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11日14:14 来源:北京日报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确定政务院各部门领导人选时,有的人提请让邓颖超在政府里担任一项职务。邓颖超在革命过程中有着深厚资历与突出贡献,当个部长实不为过,但遭到周恩来坚决回绝。他说:“我是政府总理,如果邓颖超是政府里的一个部长,那么我这个总理和她那个部长就分不清了。人家会把她做的事当成是我支持的。这样家庭关系、夫妻关系、政治关系、政府关系就混到一起去了,这不利于我们党的事业,也不利于我的工作。”
周恩来的亲属、晚辈们都知道,他有一条不成文的家规: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他的关系,更不能利用他的关系。对此,在周恩来身边生活了15年的侄女周秉德有着切身的体会。在周秉德的记忆中,伯父对亲属的要求十分严格,他总说:我们是共产党,不能搞像封建社会那样的裙带关系,不能“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周秉德毕业后在北京一所学校当老师,不到3个月被调到朝阳区委去搞“肃反”了。周恩来听说后严肃地责问她:“你怎么不当教师了?调到区委是不是因为我的关系给你特殊照顾?”周秉德感觉很委屈:“不是啊!人家都不知道我是谁,是为了开展‘肃反’工作,上级临时抽调一些党员到区委工作的,我们学校的党员就那么几个。”
1963年,周恩来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着重讲了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列举了官僚主义的20种表现,曾将“一人做官,全家享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定义为“特殊化的官僚主义”予以坚决反对。当前,有的地方领导干部,或为了一己之私,将党纪国法抛于脑后,贪污受贿;或纵容家人搜刮钱财,危害人民群众利益。他们缺乏周总理身上这种严以律己、大公无私的精神,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谋取私利,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陈丽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