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身卫士忆周恩来：强撑病体防“四人帮”兴风作浪

　　摘自《陪伴病中周恩来的日日夜夜》，中国青年出版社

　　1975年1月，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出自《陪伴病中周恩来的日日夜夜》，中国青年出版社提供）

　　我们参与了周总理的护理工作

　　住院后的医疗护理工作，理应由护士负责，可是周总理的日常生活习惯，还是我们卫士熟悉，所以有些事情由我们卫士去做，这在总理住院的后期显得更加突出。总理得的是膀胱癌，有些下身的治疗是由大夫去做，他不让护士清理他的下身。如手术后的几天，因体虚出汗过多，需要擦洗身体，护士负责擦上身，我们负责擦下身。

　　1975年9月20日第四次手术后，特别是进入12月，总理生活不能自理，大小便全在床上解决，大小便的清理工作都由我们卫士来做。大夫们一再交代，总理经不起风寒。为使总理不因大小便时受凉，我们就跪在床边，头伸进被窝，借助手电筒的微光，为总理清理大小便。总理真是瘦成皮包骨了，他两条腿上的肉很少，只剩两张皮了。每次清理完毕，我们都用毛巾给总理热敷一下，每次用时5～10分钟。看着总理脸上轻松的表情，表明他已舒服了很多，有时总理对我们点点头，我们才会松一口气。

　　总理在日常生活中很注重仪表。每天起床后，他在卫生间自己刮脸或者去北京饭店刮脸，这是每天必做的事。有时感冒了，几天不去开会、不去见外宾，他也不会几天不刮胡子。记得1973年底，在政治局会议上被重点批评的时期，虽然心情不好，但他每天去开会，仍然穿戴整洁、仪表端庄。

　　住院的日子里，除了手术后的几天不能下床洗漱外，只要自己能去卫生间，总理都会一项不落地做好清理。卧床后的两个多月，总理已不能下床，只好由护士帮他洗漱。张树迎、乔金旺和我看着总理的胡子慢慢长长了，总理不同意再请北京饭店的朱殿华师傅来刮脸，他不想让朱师傅看到他病成这个样子，怕朱师傅难过。我们也不能任由总理的胡子这样长下去，我们不会刮，我们可以用剪刀剪呀！

　　于是，我们同护士许奉生商量此事。经总理同意后，我们开始给总理剪胡子。张树迎、乔金旺都比我年长10岁，他俩说当助手，我和许奉生负责剪。刚开始剪时，总理还幽默地说，你们别剪破了脸。我剪了两下，觉得总理不太放心，改由护士许奉生剪。她胆大心细，手也轻巧，我只能当助手。剪的虽然没有刮的那么好，看上去还过得去，不会因为胡子而影响吃饭了。同时，也能使总理保持仪表整洁的习惯。就这样，我们剪过两次，始终不让总理的胡子长得过长。最后一个月，总理无法进食，改为鼻饲，没能再为总理剪胡子了。病中周总理的胡子也没长得像在延安时期的“美髯公”那样。所以，总理去世后，我们把他送到北京医院的太平间，请来了朱殿华师傅。朱师傅哭着说，你们两个多月没让我去看总理、没给总理刮脸，他的胡子也不是长得很长。我们说中间给剪过两次。他很细致地为总理最后一次刮净胡须。

　　周总理病重期间的饮食

　　周总理住院后的饮食，是由他的厨师桂焕云同志依据总理的饮食习惯列出菜单，再由医生们参照总理身体状况的需要加以调整、共同协商，为总理做出可口的饭菜，以保证总理的营养。这期间，我们也会推荐一些总理可以接受的饭菜。

　　1975年11月16日下午4时，经我们提议，与大夫们协商并报告邓大姐，为总理在人民大会堂花钱定做一份红烧鱼翅。鱼翅这种高级菜，在总理、大姐的日常生活中，是很少吃的，只有总理在宴请重要外宾时才会吃到。这次给总理吃，是我们为总理补充营养和增加食欲的措施。

　　由于总理已多日不能下床吃饭，就躺在床上把枕头稍微垫高一点，由护士许奉生喂着吃。第一勺，总理点头表示可以吃，于是许奉生开始一勺饭一勺鱼翅交替地喂。毕竟总理卧床多日，他吞咽很费力，头上冒出了汗珠。总理说：“小高喂我吃。”于是我改为把米饭和鱼翅混合在一起，这样吃味道会好一些。总理边吃，边数着数，一共八口饭。

　　八口饭，对身体健康的人来说，耗时也就一二分钟，但对已步入癌症晚期的周总理来说，却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他竟足足吃了半个小时，是依仗强大的意志力才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务。在总理看来，为了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他必须活下去，哪怕只延长一天、一个小时、一分、一秒，“四人帮”就不敢明目张胆地兴风作浪，所以再苦再难他也得扛着。最后，总理说不吃了，并说要不是为了治病，真是不想吃这饭。虽是这样，张树迎和我以及大夫们看总理能吃上这些饭还是高兴。

　　张树迎和我向邓颖超大姐汇报了此事，邓大姐说：“你们为恩来的生活、治疗用尽了心思，想一切办法让他多活一些时间。”这是邓大姐对我们这样做法的肯定。

　　有一天，听医疗组负责肠胃消化方面的专家陈敏章介绍，说北京饭店有一种汤做得很好，营养丰富。我们如获至宝。因为在当时，只要对总理治病有利，我们都会采纳。

　　我开车到北京饭店去定制这个汤。饭店的领导早已知道总理生病，听说要做个汤，他们发自内心地高兴，因为能为总理的康复尽点力。汤的用料比较多，我只记得有海参丝、鱿鱼条、香菇等，用鸡汤炖。做好后取回来给总理吃，总理觉得不错，喝起来比较容易。总理询问了汤是哪儿做的，并一再叮嘱一定要付钱。我说总理放心吧，我已付了钱。

　　后来，北京饭店又为总理做了同样的一碗汤，取回来的当天，总理因改用鼻饲，已不能进食，拿回来的汤总理也没喝上。我们取汤时付钱给北京饭店。他们说，总理吃得好，以后还会要，最后一块算吧！我们也觉得这办法可以。因忙于照顾病情逐步加重的总理，我们把汤钱的事给忘了。

　　周总理去世后，张树迎和我想到了这件事，便打电话找到了北京饭店的齐经理。他哭着说：“总理都不在了，你们怎还想着这件事，这钱不能收，不能收。”他连说了几个不能收，悲痛得连话也说不出来了。张树迎对我说，那就算了吧。这碗汤钱就没交成。

　　钱没交，当时我们是想通了。可今天想来，仍觉得对不起周总理。 这是我们的过错，我们的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