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是“南开学校唯一免费生”吗

　　一、问题的提出

　　“周恩来是南开学校唯一免费生”的提法最早始于上世纪 70年代末。有学者指出：“由于他（周恩来）家庭经济困难而学习成绩优异，经教师推荐，学校主动免去了他的学费、杂费。他从入学第二年起，是当时全学校唯一的免费生。”（胡华：《青年时期的周恩来同志》，中国青年出版社 1977年版，第 12页。）之后这种说法广为流传。有学者沿用这一观点，认为：“由于周恩来同志品学兼优，入学第二年，经教师推荐、学校破例免去了他的学杂费，成为当时南开学校唯一的免费生。”（王永祥、刘品青：《为中华之崛起——周恩来青年时期的生活与斗争》，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0年版，第 23页。）1989年版《周恩来传》也采用了这一观点：“第二年，由于他品学兼优，经教师推荐、学校破例免除他的学杂费，成为当时南开学校唯一的免费生。”（《周恩来传（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9年版，第 19页。）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一些国内外学者开始将“当时”二字去掉，直接提出“周恩来是南开学校唯一的免费生”。如：“因为他的一个老师推荐、鉴于他家庭经济困难和他在学校的优异成绩，他应该享受免费。第二年，他成为全校唯一免费生。”（〔英〕迪克·威尔逊：《周恩来传》，封长虹译，解放军出版社 1990年版，第 15页。）“入学第二年，因品学兼优，恩来成为南开学校唯一免费的学生。”（〔英〕韩素音：《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898—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年版，第 30页。）“由于他家庭困难，而又品学兼优，后来学校同意他成为唯一的免费生。”（力平：《开国总理周恩来》，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 29页。）

　　对于“周恩来是南开学校唯一免费生”的观点，一些人也提出异议。周恩来在南开学校的同班同学吴玉如曾回忆：吴玉如本人在南开学校读书期间，学习成绩优秀，曾得到张伯苓校长的赏识，20世纪 30年代曾任张伯苓的秘书。当时由于家庭贫困交不起学费，吴玉如仅读了两年就中途退学。因此，吴玉如认为在南开学校仅凭学习成绩优秀或品学兼优，是不会取得减免或免费的待遇的。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的研究人员李爱华在吴玉如怀疑的基础上通过查阅相关史料，结合《南开学校一览》中关于 1911年至 1914年有过 50名免费生的记载和周恩来的四伯父周贻赓在长芦转运使司就职的履历档案，提出：“周恩来只是南开学校的少数免费生中的一个，却不是唯一的免费生；周恩来之所以能够获得奖学金，不仅因为他的家庭经济困难、品学兼优，而是与其伯父在长芦盐运司任职有关。”（李爱华：《关于“周恩来是南开学校唯一免费生”问题的事实考证》，《党的文献》1997年第 2期。）此后，中央文献研究室1998年修订《周恩来传》时将“唯一”改为“少有”，表述为：“成为当时南开学校少有的免费生。”

　　那么，周恩来到底是不是“南开学校唯一的免费学生”或“南开学校少有的免费生”？笔者将通过梳理南开学校当时的章程、学费减免和资助规定进行探究。

　　二、南开学校概念的厘清

　　由于历史沿革和多方面因素的作用，南开学校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一般说来，狭义的南开学校指的是南开中学；广义的南开学校是指自 1904年成立以来，包括中学部、大学部、小学部、南开女中、重庆南开中学在内的，分布于天津、重庆等地的南开系列学校。从纵向时间轴来说，南开学校校名曾几度变更。1904年成立时称为私立中学堂，1904年底改称私立敬业中学堂，1905年秋改称天津私立第一中学堂，1907年 2月改称私立南开中学堂，1911年初至1912年 4月改称公立南开中学堂，1912年 4月改称私立南开学校。1932年形成“四部一所”格局，即中学部（1904年成立）、大学部（1919年设立）、女中部（1923年 7月开设）和小学部（1928年 8月成立），外加一个研究所。抗战爆发后，学校西迁，于 1936年 9月又开设南渝中学（1938年后改称重庆南开中学）。而周恩来就读于南开学校时，学校只有中学部和专门部两部。（参见《天津南开中学志》，天津出版传媒集团、天津教育出版社 2014年版，第 261页。）因此，南开学校无论从广义和狭义，横向和纵向来说，都是一个大而复杂的概念，在探讨周恩来到底是不是“南开学校唯一的免费学生”或“南开学校少有的免费生”问题上，一定要加以考虑。

　　三、周恩来获得了长芦商灶子弟免费名额了吗

　　按有的学者的说法，从 1914年起周恩来成为当时全学校唯一的免费生。但查阅所有南开学校的简章和章程，正如李爱华研究的结果一样，在 1911至 1914年南开学校确实有过 50名免费生。1911年初《天津公立南开中学堂简章》在“名称”条言明：“本堂原名私立第一中学堂，嗣因长芦、客籍两中学并归本堂办理，得公款补助，更名为公立南开中学堂。”“免费”条规定：“本堂每年得有长芦公款补助，奉学宪谕，特设商灶子弟免费额五十名，不收学费，并于五十名之中择成绩优美者十名，并免膳费。凡欲补此额者，须有芦商保荐证书方准投考补入。”（《私立南开中学规章制度（1904—1937）》，天津出版传媒集团、天津教育出版社 2015年版，第 5页。）在这之后，1934年春，南开学校又制定了《南开中学天津市免费学额章程》，规定“本校为天津市立各小学毕业生成绩优良而家贫寒无力升学者设免费学额，每年六名”（《私立南开中学规章制度（1904—1937）》，第 333页。）。可见，无论是在广义还是在狭义的南开学校范围内，无论是当时还是在整个南开历史上，周恩来都不可能是南开学校历史上唯一的免费生，按照前述规定，在他之前和当时曾有过 50名免费生，在他之后从 1934年开始每年也有 6名免费生。

　　按照 1911年《天津公立南开中学简章》的规定，取得此种“免费”名额必须满足以下几个条件：必须为长芦商灶子弟；必须有芦商的保荐证书；必须投考补入。周恩来的伯父周贻赓确实与长芦盐业有深厚的渊源。此时，周恩来的四伯父周贻赓“蒙长芦盐运司使杨调充榷运科科员，十二月蒙长芦盐运司使李委充运销科一等科员。三年（1914年）七月委派兼充管理票照处主任” （1921年《周贻赓履历表》，黑龙江档案馆藏。）。但是，以上周贻赓的任职情况都是长芦转运使司的行政人员。

　　长芦盐区经营盐业运销的商人，历史上分为引商、租商和包商三种。引商（也称专商、业商）是有专销引岸权利的商人；租商（也称贷商）是由引商手中租用一部分或全部专销引岸权利的商人；包商是由引商或租商手中取得包办运销权利的商人。这三种盐商都由芦纲公所领导。盐商取得引票后才可以到指定的盐场向灶户购盐。灶户是指进行盐业生产的人家，被编入灶籍，不准逃亡荒灶，受官府制定的盐法制约。周恩来曾说过自己的家世：“我的家庭近几代祖先也是绍兴师爷，我的外祖父原籍江西南昌，也是师爷。到了祖代，两家搬到江苏淮阴、淮安当县官，因此结了姻亲。我便生在淮安，那是一八九八年。”（《周恩来自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2年版，第 1页。）可见，周恩来家既不是长芦盐商，又不是制盐的灶户。他更不能算长芦商灶子弟，按照规定是无法取得这一免费资格的。更何况 1914年免费生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巡按使朱先生核准，将商灶子弟优待额停止”(《天津南开学校一览》，1917年版，第 13页。），50个商灶子弟免费额在这年已经被取消。

　　四、依靠勤工俭学的周恩来

　　按照南开学校的通常做法，假如有免费生名额，一定会在学校章程中注明。1911年的《天津公立南开中学简章》、1919年春的《南开学校学生费用之规定》都有免费政策的相关表述。但 1915年夏的《天津南开学校章程》中却并没有专门的免费条款来说明当时南开学校有免费生名额。1917年南开学校毕业同学录中对周恩来的介绍也只是：“君家贫，处境最艰，学费时不济。”（《周恩来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年版，第 23页。）明确说明周恩来是交纳学费的，并不是免费生，只是由于他家庭贫困，学费总是捉襟见肘。1946年，周恩来与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李勃曼的谈话中也提到：“15岁我入南开中学，是一个私立学校。学费起初由伯父供给，后来靠学校的奖学金。”（《周恩来自述》，第 3页。）可见，周恩来的学费起初主要还是由其伯父负担，而他说“后来靠学校的奖学金”，应该指的是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勤工助学奖学金，即通过为学校打些零工，做些杂务取得报酬。当时南开学校也确实曾设有针对优秀贫困生的勤工助学岗位。张伯苓的儿子张希陆曾回忆道：“在中学期间，总理（周恩来）家境困难，南开学费膳费都很贵，学校让他刻蜡板，缮写文件来补贴生活。这类事一般是给好学生干的。我小的时候，还见过校长在经济上补贴过周恩来同志。”（张希陆：《周恩来——南开最好的学生》，《周恩来青年时代》第 1期，1980年 5月。） 周恩来在南开学校的同学张鸿诰也曾说道：“周恩来同志常利用业余时间给学校抄写教材资料或刻蜡板挣些钱，几乎每年暑假期间他都留在学校协助做些教务准备工作，筹集下学期费用。 ”（张鸿诰：《回忆周恩来在南开学校和留日时期的学习与生活》，《周恩来青年时代》第 7期，1986年 12月。）邓颖超 1983年 9月 6日在南开中学讲话时，也说：“他（周恩来）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很困难，没有学费，出不起学费，他半工半读，他抄写，他刻蜡板，可以得到一点钱，来维持学校的生活。”（《邓颖超 1983年 9月 6日在南开中学讲话》，《周恩来青年时代》第 6期，1985年 11月。）所以，从以上当事人和亲历者的回忆可以看到，无论是周恩来自己，还是他的同学和亲友都在强调周恩来是在课余和假期中勤工俭学继续学业。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周恩来在南开学校求学期间，并没有获得免费生名额。他既不是南开学校少数的免费生，更不是唯一的免费生。他的学费起初主要还是依靠其伯父供给，后来由于学习优秀、品学兼优，通过勤工俭学支持着自己继续求学。

　　〔作者郭辉，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馆员，天津 300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