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用数字作决策依据

　　周恩来说：“国家大，这个家不好当；领导上必须注意算账。”他不仅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极端认真负责，还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对许多数字过目不忘，尤其擅长以小见大，用数字来思考全局、谋划长远。

　　周恩来担任国务院总理26年，他在管理国家、领导建设中非常重视数字，善于用数字来思考问题、说明道理、进行决策。看似简单的数字，一经他运用就仿佛点石成金，有了非同寻常的含义。这种运用数字的奇妙能力，彰显了周恩来的敏捷思维、过人智慧和领导方法。

　　领导干部在领导活动中会时常遇到数字，但有的却对它们很茫然。为了提高运用数字来思考问题、说明道理、进行决策的能力，领导干部应当认真学习周恩来重视数字，掌握并运用数字的思想和方法。

　　用数字思考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挑起了共和国“总管家”的重担。他日理万机，鞠躬尽瘁，把自己的智慧和心血全部投入到管理国家、领导建设之中。周恩来说：“国家大，这个家不好当；领导上必须注意算账。”他不但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极端认真负责，还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对许多数字过目不忘，尤其擅长以小见大，用数字来思考全局、谋划长远。

　　如今，保护耕地已成为我们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20世纪50年代，周恩来就敏锐地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1957年3月，他用我国人多地少的数字，首次提出了珍惜耕地的问题：“6万万人口的国家，这样多人口的国家，而我们现在可耕地只有16万万亩……我国人口跟可耕地面积比，平均每人不到3亩。城市人口不算，3亩多一点。”

　　1962年1月，周恩来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时说：“过去我们有些盲目性，想一下子把工业发展起来，结果造成了不平衡和人为的破坏现象。”“我们自开国以来占了1300多万公顷好地，全国只有耕地11400万公顷，一下子就占去1/10，很痛心。虽开了点荒地，很有限，要接受这个教训。”他用数字对比进行反思，再次重申在建设发展中要珍惜耕地。

　　1963年10月，周恩来谈到我国的资源问题时指出：“我国资源有两个很大的弱点。第一，耕地少，不到16亿亩，在全国土地总面积中不到12％。将来要扩大到20亿亩时，我国的人口又要增加到10亿左右了。这一点，美国和苏联的条件都比我们好，美国有30亿亩耕地，苏联也有将近30亿亩，甚至印度的耕地也比我们多。第二，我国的森林覆盖面积也很小，不到全国土地总面积的10％。所以每年要有那么多人在农村就业，也不是很容易的。”他通过算我国土地账、森林覆盖面积账，并与其他大国耕地数字相比较，进而提出了要从长计议，珍惜和保护资源，合理规划和充分利用好有限资源，造福子孙后代的思想。

　　基于这些思考，周恩来高远地认识到，计划生育势在必行。1963年7月，周恩来指出：“从1949年到现在，每年生产1500万人，过去15年，出生的婴儿共有22500万人，每年都要安排就业升学。1岁到15岁的是已经存在的，就够我们为之奋斗的了，再发展下去，包袱越背越重。这就要大家计划生育，以控制人口过度增长。”他在多个场合，反复用数字来说明计划生育的必要性。经周恩来提议和倡导，1964年国务院计划生育委员会成立，尝试推广节制生育工作，70年代在全国城乡全面开展计划生育工作。

　　数字在经济、社会、生活等领域中具有重要作用。领导干部要重视数字，学会从战略高度去看待数字、分析数字，善于用数字来思考全局、谋划长远，特别要从一组组直白的数字中，看出可能存在的令人担忧的问题，做到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用数字说明道理

　　周恩来常说：“毛主席听汇报看文件只记几个大数就够了，我是办具体事的，要记一些具体数字。”周恩来智力超群、记忆惊人，头脑里储存了大量的数字，不论涉及哪个方面都信手拈来，且准确无误。他善于运用具体数字，通过算细账、细算账来说明道理，以数服人，以理服人。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在重庆领导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其中包括团结争取民族工商界人士。一次，周恩来与工商界人士座谈。他在发言中列举国统区每年出口猪鬃、桐油、生丝换取外汇的金额，而由于蒋介石等四大家族控制外汇以法币向工商界结算，加上通货膨胀等因素，致使出口商蒙受巨大损失的情况，揭露了四大家族掠夺财富的真相。听了周恩来有理有据的论说，与会的工商界人士无不感到惊叹，他们没想到作为政治家的周先生竟然对经济情况了如指掌。

　　新中国的建立，使全国56个民族共同生活在阳光下，真正结成了一个大家庭。作为这个大家庭的“总管家”，周恩来深谙“家和万事兴”的真谛，经常向人民阐述和强调各民族团结的重要意义。1956年5月，周恩来说：“中国汉族占总人口的94%，其他民族占6%。但是，少数民族地区占我国总面积的60%，汉族居住的地区占40%。中国有两句话：人口众多，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指汉族，而地大和物博主要是指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因此，汉族和少数民族非要合作不可，不合作就不能发展中国。”两组数字，对比鲜明，讲透了民族团结合作的必要性、民族团结合作对发展中国的重要性。

　　“大跃进”中，农村许多地方都办起了公共食堂。公共食堂利大还是弊大，周恩来算了一笔账。1959年5月28日，他在天津南开大学师生员工大会上说：“过去农民在家里吃饭，大口小口、男女老少、人口多人口少、农忙农闲，要算计着过日子，有时多吃，有时少吃。现在入公共食堂了，人人都吃饭不要钱，大家都一样，来个平均。好，你吃1斤，我也吃1斤；你吃2斤，我也吃2斤。大家算算，5万万4千万的农村人口，如果每天吃2斤，吃了5个月，150天，这样就变成吃掉多少粮食呢？——1650亿斤的细粮，粗粮就是2000亿斤。大家想想，这不是就紧张了？多吃一点，多吃几斤，用6万万5千万一乘，数目就大了。”他采用一笔笔数字相加、相乘及其之和，说明大办公共食堂会加剧粮食紧张状况的道理。事实证明了周恩来的判断，农村公共食堂后来陆续停办。

　　数字也能说明问题。领导干部要做到心中有数、擅长算账，努力掌握和熟知与自己工作相关的具体数字，善于运用数字来说明道理，通过一个个数字阐发自己的观点，通过一组组数字增强论说的力量。当然，运用的数字必须真实可靠，令人信服。

　　用数字作决策依据

　　周恩来对事业高度负责，对工作认真严谨，“考虑问题的周密和细致是出了名的”（李先念语）。凡是文件、计划、报表中出现数字，他都要详细审查、亲自笔算。在他看来，数字关乎国计民生，必须精确无误。周恩来在决策和实施决策的时候，总是以数字作为前提条件和具体依据。

　　1948年12月1日，伴随解放战争胜利的炮声，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并开始发行人民币。中央要求各解放区作出1949年的财政收入预算，以计划人民币的发行数量。由于各解放区没有经验，提出的款项和支援要求有很大悬殊，其中西北地区只要求支援7000万元。周恩来和中央财政经济部的负责人一起审核预算，计算出100个农民只能支援3个脱产人员，超过这个数字就要中央补助。根据计算，对西北地方的支援不是7000万元，而是7亿元。其他解放区也是这样，周恩来因此对他们提交的预算作了修正，从而保证了中央对地方财政的支援。

　　三年困难时期，周恩来为了安排好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呕心沥血，日夜操劳。他仔细审阅每一张粮食报表和粮食计划表，随时听取粮食部负责人的汇报，和他们一起逐省逐项地算账，粮食库存多少，每月销售多少，夏粮下来能增加多少，可调出多少，等等，在此基础上，进行周密安排，合理调拨粮食。他还决定每年从国外进口500万吨粮食，以缓解京、沪、辽等地粮食供应紧张的状况。周恩来凭借核数字、算细账，做到胸有成竹、统揽全局，发出一个又一个粮食调度的指令。

　　1965年，全国粮食生产形势明显好转，这种情况下是否还需要进口粮食？周恩来找来外贸部的负责人共同研究。国际市场上一吨小麦60多美元，一吨大米100多美元，出口一吨大米至少可以换回一吨半小麦。当时我国进口小麦量大于出口大米量，加上出口大豆等粮油产品，一进一出，总金额基本平衡。由此，周恩来提出了“以出养进”的方略，即出口大米、进口小麦。这一决策是在比较、计算的基础上作出的，可谓一举数得：多得粮食，增加外汇；调剂粮食品种，增加储备；用海运进口小麦供应我国沿海大城市，节约运费。

　　数字虽小，但作用却不小。领导干部切莫小觑数字、懒于算账，而要看重数字、勤于算账，通过算细账、细算账，掌握和熟知有关数字，以此作为决策的具体依据。这样作出的决策，才是慎重的、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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