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周恩来学待人

　　周恩来不仅是我们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还是举世公认的人际关系大师。李先念说过：“善于团结人是周恩来的突出长处。他确实能够做到团结一切应该团结和可以团结的人。他的这个特点，在党内早被承认，在党外更为著名。”

　　虽然身居高位，但周恩来从不以领导自居，从不摆架子，从不好为人师。在长期与人交往或一起工作的过程中，周恩来总是热忱诚恳，时时处处尊重他人、理解他人、关怀他人、爱护他人，平等对待每一个人。即便批评，也是与人为善，让人心悦诚服。周恩来的待人艺术，值得领导干部好好学习。

　　“没有个挂帅的，一定要等你回来。”

　　领导工作千头万绪，归根到底是对人的领导。因为决策目标、规划方案、事业推进，等等，都需要人去制定、贯彻和实施。知人用人，由此成为领导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周恩来一生求贤若渴，爱才如命，知人善任，重用了一大批才华横溢又肝胆相照的杰出人物。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周恩来被任命为政务院总理。为了建设新中国，周恩来着手组建“内阁”。他与毛泽东等人商议后，很快将政务院的组成人员基本配齐，可是地质部部长一职却暂时空缺。周恩来在等待一个合适人选从海外归来。

　　这个人是谁？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周恩来对李四光很了解。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就多次会见李四光，向他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1948年李四光赴英国参加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学会。新中国成立后，李四光决心从海外归来报效祖国。1950年5月，他辗转回到北京。第二天傍晚，周恩来就登门看望他，李四光又惊又喜。周恩来亲切地对他说：“我们的事业正在开始，不论是工业还是国防，都和地质工作分不开。地质工作要先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我们就打算召开第一次全国地质工作会议，那时候我想，没有个挂帅的，一定要等你回来。”听了总理一番话，李四光十分感动。不久，李四光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地质部部长。他尽管年事已高，仍奋战在科学研究和国家建设的第一线，为我国的地质、石油勘探和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对钱学森的重用也是如此。

　　1955年10月，钱学森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回到祖国。不久，周恩来亲自将制定研制火箭、导弹计划的任务交给了他。1957年，中国科学家要到苏联参观，考察原子弹研制的情况。但苏方提出，他们的火箭、原子弹，必须是相当级别的官员或者相当高军衔的人才能参观。当时钱学森没有军衔，如果他无法参加这次考察，将十分不利于国家研制原子弹计划的实施。周恩来得知苏方要求后，立即与毛泽东商议，授予钱学森中将军衔。

　　钱学森当年留学美国，跟随导师冯?卡门赴德国考察V-2火箭时，曾被授予上校军衔。钱学森回国后，国家按将军等级给予他各方面待遇——看文件与少将同等，保卫工作按国务院的高级干部对待，工资是特一级，国务院进口少数苏联吉姆车，周恩来拨给钱学森一辆。周恩来说：“一个忠诚爱国的大科学家，为什么不能当一个将军呢？”他还幽默地说：“美国人还是蛮有度量的，40年代就给一个中国科学家上校当当。按照清朝的晋升制，他也该是当中将的时候了。” 周恩来知人善任，钱学森成为“中国航天之父”和“火箭之王”。

　　“能用人者，可以无敌于天下。”周恩来深谙此理。革命年代，他团结一切应该团结和可以团结的人，扩大了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壮大了爱国进步力量。和平年代，周恩来慧眼识人，把杰出人才安排到重要岗位上，靠他们支撑起共和国建设的宏伟大厦。

　　“对党外人士要和蔼真诚，不要虚伪。”

　　所谓待人艺术，就是如何正确而富有成效地做好人的工作。一切领导活动，都应以调动人的积极性，做好人的工作为根本。周恩来最善于做人的工作。他一生广交深交党外朋友，并坚持一条原则：“对党外人士要和蔼真诚，不要虚伪。”周恩来以诚待人、以情感人、以心换心，朋友们常常在不知不觉中，被他那独特的人格魅力所感动。

　　黄炎培原是中国民主建国会领导人，新中国成立前夕，应邀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被选为常务委员。组建新政府时，周恩来和毛泽东一致认为，应当请黄炎培“出山”。

　　1949年10月11日晚，周恩来首次登门，恳请黄炎培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曾先后拒绝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委以的高官。对于新政府的邀请，黄炎培开始有些犹豫，说：“1946年我68岁时，就觉得已经老了，做不动官了。如今我已72岁，还能做官吗？”周恩来听了他的话，笑着说：“黄任公不老。”周恩来解释说：在新政府任职，不同于在旧社会做官，现在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在人民政协会议上，由全国各党派一起千斟万酌制定的《共同纲领》，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剧本”。我们编了“剧本”，自己怎能不上台唱呢？周恩来与他畅谈了两个多小时，最后黄炎培答应考虑考虑。第二天，周恩来再次登门，听取黄炎培的思考结果。精诚所至，黄炎培欣然同意出任新政府职务。

　　新中国成立前，古耕虞是四川猪鬃出口商，人称“猪鬃大王”。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天，周恩来在中南海的家中接见了古耕虞。叙旧过后，周恩来用商量的口气对他说：“请你考虑一下，我们准备把猪鬃公司交给你全权负责，你的意见怎么样？”接着，周恩来又诚恳地说：“抗战时，我们同你多次谈过桐油、猪鬃生意的问题。那时，我们共产党不是执政党，所以只能空口支持你，现在我们执政了，相信你一定能够把这件事情办好。”面对周恩来的充分信任，古耕虞当即表示，不辜负总理的信任，接受这个任务。但同时，他也说了自己的顾虑。周恩来认真倾听，加以解释和劝说。

　　傍晚时分，周恩来请古耕虞吃饭，并要他留下。周恩来处理完重要事情后已是深夜，与古耕虞继续交谈，再次劝说他出任中国猪鬃公司负责人。谈话进行到第二天清晨4点。在周恩来反复劝说和真诚感召下，古耕虞接受了新政府委之的使命。他事后说：“周总理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

　　周恩来在与党外人士交往中，始终奉行一个“诚”字，以诚待人，有情有义，并持之以恒。劝说人的时候，他也是站在朋友的角度，设身处地，善解人意，用真心实意去感召人、影响人。党外人士跟他无话不说，都把他当作最尊敬、最信任的引路人和好朋友。

　　“只有尊重民族风俗习惯，才能和各族人民心连心啊！”

　　领导者要做好人的工作，首要的是平等对待每一个人，对比自己身份高的人，不低声下气；对比自己地位低的人，不高傲怠慢。周恩来最感人之处在于平等对待每一个人，对普通百姓更是格外尊重，尊重他们的人格，尊重他们的习俗。而且，他的这种待人是真诚的，自觉的，一贯的。

　　1961年4月中旬，周恩来视察云南西双版纳地区，在景洪城与傣族、布依族、拉祜族等群众共度傣族新年──泼水节。周恩来穿起傣族服装，走进欢乐的人群之中。开始，群众用柏枝蘸着银碗里的清水，礼节性地洒在总理身上。周恩来看见有些群众用大盆泼水，也入乡随俗，高兴地拿起一个大盆泼起来。眼见周恩来这样和蔼可亲，群众立刻消除了拘束，纷纷用大盆向自己的总理泼水。依照傣族习俗，泼水节时，水泼得越多、越热烈，就表示彼此越亲近、越尊重。警卫人员怕总理着凉，要用伞遮挡泼来的水，周恩来劝阻说：“不要紧的，要到群众中去和大家一样。” 周恩来同群众水乳交融、打成一片。他对当地干部说：“傣族群众的每滴水都是热乎乎的，我一点都不感到寒冷。”“只有尊重民族风俗习惯，才能和各族人民心连心啊！”群众激动地说：“周总理泼的不是一般水啊，而是甘泉，甘泉落在我们身上，甜在我们心里！”

　　1972年8月初的一个夜晚，周恩来乘坐“红旗”轿车行驶在国务院西门北面时，前边有个骑车女青年突然停在了快行线上。司机发现后紧急刹车，但轿车还是剐到了她。周恩来拉开轿车后座旁的窗帘，关切地注视着。这时，总理的司机走下车，上前问道：“同志，碰着没有？”另一辆“红旗”轿车随即送女青年去医院检查。在这期间，周恩来亲自给医院打来电话，关切地询问女青年的伤情和检查情况。原来，她只是被剐破了衬衫，蹭破了后背一点皮。很快，就有一名工作人员赶到，送来一件新买的的确良衬衫，说这是首长的指示。第二天，周恩来还派了几位同志，专程到这个女青年的家里慰问。总理的亲切关怀，温暖了女青年的心。

　　周恩来尊重群众、亲近群众、爱护群众的事例举不胜举。这不仅是他待人艺术的体现，更是他高贵品质的反映。正因为周恩来如此热爱人民，人民才由衷地热爱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