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勇浴血西征两进大牢 周恩来设法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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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九军、三十军和总部及五军共21800余人，组成西路军，挥师西征，执行中共中央的宁夏战役计划，以图向西打通联系苏联的国际通道。新四军一代名将陶勇当时年仅24岁，任九军教导师师长。

天寒地冻苦战强敌

11月上旬，西路军首战一条山，杀得敌人落花流水。马步芳、马步青迅速调集“马家军”7万多人，截击红军。11月13日，九军攻占河西走廊要冲古浪县县城，下辖的二十五师和二十七师驻防城外，军部和教导师驻扎城里。16日拂晓，敌3个骑兵旅、2个步兵旅和4个炮兵团，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同时向古浪县城和二十五师、二十七师的防守阵地发起猛烈进攻。双方激战3昼夜，均伤亡惨重。19日，敌骑兵攻进古浪县城，大肆残杀红军将士。陶勇率教导师拚死抵抗，竭力保护军部和军首长的安全。最后，在二十七师增援部队的配合下，合力将敌人逐出城外。在这场战斗中，九军伤亡三分之一，教导师更是牺牲者众多，番号被撤销，幸存的指战员被补入二十七师。陶勇担任二十八师副师长兼八十一团团长。

1937年1月，九军在河西走廊高台、临泽一带，同敌人激战5昼夜，取得胜利后又向临泽东南进发。西北的隆冬季节，天寒地冻，呵气成冰，气温达到零下30多度。陶勇和战士们一样，仍穿着单衣，冻得直打哆嗦。他在随身带着的一块毡毛片子中间挖了个洞，往头上一套，腰里用皮带扎紧了，抵御彻骨严寒。部队马上就要进攻河西重镇甘州（张掖），陶勇的战前动员别出心裁，他拍拍自己兵马俑似的装扮，问：“同志们，冷不冷？”众人一齐大声回答：“不冷！”陶勇哈哈一笑：“怎能不冷？我披着毡片子还冻得直发抖，你们能不冷？我知道，你们说不冷表示你们不怕冷，意志很坚强！可是光叫不冷，不会真的不冷！”他唰地抽出鬼头刀，在面前晃了晃，寒光逼人：“这次战斗就是要解决挨饿受冻的问题！粮食有没有？有！棉衣有没有？也有！在哪里？在甘州城里，在敌人的面缸里、仓库里！大家跟着我猛打猛冲，一人缴获一件羊皮袄，穿在身上暖乎乎！出发！”

甘州城东，陶勇正要指挥部队进入攻击位置，突然城门大开，城里猛地杀出一支骑兵，他们一个冲锋，就使陶勇的部队伤亡了好几十人。陶勇见势不妙，乘着敌骑兵掉转马头，准备发起第二次冲锋的间隙，把部队带出城东的开阔地，向着城南的一片枣树林子跑去。进了林子，他大声命令：“射人先射马，大家利用枣树做掩护，瞄准敌人的马，给我狠狠地打！”战士们纷纷开火， 200多匹战马当即被射倒，摔倒在地上的敌人乱作一团，其余没中枪的马驮着人狂逃而去。陶勇瞅准这个机会，扬起大刀指挥战士们往外冲杀：“同志们，敌人给我们送皮袄来了，冲啊，杀了敌人穿皮袄！”陶勇带领战士与落马的敌人短兵相接，他一人就砍翻了5名敌兵，很快战斗结束了。有几个战士从被击毙的敌人脚上扒下毛毡鞋后，赶忙送到团长面前，陶勇拒绝了。他指指脚上已经换上的毡鞋说：“你们谁缴获的谁穿，就算是奖励了！”他让炊事班挑几块好马肉，说晚上改善生活。他的警卫员好不容易从敌人尸体堆里找到半壶酒，老远就喊报告：“副师长，这个水壶里真是酒，今晚给你马肉下酒！”陶勇十分开心，好酒的他已经有段时间没闻到酒味了。

两番血战倪家营子

打了胜仗的西路军及时调整作战部署，迅速占领了倪家营子，并决定利用那里的地形，和尾追而来的3万多敌人展开决战。血战月余，共毙伤俘敌万余人，西路军将士也伤亡约4000人。部队经短暂休整后回师东进。

东进途中，西路军主要领导人陈昌浩作了一个错误决定：取消东进计划，重返倪家营子，再杀敌人一个回马枪。部队刚进驻倪家营子，马步芳就亲自指挥2万多人从三个方向围攻过来。这些敌人都是没有参加上次战斗的有生力量，而西路军已是一支血战多日、减员严重的疲惫之师，且兵力不及敌人的一半。形势万分危急。八十一团和西路军其他部队一起，被迫以阵地防御战对付来势凶猛的优势敌人。

2月27日下午，八十一团游动哨奔回报告敌情时，敌骑兵先头部队已逼近该团防守的外围阵地。陶勇镇定自若，命令特务营一个连首先控制隘口要道，凭险固守。战士们利用有利地形，向进攻的敌骑兵猛甩手榴弹，炸得敌人纷纷落马。后面的敌人顿时乱了阵脚，掉头逃窜。激战一直持续到天黑。入夜，下起了鹅毛大雪，敌人停止了攻击。

翌日清晨，陶勇发现敌人已将他们团团包围，八十一团和上级及友邻部队的联系被彻底切断，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他和政委吴辉庭都十分担心部队到底还能坚守多久。他们都清楚，当前最大的问题是连番苦战下来，弹药已所剩无几。

3月1日，经过充分准备的敌人向八十一团阵地发起连续进攻，从打开的缺口中纷纷涌入。三营同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终于将缺口堵上。陶勇指挥全团上下，凭着手榴弹、大刀、长矛，甚至木棍，同敌人殊死拚杀，惨烈的战斗一直进行到第二天黎明，共打退了敌人10多次进攻。

3月2日上午，敌人首先用山炮轰击八十一团阵地，炮击一停敌人就像狼群似的猫着腰冲上来。政委吴辉庭不幸被弹片击中，开始，他还能坚持在阵地上和团长一起指挥战斗，但不久陶勇就发现他没了声音，人慢慢地往地上滑。他过去看时，吴辉庭已经气息微弱，神志不清。陶勇强忍悲痛，赶紧叫人用担架把政委抬下去，又继续指挥战斗。

随着外围阵地相继失守，敌人的包围圈在不断缩小，特务营把守的核心阵地频频告急。陶勇亲率预备队赶去增援，刚一转弯，就有十五六个敌人沿着墙根迎面扑来。陶勇手起刀落，冲在最前面的敌人顷刻毙命。陶勇杀得性起，索性拎着大刀，带着一群战士朝敌人密集的地方冲去。他杀到哪里，哪里便闪开一条血路。正杀得痛快时，背后拥来几十个敌人，乱枪齐发，陶勇左臂连中两弹，身子一歪倒下了。当敌人赶到他跟前查看究竟时，他突然跳起来，又挥动大刀猛砍猛杀。陶勇裹创大战，带领预备队拚死出击，终于稳住了核心阵地。

第二次血战倪家营子，整整打了7天，八十一团伤亡过半，几乎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陶勇考虑再三，下了突围的决心。5日深夜，当敌人还蜷缩在帐篷内酣睡时，陶勇带着部队，人掩口，马裹蹄，悄悄撤出倪家营子，沿着祁连山脉向东疾进。

石窝分兵担任先遣任务

两番血战倪家营子，西路军损兵折将，全部兵力减少到只有五六千人。此后，指战员们又在冰天雪地中一路与敌人苦战，边打边撤退到了祁连山主峰石窝。这时，西路军连伤病员在内已不满3000人。陈昌洁主持召开了最后一次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会议，会议决定将部队分成左、中、右3个支队，在祁连山左右两翼打游击。其实在那种极度寒冷的高山地区，渺无人烟，连空气都很稀薄，四面又有敌人追捕，别说打游击，就连生存也很成问题。

西路军副总指挥兼九军军长王树声受命率领右支队，在祁连山、康龙寺一带打游击。他命令陶勇带领全团仅剩的30多人向北行动，插到敌人背后去，吸引和钳制敌人。王树声说：“我们支队的作战任务，就是紧紧钳住敌人的主力，掩护三十军摆脱敌人，向西行动。现在由你带领一支小分队，作为我们支队的先遣队，在前面开路，向北行动。这个任务很艰巨，也很光荣，就看你怎么完成！”陶勇没有二话：“只要我死不了，就能完成任务！”军情紧急，王树声也无须多说：“好，你带领小分队出发吧，我带领主队随后跟进。”

要拖住敌人，又要不被敌人吃掉，陶勇带着先遣队采取飘忽不定的战术，打打停停，敌人来了就跑，敌人停下就去打上一阵。就这样边走边打，见敌人枪声稀落时，便住下等大部队到来。可是一等等了好几天，仍不见王树声带领的支队主力。再看看自己的小分队，因为伤亡和走失，只剩下十几个人了。

就在此时，陶勇和九军参谋长李聚奎、政治部主任徐太先等人不期而遇。李、徐二人带领的右支队后卫部队，也跟王树声他们失去了联系，正准备出山去侦察敌情，而后再决定怎么走，恰好遇上了陶勇。三人商量决定，与其蹲在大山里等死，不如出去找大部队。但一起走很危险，必须分散化装行动。临别时，三人神色黯然，手拉着手依依不舍。还是年纪最轻的陶勇先开口，他忿忿地说：“这次不死的话，我一定得找个馆子喝它个死！老子真的搞不懂，怎么革命革得这样背！”

陶勇带着手下的十几个人，天亮时一出山口，就跟一股敌人迎面相遇。枪声一响，战斗开始。一会儿工夫，陶勇的子弹就打光了，只得用那把大刀呼呼地狂舞。当他把大刀刺进一个敌人身上时，五六把马刀闪着寒光劈头盖脸地向他砍来。他连拔刀的机会也没有了，松开手，一猫腰，夺路而走，一口气跑出十几里地，听到身后没了动静，才定下神来坐下喘口气。发现身边再无一人，他忍不住骂自己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光杆司令”。陶勇脑子里出现的全是最后跟随他的那十几名战士的模样，不由得伤心透顶，放声大哭：老子十年革命，队伍从小到大，几个月前教导师还是浩浩荡荡的一千多人马，怎么一下子就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了！这到底革的是什么命？这西征的任务到底光荣在哪里？陶勇百思不得其解。

逃亡路上两进大牢

陶勇很快打定了主意：尽管西路军失败了，但党中央还在，黄河东面的红军还在，一定要回去找中央，找红军！指北针早已经丢了，于是他就等太阳升起，然后好迎着太阳的方向一直向东走。

在一个老乡的好心提醒下，陶勇昼伏夜行。一天清晨，他因为长时间的极度紧张和疲惫，加上好几天都没吃上什么东西，走着走着就倒在路上睡着了。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他被人狠狠地推醒，想挪动一下身子，却动弹不得，一根粗绳已将他捆得结结实实。陶勇被押到敌人旅部后，敌旅长亲自审讯了他，他当然没给敌人一点收获。随后，他被关进凉州(今武威)的国民党第二监狱。在他之前，那里已经关押着方强、秦基伟、徐立清等30多名被俘的西路军将领。除一名师长和一名团长贪生怕死、变节投敌外，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气节，并团结一致，为恢复健康、改善生活和争取自由，同敌人进行着坚决的斗争。陶勇和同牢房的三十军参谋长黄鹄显、九军组织部长朱潘宪等人成立了一个党支部，他任副书记。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中共中央的直接关心下，经过周恩来副主席的多方营救，有部分被俘西路军将士获得了自由，但关在第二监狱的陶勇他们却没有被释放。众人又急又怒，决定开展绝食斗争。迫于压力，狱方同意向上级汇报他们“恢复自由、抗日杀敌”的要求，但要他们先放弃绝食。陶勇他们商议后同意了。

过了几天，监狱长真的来宣布要送他们出狱。第二天下午，监狱里开来3辆大卡车，说是要把西路军被俘的营以上干部先送到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陶勇他们一路风尘，先兰州，再新城，最后到达西安。可下了车一看，哪是什么八路军办事处，分明是又一座戒备森严的监狱---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西北行营看守所。

被关进看守所后，粗中有细的陶勇用心做通了一名看守的工作。那个看守原是国民党二十一军军长吉鸿昌将军的传令兵，人很机灵，也有点文化，1930年“剿匪”时被红军俘虏，受到优待，一直对红军心存感激。因为两人年龄相仿，很快便以兄弟相称。一天，陶勇满脸严肃地对他说：“兄弟，能不能帮我捎封信给八路军办事处？”那名看守毫不犹豫地说：“大哥放心，我一定把信送到。大不了不吃这碗饭了。”可不知什么原因，从第二天起那名看守便不再露面，一连好几天都没看到他人。一个星期后，就在陶勇等人万分焦急陷入深深失望的时候，八路军办事处的孔石泉突然来到监狱，代表周恩来副主席探望他们，并告诉他们：“周副主席正在和西北行营长官蒋鼎文交涉，积极营救你们，望耐心等待。”陶勇激动万分。

原来，那名看守果然不负陶勇所托，第二天就将信送到了八路军办事处。他害怕日后事情败露，受到军法处置，就没有再回看守所，与陶勇不辞而别。他对办事处收信的工作人员讲：“信我是送到了，看守所我也不想回去了，另谋生路吧。”

周恩来看到信后，立即展开营救工作。他先是打通关节，委派孔石泉去看望陶勇他们。同时，他多次约谈蒋鼎文，要求释放看守所内的所有西路军将领。一个月后，周恩来和孔石泉等人一起来到看守所，亲自迎接陶勇他们出狱。周恩来向每一个人问好。他握着陶勇的手说：“你们的表现不错，我代表党中央欢迎你们归队！”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陶勇等人顺利回到了延安。他很快通过了组织审查，并于1938年初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同年4月，学习结束后，他受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委派，一路日夜兼程，奔赴安徽云岭，担任由陈毅任司令员的新四军一支队副参谋长。从此，他以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迅速成为一名充满传奇色彩的新四军战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