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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革命挚友鲁易

毛峥嵘

2020年01月15日15:17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鲁易,湖南常德人,1900年出生在沅水之滨一个“亦耕亦读”的家庭。他早年留学日本、法国、苏联,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1932年10月,在洪湖苏区反“围剿”的战斗中被俘牺牲。

  (一)

  鲁易自幼受书香熏陶,1918年考入日本东京的明治大学。明治大学虽以“明治维新”时代的老牌学府著称,但校舍陈旧,师资匮乏,中国留学生到后长达半年之久无法开课。鲁易求知欲旺,每天夹着“三明治”面包,沉浸在图书馆内,一面自修日语,一面广泛涉猎报刊书籍。他开始知道新村主义、工读互助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也读到一些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他思想敏锐,目睹日本帝国主义欺辱中华民族的罪行,激起满腔义愤,特别是1919年5月7日,日本政府为纪念逼迫中国签订“二十一条”举行庆典,规定中国学生也要参加。鲁易等留日学生在王若飞的号召下,在宿舍里议定:当日足不出户,集体抗议。对此,学校要给他们处罚。其中大部分人不肯妥协,毅然退学归国,鲁易就是其中的一个。

  鲁易学业未成,不想会见家人,归国后滞留北京。此时已在五四运动之后,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掀起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潮。1920年12月15日,鲁易作为最后一批勤工俭学生,来到法国巴黎,开始了艰难的求学生涯。在法国期间,鲁易参加了一系列的学生运动,被法国当局抓捕遣返回国。

  鲁易被遣返回国后,留在法国的周恩来、赵世炎、陈延年、熊雄等,于1922年6月成立中国少年共产党(不久改为中共旅欧支部)。鲁易与他们保持着通信联系,互相介绍情况,勾通国内与海外信息。1923年春,鲁易等联名致信熊雄,表示要在国内搞军事运动,希望能帮助介绍到广东的军队中去。熊雄接信后,写了一封推荐信,要他们去找粤军中的旧识陈铭枢。结果,鲁易等3人都被录用。不久,开始酝酿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鲁易等按照中共党组织的指示,积极推动粤军参加革命。

  1924年5月,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创办黄埔军校。11月,周恩来从法国回来担任军校政治部主任,他从粤军调出鲁易,到军校担任政治部秘书。不久周恩来兼任东征军政治部主任,转战东江前线。委托鲁易留校主持部务和政治教育。

  鲁易与政治教官恽代英、肖楚女、孙炳文、安体诚等,以基本的革命理论为内容,对不同政党和不同学派的思想采取兼容并包态度,制定了详细的教学计划。鲁易为加强政治教育的效果,大力改进教学方法。如聘邀谭延闿、何香凝、毛泽东、苏兆征、张太雷、鲁迅等国共两党领导人及社会知名人士来校演讲,规定各学生队每周至少召开一次政治讨论会,设政治问题箱,由教官开箱收集学生所提问题,在课堂上或校刊上公开回答。针对学生普遍关心的问题,组织政治教员编写《政治问答集》,组织学生到省港罢工委员会或广宁、海陆丰等地农民协会作社会调查。此外,政治部根据一些部队的需要,还开设了短期政治训练班,为连队培养见习党代表。

  1925年8月,校党代表廖仲恺由于坚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遭国民党右派杀害。鲁易在动乱中勇挑重担,组织进步师生反击军校内否定三大政策的逆流。他执行周恩来和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的指示,负有党内的秘密使命,在军校大力发展中共组织,增强党的力量。随着共产党员的增加,原中共广东区委直属支部扩大为中共黄埔特别支部,由鲁易、聂荣臻担负领导工作。由于他们不怕威胁,巩固了党在军校的阵地,被校内反动分子攻击为“周恩来的亲信”,“支部大权,尽在鲁易、聂荣臻之手”。

  接着,周恩来请邵力子推荐,鲁易由政治部秘书升任政治部副主任。鲁易主持工作期间,将政治部下设指导、编纂、秘书三股改为宣传、组织两科,宣传科科长为杨其纲、秘书兼组织科长为聂荣臻,部内只留3名文书办理庶务,其余人员充实政治教官队伍,因而,政治部虽精简,但人员更加精干,适应了全校政治教育的需要。

  军校政治工作产生的成效,引起了校长蒋介石的忧虑。他企图削弱共产党的力量,指使亲信王柏龄、缪斌等组织代表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团体———孙文主义学会,专与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青年军人联合会作对。鲁易旗帜鲜明地支持左派学生,允许他们通过《黄埔潮》、《青年军人》等刊物,揭露国民党右派打着孙文主义旗帜破坏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行径。他对制造摩擦、寻衅闹事者予以痛斥,保护蒋先云、周逸群、王一飞等中共学生开展革命活动。由于王柏龄以军校教育长的身分公开支持孙文主义学会,鲁易便针锋相对,以政治部负责人的身份加入青年军人联合会。为此,王柏龄上书蒋介石,要求将鲁易调开,否则他就辞职不干。可见,鲁易对国民党右派势力的斗争的坚决。

  (二)

  1925年底,由黄埔军校毕业生骨干组成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扩编,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推荐鲁易去做第二师的党代表。因第二师师长王懋功当时接近左派,黄埔军校校长兼第一军军长蒋介石坚决不同意鲁易去第二师。经周恩来力争,蒋介石采取“叫一个反左派控制一个左派”的策略,将鲁易改派第三师任国民党党代表,并兼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回忆这段往事时写道:“我推荐我党的鲁易同志去当(第二师)党代表,他(指蒋介石)就无论如何也不干,用了右派的人。第三师师长谭曙卿是个右派,他就用了鲁易同志为党代表。”

  1936年1月,鲁易将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一职移交给从东征前线归来的熊雄,到第三师就职。为了加强第三师的政治工作,他征得熊雄支持,又从军校政治部调来宣传科科长杨其纲、组织科科长王逸常协助他。

  第三师系粤军改编,各级军官中的黄埔军校毕业生比第一、二师少。鲁易团结第一、二师中的共产党员,与所属第七、八、九团的党代表蒋先云、张际春、王逸常一起,形成共产党的核心力量。他们贯彻《国民革命军政训部组织法》,健全各级党代表和政治指导员制度,发展军队中的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使各连队设立了党团小组。他们努力开展政治教育,废除繁琐礼节,不准打骂士兵,把这支旧式军阀部队逐步改造成一支革命军队。

  蒋介石不能容忍共产党在黄埔军校和第一军继续发展,3月20日,他借口“共产党叛乱”,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并派兵解除了第一军中共产党员的武装。蒋介石当众宣布:第一军中的“跨党分子”,或是退出共产竟,或是退出国民党,只能有一种选择。面对周围荷枪实弹的士兵,鲁易与蒋先云等站出来,坚定地表示:“头可断,产党员的党籍不可丢!”并庄严宣布:“官可以不做,命不可不革!”当即,鲁易被拘禁于临时监狱。由子周恩来等共产党员及国民党左派人士强烈反对,蒋介石被迫将他释放。

  事后,蒋介石担心第一军“赤化”,无论如何不允许被释放的共产党员返回部队。周恩来、鲁易等大批政治工作干部被排挤出第一军后,在广州大佛寺创黄埔军校高级政治训练班,周恩来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军委书记兼高级政治训练班主任,鲁易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军委秘书兼高级政治部训练班秘书。因周恩来党内工作得多,鲁易协助他主持政治教育,开设了“反吴(佩孚)之意义与政策”、“政治工作方法”、“各省军事政治状况”、“党务工作”等专题,还请鲍罗廷、邓演达等作报告。高级政治训练班是由共产党直接组织的,通过鲁易等人的努力,为即将兴起的北伐战争培养了一批军事政治工作人才。

  (三)

  1926年夏,由于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国共两党都向莫斯科中山大学输送了一批干部。鲁易经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谭平山批准,到苏联顾问团报名;然后,搭苏联顾问返国的轮船至海参崴,又换乘火车穿越茫茫的西伯利亚,开始了他的第三次留学生活。

  半个月后,当鲁易赶到莫斯科时,中山大学第二期已经开学,他插入第七班学习。这个班专为国共两党培养重要负责干部,共产党方面邓小平、左权、俞秀松、李卓然、朱瑞等,国民党方面有谷正纲、谷正鼎、邓文仪、康泽、郑介民等。学习讨论时,双方观点不尽一致,有时围绕着中国社会和革命的性质、革命的领导阶级及指导思想等问题,展开激烈争论。鲁易多次介绍国内统一战线内部争论的情况,从批判西山会议派和戴季陶主义入手,驳斥国民党右派言论。在这座设在莫斯科沃尔淇卡大街第16号的四层楼房里,鲁易度过了两个春秋。他不仅学会了俄语,还学完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俄国十月革命史》等课程。在这里,他自学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和有关民族殖民地问题的著作,思想上有了更多的收获。

  就在这两年内,国内形势发全了很大变化: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相继背叛革命,共产党掀起了土地革命战争。鲁易要求投入新的斗争,1928年夏,他随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开会的代表,从苏联回国,由中共中央安排在上海担任中央军事部秘书。他积极协助周恩来工作,曾参与制定《关于军事问题》、《关于党员军事化问题》、《中央军事部关于目前军事工作计划大纲》、《目前中国士兵状况与我党兵运策略及工作路线》筹文件,指导各地工农红军和农村根据地的建设。

  1929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湃、中央军事部部长杨殷及上海、江苏等地军事负责干部张际春、颜昌颐、邢士贞被叛徒出卖而被捕。紧要关头,鲁易协助周恩来转移干部、处决叛徒,保护了党的机密。此后,中共中央机屡遭特务军警破坏,鲁易由于国民党军队中认识他的黄埔旧人较多,不适宜在白区坚持地下斗争,于1931年初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派往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工作。

  (四)

  1931年3月,鲁易抵达洪湖,协助中央代表夏曦筹建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当时,贺龙、邓中夏率红二军团主力在外线作战,国民党军队3万人乘虚对苏区发动了两次军事“围剿”。根据地内只有一支由地方部队编成的新六军。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立即命令鲁易、段德昌、万涛、彭之玉、陈培荫5人,组成前敌委员会,负责一切事宜。鲁易对实际军事斗争是不熟悉的,由于大敌当前,他勇敢地挑起了这副重担,带领根据地军民投入了战争。

  因为敌众我寡,形势仍然很严重,前委于5月间派鲁易秘密去宜昌,设法通过地下交通线告知贺龙,请红军主力部队回援。此时,红二军团因在南下途中遭受很大损失,已改番号为红三军,因此,留在根据地内的新六军亦改为红三军第九师。接着,鲁易便与段德昌、万涛率第九师开赴襄北,打退国民党第四十二师肖之楚部两个团的阻拦,攻占潜江县城,以策应红三军主力返回洪湖苏区。

  9月,红三军主力第七、八师由贺龙、邓中夏、柳克明(直荀)领导,进抵潜江县刘侯集,与第九师会合。在此,鲁易、万涛等按照夏曦的布置,召开会议批评邓中夏等的“南进路线”,指责他们脱离根据地,犯了冒险主义的错误,并改组了红三军的领导机构。除贺龙仍任军长外,邓中夏的军政委职务交由万涛接替,鲁易接替柳克明的军政治部主任。新成立的前敌委员会,由军长、政委、政治部主任及各师师长组成,指挥全军行动。由于鲁易对红三军遭受损失的原因缺乏了解,机械贯彻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对邓中夏作了一些过火的批评。9月28日,在万涛、鲁易主持下,前委又在荆门县刘猴场召开红三军的团以上干部会议,进一步作出了《关于反对邓中夏同志错误领导的决议》。

  10月初,国民党军队趁红三军主力尚未返回洪湖,大举进攻洪湖苏区。留在根据地的夏曦没有集中队伍去江南援助,又没有给以正确的指示,致使江南苏区丧失。接着,国民党军队开始进犯洪湖,正好贺龙、万涛、鲁易率红三军赶回,立即投入战斗,在短短的两个月内,红三军消灭进犯之敌3个团,乘胜反击,将根据地扩大一倍。

  1932年1月,中共湘鄂西省委在监利县周老咀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对前段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夏曦用6个小时的发言为自己辩护,认为丢失江南苏区的责任,是红三军主力不应该转到外线作战,第九师更不应该去襄北,对此.包括鲁易在内的到会代表几乎一致地批评夏曦。

  鲁易说:“九师去襄北,既是湘鄂西中央分局的决定,又是你夏曦所派遣。”

  贺龙说:“九师的任务第一是开展襄北工作,第二是接三军回洪湖,按照今天的眼光看,这两个任务都完成了。”

  夏曦对大家的意见置若罔闻,后来干脆“闭目养神”。两天后,中央代表关向应从上海赶到,把整个会上反对夏曦的意见压下去了。关向应传达了中共中央“左”倾领导人的意见,分别找人谈话,鲁易因而放弃了对夏曦的批评,并承认自己“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不坚决”。会上,他还是被选为中共湘鄂西省委监委委员。不久,他被调出红三军,改任彭杨(纪态彭湃、杨殷牺牲而命名)军事学校的政治部主任。

  夏曦继续推行“左”倾错误,在整个湘鄂西根据地开展了“肃反”运动。由于夏曦根本不信任原来根据地的干部,又将鲁易从红军学校调出来,担任省委肃反委员会负责人。这段时期,鲁易协助夏曦工作,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

  (五)

  1932年6月,蒋介石在武汉设立豫皖鄂三省剿共司令部,委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浚为司令官,纠集10万重兵,向湘鄂西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军事“围剿”,并首先占领襄北苏区。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不顾形势险峻,仍在军事上只准打仗,不准休整;只准打大仗、打硬仗,不要游击战争;只准打宜昌、沙市、岳州、武汉,不准打小据点。红军东奔西突,伤亡严重。这时,鲁易被湘鄂西军分会任命为红三军第七师政委,重上前线。

  7月,鲁易与师长王一鸣奉命率第七师去襄南打击川军,在京山攻城受挫,损失较重。第七师撤出战斗后,准备向第八、九师靠拢,行至天门县瓦集庙,又与强敌遭遇,鲁易等坚持战斗了7昼夜,待援军赶到,3个师发起猛攻,毙敌2000多人,击落飞机1架。红三军也付出了很大代价,死伤1400多人,退守洪湖苏区。

  敌军步步逼近,于8月开始进攻苏区中心地带———洪湖县瞿家湾。在军事会议上,夏曦主张分兵,用两个举头打击敌人,并用最后决定权否定了贺龙转移出去开辟新区的意见。按照部署,第七师和警卫师的一个团留下保卫苏区,以阵地战阻击敌人;第八、九师和警卫师的另一个团跳出包围圈,打算夺回襄北苏区。

  第七师被留下后,分兵接口。仍然挡不住如潮的敌军,节节后退,连续丢失了周老咀和瞿家湾,在这种情况下,夏曦仍命令王一鸣、鲁易不能放弃苏区的每一寸土地,在狭小的范围内作激烈抵抗。

  9月7日,国民党军队攻占朱河,第七师败走江陵。途中,在新沟咀又遭敌重兵围困,一场激战,第七师的的3个团长和一个团政委先后阵亡。鲁易在掩护夏曦、王一鸣率余部突围后,弹尽被俘。

  敌军士兵见鲁易戴着眼镜,一副斯文相,知道是个重要干部,押至设在仙桃镇(今沔阳县城)的前敌指挥部请功。与鲁易同时被捕的马武叛变投敌,供出了鲁易的身份。何成浚闻听抓到了前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曾经在日法苏留过洋的红军将领,喜出望外,连忙差人前去劝降。鲁易大义凛然,不肯屈服。敌人软硬兼施均告无效,称他是受共党麻醉最深分子。何成浚无奈,于10月4日电令“就地处决”。鲁易在仙桃镇就义时,时年32岁。

(责编:张鑫、唐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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