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邓小平与北京农大的回迁

周恩来总理一贯关怀我国的文化、科技教育事业和广大的知识分子，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的疯狂的破坏中，他也是尽可能地予以保护。原北京农业大学本来是全国重点农业大学，在“文革”中后期已处于崩溃的边缘，也是周总理费尽心血把这所名牌大学保全下来的，其中有一些人所不知的细节，不可不加以介绍。

1969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通知》。据此，原中央各部所属高等学校大都下放地方领导。10月至12月，全国一些高校被裁并，许多设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高校被外迁，大批师生员工及家属下放农村。按当时的理论，文科院校应以社会为工厂，便于知识分子更广泛地接触工农兵群众，接受再教育，加速世界观的改造。因此，作为农业院校的北京农业大学更是理所当然地被下放农村。

1969年12月，驻农林部军代表在北京饭店召集原北京农大革委会代表和驻校军宣队队长等，宣布北京农大为撤销单位，在北京马连洼的校舍和在涿县的农场都要交出，分别移交国防科委和4973部队，立即执行。

1970年5月初，驻农林部首席军代表传达国务院决定：农大还要办，应迁往陕西省。同月，农林部会同驻校军宣队、校革委会代表去延安选择校址。

5月26日，农林部军代表向国务院报送：《关于农业大学迁往南泥湾的选点报告》，报告列举了在延安地区建校的诸多困难，建议下放给陕西省管，另选校址。

6月30日，驻农大军宣队和农大革委会向国务院科教组呈送报告并附给周总理的信请代为转呈。大意是请中央批准农大留在华北地区办学，以免搬迁造成损失。但信被扣压。后农大接到某中央领导人的批示：“……农大仍然搬迁陕西，这对农大是个很好的锻炼，希农大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做好工作，使其顺利搬迁……”

7月中旬，农大校革委会代表和驻校军宣队长再次去陕西选点，最后根据陕西省革委会意见选点在延安地区甘泉县清泉镇，这是一条40里长的大山沟（原来是一个劳改农场）。8月中旬召开全校大会动员搬迁。9月5日第一批教职工101户295人乘专列赴陕西西安，9月10日第二批173户682人乘专列赴西安，先后用卡车转运至陕北，分别居住在洛川以北至延安市一线，主要集居在清泉沟。

这以后的2年是北农大最艰难的2年。在清泉沟里，水质不纯，含有有害物质，一些进口优良品种的种马、种牛、种羊、种鸡、种鸭陆续死去，在劳动中还有3位教师被山火烧死，一些教师、职工受伤骨折。教职工在繁重劳动之余，营养不足，体质普遍下降。同时地方病也开始在教职工中蔓延。主要是克山病，大骨节病，如1971年4月6日统计，教职工及家属中克山病患者46人，小孩15人，大骨节病27人。经批准去西安治疗的教职工72人，确诊为地方病的67人，以后情况更为严重，据陕西省卫生局医疗队1972年在清泉沟对教职工病情的普查结果，约有9-10%的人们患有不同程度的地方病。一时人心惶惶，不少教职工经学校批准因病请假离校，赴外地投亲靠友，清泉沟校部人员大大减少，农大已接近崩溃的边缘。

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国务院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张春桥、迟群等人的操纵下，会议《纪要》胡说“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高校是资产阶级专政，培养出来的学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两个估计”当即受到了周总理的明确批评。周总理在接见会议领导小组成员时指出：“毛主席的红线也是照耀了教育路线的。”“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对教师队伍和解放后培养的学生要作具体分析，要辩证地看问题。”

这个时候，农大的教职工，无论是留守陕北或者流浪到外地的，都眼睁睁地盼望着有一天云开雾散，一线阳光重新照耀到农业大学。

这一线阳光终于来了。

1972年10月，周总理特派王震视察陕北革命老区。

王震当时任国务院业务组成员。他原任农垦部长时，对北京农大十分关照，曾拨出在河北涿县约2万亩的农场给农大作为半农半读劳动实验基地。作为战功赫赫的名将，他很尊重知识分子。他和农大的许多教授都交上了朋友，曾经邀请孙渠、陈道等教授附乘他的专列赴东北垦区考查、指导，并邀请他们一起品尝自己最爱吃的狗肉。孙渠教授在北京农大迁回北京后病逝，王震还亲临八宝山向孙老告别。

在王震赴陕前夕，当时是国务院业务组列席成员的王观澜（“文革”前任国务院农办副主任兼北京农大校长、党委书记）向他说：“到了陕西，希望您能关心一下农业大学。”王震立即答应了。

消息很快传到西安，当时作为农大副校长、中国农学会副理事长的沈其益教授和我正在西安，他也是王震的熟人，我们就商量如何能晋见王震，反映农大迁校的困难处境。办法是由我以沈其益先生的名义写一封信给王震，要求接见。这封信我交给了省革委交际处长，当天下午4点王震的专机飞抵西安时就转交给王震的秘书伍绍祖了。6点钟我接到了伍绍祖秘书的电话，约好7点在丈八沟招待所接见。

我陪同沈副校长来到丈八沟招待所。当时王震正在接见关中一带驻军首长黎原，我们就在另一个会议室坐了一会儿。

不一会儿，王震过来了，他穿着黑布棉袄，外罩一件黄卡其军装，模样十分朴素。沈先生讲了农大所处的困境，中心是说在陕北办学是不行的了。王震最后说要亲自去陕北看看，回来再和我们谈。

几天以后，王震乘汽车来到了延安，召开了部分农大教职工的座谈会，听取了一些教师的反映。后来又回到了西安，并且接见了沈副校长，也是我陪同沈先生去的。

“农大在陕西是办不下去了，”王震说：“我回去第一件事便是向周总理汇报农大的问题。”然后他掉过头来问坐在一边的霍士廉（他是原陕西省省长，此前不久才解放出来任省革委会副主任兼农委主任），“你们省里有什么意见？”霍回答：“没有意见，按中央的指示办。”王震说：“好啊！省里也没有意见了。”他嘱咐我们尽量安定人心，等待他回北京以后研究的结果。

以后的情况就很少为人所知了，据知情人透露，王震回京以后见了周总理，第一件事就是说农大在陕西办不下去了，这时，周总理问：“那你说在哪里办？”

王震回答：“可以迁回河北涿县，那边有个2万多亩地的农场，还是我给他们的，他们也可以劳动建校吗！”

周总理同意了，还指示由王震、王观澜二同志主持召开了一个有关各部门的会，写成个意见，向总理报告，正式批一下。

参加这个会的有计委、农林部、科教组的负责人。王震首先讲他去陕北考查农大的情况，指明农大在陕北办不下去了，并具体建议迁到河北涿县。但是空气十分沉闷，在座的人没有一个敢大胆发言表态。持续了几十分钟，王震忍不住了，大吼道：“总理已经同意了！”

这些人跟着说：“总理同意的事我们坚决拥护！”当即公推王观澜起草给总理的报告。然后立刻派机要员把已写好的报告送到了中南海。

根据周总理的批示，1973年1月13日，国务院科教组以（73）科教计字013号文再次向周总理报送了《关于北京农业大学改为华北农大的请示报告》，提出把北京农大迁到河北涿县，并承认在陕西清泉沟40华里长的山沟里，缺水，又是克山病区“建校确有困难”。1月14日，周总理批示：“同意”。

至当年9月份，北京农大全部迁到河北涿县，并接管了原已移交给4793部队的农场。

从1973年至1978年的5年间，原北京农大在涿县并未能安静地建校办学，“四人帮”在保定地区和涿县的爪牙千方百计地破坏学校的环境，以派遣工宣队为名打乱学校的组织系统和思想政治工作，1974年还煽动周边农民哄抢农场。计抢去稻谷126万斤，生产设备2000余种，毁麦田1000余亩，并破坏了良种试验田和库存良种。1976年4月2日工宣队擅自声明成立所谓“华北农大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领导小组”，私刻公章。宣布学校及各单位公章统统由他们掌握，成立“工人纠察队”在校内设卡、监视、殴打干部，师生被迫步行到河北各基点办学。迟群在“朝农现场会”上公开攻击国务院批准农大搬迁涿县的决定，声言：“不管是谁批的，这笔账都要算。”矛头直指敬爱的周总理。

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1977年8月，邓小平出来主持国务院工作，才逐步制止了围攻农大的5年混乱局面。邓小平上任伊始，就召开了有30位老科学家出席的座谈会。在这个会上，农大的沈其益教授力陈农大在涿县所受的帮派势力的欺凌，并且面呈邓小平一份书面报告。第三天邓小平就批示农林部和科教组派工作组下来调查，工作组报告了真实情况，建议农大迁回北京原校址。在邓小平的指示下，在叶剑英、聂荣臻、罗瑞卿等老首长的一再批示和农林部的关怀下，国务院排除种种阻力，于1978年11月29日发出了国发（1978）248号文件，批准华北农大迁回马连洼原校址并恢复北京农业大学校名。农大又获得了新生。

至今，原北农大教职工对敬爱的周总理和邓小平等老一辈领导人在万难中保全农大之恩感念不尽。

（摘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