国企图以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为诱饵，正式向联合国大会提交“双重代表权”提案，制造“两个中国”。1971年8月20日发表的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国外交部声明，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并指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把蒋介石集团驱逐出联合国，这是一个问题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人民日报》1971年8月21日。

（四）采取灵活策略，缓和同美国的关系，迫使其承认“一个中国”

随着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美开始着手解决相互间的紧张关系问题。毛泽东、周恩来从国际战略格局的高度，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采取灵活策略，为中美关系最终实现正常化提供了契机。

1972年2月，毛泽东同来访的尼克松商谈两国关系正常化。2月22日至25日，周恩来同尼克松进行了四轮谈判。谈判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中方要使美方尽可能明确地承认台湾问题是中国人之间的问题。经过周恩来同尼克松、基辛格的艰辛谈判，中美两国在2月28日发表了《联合公报》。在中美关系中最突出的台湾问题上，中国方面重申：“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人民日报》1972年2月28日。

美国政府终于在正式文件中第一次公开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从而为中国政府在适当时机最终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有利的国际条件。

〔作者熊华源，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单劲松，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北京100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