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敬爱的周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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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6月，我从山东奉调回京到国家计委工作。回到北京的当天晚上，我和在京的孩子—起住在国家计委安排的三间宿舍里。本想早点休息，第二天一早就去机关报到。躺在床上，突然想到：离开北京回山东工作时，敬爱的周总理还健在，可现在，老人家已离开他热爱的人民三年多了。一时间，一股无限悲痛的情感涌上心头，思绪万千，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心想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总理不会这样早就离开我们。回想往事，总理的教导、指示、批评、关怀频频在脑海中闪耀，一字一句都指引着自己前进。这时我想：—定要把总理的言传身教如实记录下来，教育后代，也表达自己对总理的敬仰、缅怀之情。

　　第一次面见周总理

　　第一次见到敬爱的周总理，是我在中财委计划局工作的时候。

　　1950年年初的一天晚上，周总理召开会议，讨论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和稳定市场物价的问题。会前，总理办公室通知中财委，要整理一份京、津、沪等八大城市的主要物资库存和主要商品价格等方面的材料。当时中财委计划局局长宋劭文同志，把这件事交我来办，要我把材料整理好经他审核后直接送给周总理。

　　一想到能够亲眼见到人民敬爱的总理——周恩来，能够面对面地聆听他的教诲，我就激动得难以形容。因为，周总理在全国人民的心中，是那么崇高和亲切。然而，激动之余我也感到几分紧张——见到总理以后，我该说什么好呢？我准备的材料总理能够满意吗？

　　我怀着这样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了总理办公室。当我把材料送到总理面前时，他亲切和蔼地与我谈话，还仔细询问我一些问题。总理叫着我的名字，告诉我，我写的一些有关物价问题的文章他看过，并鼓励我以后还要多做些这方面的宣传解释工作。我听了，心里又惭愧又高兴：总理日理万机，竟然还看我写的文章，这是我之前想都没想过的事情。我当即表态：—定按照总理的教导，努力做好工作。

　　以后一个时期，总理经常使用和查问统计资料，我受到总理教育的机会也就更多了。我在国家统计局、国家计委、中央办公厅工作期间，时常有机会跟总理接触，直接聆听他的指示。

　　随周总理出访东南亚

　　1956年l0月，国家统计局领导通知我，11月要随周总理出访越南、柬埔寨、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尼泊尔、阿富汗东南亚七国。我的任务是负责给总理提供我国的经济情况和相关统计数据，供总理外事会见及接受记者采访时用。为了防止泄密，领导要求我把能用得上的资料都背熟在脑子里，不要带文字材料出去。

　　我当时任国家统计局研究室主任，查阅并记忆了相关资料，兴奋地等待着出发的日子。

　　总理很细心，专门交待相关同志为代表团成员每人准备了两套衣服——一套中山装，一套西装。我们在国外参加会谈、出席正式宴会，都穿中式礼服——中山装；参观游览时，则穿西装。重要会议和宴会的座席，总理都亲自过问，不论大事小事，他都考虑得十分周到。

　　总理这次出访，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外交往中一次极为重要的活动，取得了圆满成功。总理所到之处，明确阐述了我国政府奉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了我国人民同七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加强了相互了解和友好合作。这次访问受到这些国家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获得了一致好评。

　　11月17日，我们一行30多人从西郊机场出发。18日上午，代表团飞抵越南首都河内，在机场受到范文同总理等越南党政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当天，周总理拜会了胡志明主席。随后，即举行了两国总理的友好会谈。参加会谈的还有中国的贺龙副总理，越南的潘继遂副总理和武元甲副总理。晚宴后，因两天来气温差别很大，加上过于劳累，总理有点感冒，医生建议他吃药，他摇头，说：“我不吃药。喝点儿茅台，就好了。”他感冒时有喝茅台酒的习惯，说这酒比药管事。于是，我们陪总理去中国大使馆，喝了几杯茅台。第二天，总理果然又神采奕奕地忙碌了，似乎什么不适也没有。

　　19日，河内举行市民大会，欢迎中国代表团。范文同总理主持大会，并发表欢迎讲话。他表示，“越南人民有着像伟大的中国人民这样的兄弟近邻，感到十分荣幸。”周总理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畅述中越两国人民的深情厚谊。他说，“我们的友谊和合作是建立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的。同时，我们两国又是以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国际主义的精神团结在一起的。因此，我们的友谊是永恒的、牢不可破的。”

　　11月22日访问结束，按照日程，代表团要赴下一站柬埔寨。临行前，总理指示我留下来，向中国驻越南经济总代表方毅同志了解越南的经济情况。因为在会谈中，范文同总理反映，越南经济情况很困难，要求中国支持，所以总理给我布置了此项工作。

　　在方毅同志和我驻越南大使罗贵波同志协助下，我收集了有关资料，代表团回到河内时，我向周总理作了汇报。

　　结束柬埔寨的访问，下一站是印度。代表团从河内乘专机到达印度第一站的加尔各答市，中午在机场贵宾室吃的第一顿饭，让我至今记忆犹新：在白米饭上，盖了一层薄薄的银箔。银箔能吃吗？我心里犯着嘀咕。我大使馆的同志立即告知：没事没事，这是当地欢迎远客最尊贵的礼节，吃吧！我便学着当地人的样子，把银箔搅拌均匀吃下肚去。

　　代表团在印度的日程安排，除了在首都新德里的活动，还到了孟买、班加罗尔、马德拉斯和加尔各答访问。在旧德里参观时，我发现了一件对个人来说的新鲜事：很多黄牛在大街上行走，可以随意跑进商铺的门庭，店主人只有给它—点食物才能将它引出门外。后来我得知，这些无主的牛群，印度人把它们看成“神牛”，任何人不得伤害它们，这是受法律保护的。

　　12月9日，代表团结束对印度的访问，周总理在加尔各答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当晚，发生了一件令人难忘的事情：记者招待会结束后，陪同总理访问的印度记者和工作人员，请求同周总理一起照一张相留作纪念。总理欣然同意。当时，在准备合影的宾馆大厅里，事先摆好了6把座椅，计划安排周总理和陪同访问的贺龙副总理、中国驻印度大使和夫人、印度驻中国大使和夫人坐着，其他人员站着合影。总理来到大厅以后，印度外交部的礼宾官说明了他们的安排计划，并请总理和贺龙副总理就座。总理没有同意这种安排，笑容满面地对礼宾官说：“请把椅子拿走，我们—起站着照吧。”总理的意见出乎礼宾官的意料，他不同意让周总理站着照相，坚持请总理就座。正在“争执”之中，总理和贺龙副总理笑呵呵地席地而坐，并要两位大使和夫人坐在椅子上。总理这种打破常规与普通工作人员平等相待的风度，使在场的不少人激动得流出了眼泪。大家再次请总理坐到椅子上，两位大使和夫人也恳请总理就座，但总理还是不肯，并亲自拉着两位大使和他们的夫人就座，自己和贺龙副总理仍席地而坐。大家说服不了总理，也就只好按照总理的安排合影留念了。

　　这件事，使在场的人们都十分感动，也在印度舆论界引起了很大反响。第二天的印度报纸刊登了中国总理、副总理坐在地毯上与记者和工作人员合影的照片，并发表了赞扬周总理亲切接近普通工作人员的评论。周总理这种密切联系群众，始终生活在群众之中的优良作风，使我受到深刻的教育。

　　结束对印度的访问，下一站是缅甸吴巴瑞总理与周总理单独会谈时，提出我国云南省与缅甸接壤的边境贸易中，双方商人和群众都用人民币作为交换手段，致使缅甸境内流通着一部分人民币，影响缅甸货币的流通，希望中方尽快予以解决。周总理听后十分重视，随即决定我不参加后面几国的访问，留下来向我驻缅甸大使姚仲明同志和使馆商务参赞了解情况，听取意见，然后专程回国向云南省委、省政府负责同志了解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再赶回北京向主管财贸工作的李先念副总理汇报，请李先念副总理考虑解决的办法。李先念副总理很重视，听了我的汇报后，立即着手研究解决办法。等到总理回国的时候，这个问题已经得到基本解决。

　　总理对这个问题的原则意见是：从发展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出发，要尽快想办法不使人民币出境，不在缅甸境内流通。但总理没有作决定，而是先听取有关方面负责同志的意见，把具体情况弄清楚以后，再由李先念副总理最后决定解决的具体措施。这件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周总理在处理问题时“兼听则明”的民主作风。而我在出访途中两次接受总理分配的任务，并最终因此提前回国，没有参加后三站的行程，也反映了总理一发现问题立刻解决，雷厉风行、决不拖延的工作作风，这也令我深感敬佩。

　　一张总理亲自核算的计划表

　　1958年“大跃进”中出现的“高指标”风，在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中仍然表现得很突出。这一计划实施了半年，就明显地暴露出很多问题。据此，中共中央于8月中旬提出了调整当年经济计划指标的建议，建议国务院研究后向二届人大五次常委会提出报告，请求审批。

　　周总理于8月25日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调整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建议和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意见，同时指示国家计委再提供两张计划调整表，作为报告的附件一并报送人大常委会审批。当天从下午到晚上，总理再一次审查修改准备于26日上午向人大常委会作的报告稿。

　　总理办公室的同志要我负责对总理报告中所用统计数字进行核对，看还有什么差错没有。我于下午7时核对完毕后就回家了。回到家中不大一会儿，刚准备吃晚饭，电话铃“嘟嘟”地响起来了，我拿起话机一听，是周总理亲自打来的。这是我第一次接听总理亲自打来的电话，心里既激动又有点紧张，不知出了什么事。只听总理说：“你是杨波吗？我是周恩来，你们的数字怎么算的，百分比都弄错了。”我听了总理的话，心情顿时紧张起来，心想我校对了好几遍，不至于出错呀，故立即向总理报告说：“报告稿中的统计数字我都反复核对过，我马上再去复核一遍。”总理说：“不是报告中的统计数字，是所附的计划表中的计划数字算错了。”我一听是计划数字，就向总理报告说：“我只负责核对统计数字，没有看到计划表，那是国家计委报送的，不是统计局提供的。”总理说：“不管统计数字、计划数字，出了差错我都找你，你吃完饭就通知计委的同志到我这里来。”接完总理的电话，我顾不上吃饭，立即去找计委的两位有关负责同志，说明了刚才总理来电话的情况，并一同于当晚10时赶到西花厅。我们到了以后，总理正忙于处理其他急事，—直等到将近深夜I2点，才通知我们到他的办公室去。

　　走进办公室，我一眼看到了摆在总理办公桌上的那张计划表。在表上每一行计划数字的备注栏里，总理都用红蓝两色铅笔计算了一个百分比数字，蓝色的表示数字无误，红色的表示算错了。总理见了我们，就指着那张计划表提出了严肃的批评，说：“你们工作这样粗心大意，百分比算错了也不核对，就往上送，只是划圈，不负责任，这样工作怎么行呢！我如果不再仔细看一遍，就像你们那样马马虎虎送到人大常委会去，明天一报告，向全国公布出去，那不出大笑话吗？！”我们听了总理的批评，深感内疚，立即向总理作了检讨，并当场把表中的数字又全部复算一次，把总理发现的错误全部纠正过来。临走时，总理又勉励我们说：“你们作为富春同志的助手，要认真负起责来，对工作要一丝不苟，切实当好助手。”

　　我离开总理办公室回到家中，已近凌晨1时，心情很不平静。我反复想着刚才总理的批评和教导，想着由于我们的工作没有尽到责任，浪费了总理的宝贵时间和精力，实在太不应该了。同时，也深深感到，总理工作那么忙。日理万机，还亲自计算核对计划数字，纠正错误，这种对工作高度负责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亲笔题写“伟大的十年”

　　195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为了庆祝这一伟大节日，介绍10年来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周总理指示国家统计局运用统计数字编写一本资料性质的书，面向国内外发行。

　　这一光荣的任务落在了我肩上。我组织局里相关同志立即投入编写，用了将近3个月时间，将初稿编撰完成。我把初稿呈送给总理审核，并请总理拟定书名。总理看了以后，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谈了自己的修改意见，还对书的设计提出了要求：“不仅要有统计表，而且要将主要的部分绘成彩图，放在书的开头部分，使人一目了然。”至于书的名称，总理想了想，说：“就叫《伟大的十年》吧！”

　　根据总理的指示，我们对初稿进行了补充修改，并请擅长绘画的同志绘制了一部分图表，经人民出版社编辑同志看过之后，我又送给总理审查，请他再提意见。总理非常仔细地审查了每张图表，不但提出了增什么减什么，还对其中几张图表的图案提出了修改意见。

　　书稿审定后，我鼓足勇气请总理为《伟大的十年》题写书名，总理很干脆地应允了。我和参加编写的同志都感到十分鼓舞。两天之后的一个晚上，11点的时钟刚敲过，总理办公室的同志打来电话通知我，说总理现在有空，要我快去请总理题写书名。

　　我放下电话就急忙赶到了中南海。等了一个多小时，总理忙完了手头的事情，叫我进去。这时，时针已指向凌晨一点。总理见到我，和蔼地说：“叫你久等了。”我回答：“总理同意题写书名，国家统计局和人民出版社的同志都非常感激。”

　　总理让我坐着，一边喝茶，一边等待。我看着总理拿起毛笔，认真地题写着“伟大的十年”，写了一张不满意，又写第二张，还不满意，接着写第三张。由于自我要求严格，总理还是不满意，准备继续写。我看总理已经很劳累，不忍心再耽误他的休息时间，急忙阻拦：“我看这三张都很好，请您选定一张就行了，不必再写了。”总理同意了。我又建议总理在下面签上名字，总理不同意，说：“要我签名我就不写了，这三张也不能给你。”我一听他的语气斩钉截铁，不便再提要求，只好按照他的意见办。最后，我要求把三张题字都带走，总理同意了，并说：“由你们和出版社的同志从中选用一张吧。”

　　我小心地拿起题字，离开了总理办公室。就在我出门的时候，总理办公桌上的电话又响了，是廖承志同志打来电话请示工作。这时，已是凌晨二时许。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就是这样不分昼夜地为国操劳，为民造福。

　　《伟大的十年》出版以后，总理要我们送了一部分精装本到他办公室，由他在国庆期间接待外宾时赠送给外国朋友，用以告诉世界一个崭新的、生机勃勃的新中国。这时，我进一步理解了总理亲自指示编写这本书的远见卓识。

　　倡导说真话鼓真劲

　　1962年，“七千人大会”隆重召开。当时，我在中央办公厅工作，参加了大会的会务工作。在这次大会上，周总理就国民经济的调整问题，作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报告。为准备这个报告，总理拟出了提纲，并请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起草报告稿的同志开了多次座谈会，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我也参加了报告的起草。我们起草组的几位同志住在钓鱼台，专心工作了将近一个月，其间还同时为刘少奇同志起草报告。少奇同志对报告稿很重视，初稿拟出后就天天晚上去看稿子，并和我们一起讨论修改。到了开大会那天，少奇同志自己起草了一个提纲，口头在大会上作了讲话，效果很好。录音整理出来，是—篇很好的很重要的文章。会前准备好的稿子，按照毛主席的意见作为书面报告印发给到会代表，没有在大会上宣读。

　　在起草总理报告的过程中，总理反复强调要实事求是，既要看到形势好转，又要把困难说够；既要鼓足劲，树立克服困难的信心，又要明确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和具体措施。在最后定稿的时候，总理又主持开会通读一遍，—段—段地讨论，一字一句地斟酌。

　　这次讨论，从晚上8时开始，—直持续到第二天早晨7时。“杨波嗓门大，你来读吧！”于是我欣然地念起了稿子。讨论结束时，乔冠华同志提出要总理请喝酒，总理爽快地答应了，立即叫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家拿来他自掏腰包买的两瓶茅台酒和一包花生米，“招待”参加文字工作的同志。总理这种不知疲倦的忘我工作精神，以及对下属的亲切关怀，至今仍深深铭刻在我的脑海中。

　　大会期间，总理—方面照常处理内政、外交等日常工作，另—方面又尽量挤出时间参加地方同志的小组讨论。2月3日，总理在参加福建省小组讨论会时，当听到下边同志反映强迫命令、浮夸风、讲假话等坏作风给工作和党群关系造成的危害时，即席作了一番切中时弊、感人肺腑的讲话。他说：“这几年来，党风不纯，产生了浮夸和说假话的现象。我们要提倡说真话。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要大家讲真话，首先要领导喜欢听真话，反对说假话??大家都说假话，看领导的颜色说话，那不就同旧社会的官场习气一样了吗？你们反映的情况我听起来觉得很痛心。你们说假话当然不对，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压你们。从现在起，不要乱压任务、乱戴帽子了。要提倡讲真话，即使是讲过了火的也要听。唐代皇帝李世民，能听魏徵的反对意见，‘兼听则明’，把唐朝搞得兴盛起来。他们是君臣关系，还能做到这样，我们是同志关系，就更应该能听真话了。”接着，总理又强调指出，要提倡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反对强迫命令、形式主义的那一套东西。他说：“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这四句话归纳起来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一句成语，毛泽东同志作了新的解释，它代表了毛泽东同志的一个根本思想。这四个字，话虽简单，却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如何做到实事求是？首先要通过认真的调查研究。”总理又说，要搞好调查研究，就要真正联系群众，要发扬民主，要与老百姓平等相待。因此，“我们要发扬民主，恢复和加强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少奇同志在七大作的修改党章报告，小平同志在八大作的修改党章报告，都讲到党内民主生活问题，但这几年有的同志把它搁到一边去了。”“我们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要尽快恢复起来，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要恢复起来，现在被搁在一边的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通通都要恢复起来。党内要有正常的民主生活，要实事求是，要按照党章办事。”

　　总理这篇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讲话，引起了到会各地同志的极大反响，一致认为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时隔半个世纪，今天再来重温周总理的这篇讲话，仍感语重心长，意义深远。

　　“兼听则明”的民主作风

　　周总理一向提倡发扬民主，提倡“兼听则明”，并且以身作则，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我至今记得1961年在一次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周总理对我的教育。这次会议是总理亲自主持的，议程中的一项内容是讨论手工业产值的计算口径和方法问题。“大跃进”中各地上报的工业统计数字，有相当大的虚假部分，其中既有人为的浮夸成分，也有计算口径不明确和计算方法不科学的因素。这方面手工业产值数字更为突出。鉴于此，总理指示在国民经济调整中一定要把前几年的统计数字认真核实，去伪存真；同时，要明确解决并统一手工业产值的计算口径和科学方法，使统计资料和计划工作能如实地反映客观的真实情况。

　　当时，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意见，财政部与国家统计局不完全一致。在这次国务院会议上，财政部的负责同志讲了他们的意见以后，我即代表国家统计局发言，讲了一些不同的意见。听了双方的发言，总理表示基本上同意财政部的意见，并对我的发言略有批评之意，但未作最后的结论。于是我又站起来发言，再次申述不完全同意财政部的意见。这时，总理即指示我们会后再商量—下，尽快把意见统一起来，早日作出明确的规定，通知各地照办。

　　会议结束后，到会同志都留下来吃午饭。吃饭时我的心情有点不安，心想在总理讲话后不应该再站起来讲不同意见，所以我就坐在饭厅西南角最靠边的一张桌旁。刚刚开始就餐，忽听总理叫我的名字，我立即站起来答应。总理叫我到他就餐的饭桌那边去，并要我坐在他的身边，亲切地对我说：“你为什么坐得那么远？不要紧张，你敢于讲不同的意见，这好嘛！我们讨论问题就是要听不同意见，不然还讨论什么！有不同意见的争论，就可以把要决定的问题考虑得更周到些。”这时，我的心情十分激动，深为总理平等待人的民主作风所感动。饭后回到家中，就把总理对我的教育、鼓励讲了；下午到机关又向与自己一起工作的同志照述一遍，大家都同声称赞总理是民主作风的楷模。

　　在周总理关心下获得“解放”

　　人们都说，1966年开始的那场给中国带来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如果没有周总理中流砥柱力挽狂澜，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充满智慧与勇气的斗争，那我们党和国家究竟会走向何方，是很难想象的。我也一直这样认为。

　　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伟大功绩之一，就是在自身处境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忍辱负重，排除万难，保护了一大批党内外干部。他不仅为保护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和各界知名人士绞尽了脑汁费尽了心血，也为保护中级干部和一般干部操尽了心。就连我这样一个干部（当时我任国家计委研究室副主任，司局级），总理也挂在心上，为“解放”我说话。这是我当时怎么也不敢想的事，却又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陈伯达就点名批斗我，“罪名”是“反党分子”“田家英的高级情报员”“黑线人物”，等等。陈伯达1962年末兼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分管计委研究室的工作，从这时起我与他接触较多，我知道他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所以尽管他在1966年4月已正式宣布不再管计委研究室的工作，但他作贼心虚，“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借“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权势，点名审查我，要我交代散布了哪些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流言蜚语，妄图堵住我的嘴，置我于死地。我是1966年6月30日在国家计委第一个被挂上“反党分子”的大牌子挨批斗的，直到1969年年初，整整两年半的时间，没有斗出陈伯达所要求的能置我于死地的材料。但陈伯达仍不死心，还要继续管制我。

　　苦难的日子，因为总理的一句话而露出了曙光。1969年春节期间，总理在接见国家计委两派群众组织代表时，询问了我的情况，说：“杨波还可以工作吧！”总理的亲切关怀，使我不久就被允许自由行动，随后通知我参加机关办的“学习班”（当时这是“解放”干部的一部曲），并于1969年8月13日得到了“解放”。接着就下放到“五七干校”去劳动，直到1970年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揭露了陈伯达的反党罪行以后，我才有了重新工作的机会。

　　周总理接见国家计委两派群众组织代表时的讲话，我没有听到传达，而是几位关心我的同志私下里告诉我的。当我听到总理亲切关怀我的话，顿时泪如泉涌，思绪万千，心情怎么也平静不下来，心想：“总理啊，总理！您老人家为国操劳，为党分忧，呕心沥血，日理万机，心里还想着我这样一个干部，我和我的全家怎么能不感激万分呢？！但我不能只是流着感激的泪水，要振奋精神，遵照您老人家的教导，做到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辈子。”

　　敬爱的周总理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全部心血无私地奉献给了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我们树立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光辉榜样，赢得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爱戴。他将世世代代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摘自《熔炉——从学徒工到共和国部长 杨波回忆录》，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5年1月版。）

　　来源：《中华魂》2015年5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