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共产国际对六大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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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无论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或从西欧回来的同志又都轻视理论，所以对革命的性质问题搞不清。在今天看来是很幼稚的问题，但在当时却是严重问题。共产国际第九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的精神刚传到中国，我们都去出席“六大”。开会之前，斯大林同志找我们谈话。他主要谈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革命的性质，一个是革命的高潮与低潮。他指出，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不断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并以俄国的二月革命为例说明。这样，我们才懂了。…… 另外，有一个中国革命非资本主义前途的问题，在共产国际也发生了争论。…… 罗米那兹认为中国是“不断革命”，说中国是民主革命，但一直发展下去就是社会主义革命。他说广州时期是四个阶级联合，武汉时期是三个阶级联合，南昌起义时只有工农是两个阶级，中间不经任何停留，不经任何阶段，一直发展下去，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与托派调和的论调，实质上是托派的观点。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央扩大会议接受了这种观点，认为当时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但一直发展下去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罗米那兹的意见，在我们党员中间是有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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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革命形势的估计问题，当时有过争论。中国代表曾争论到斯大林同志面前。斯大林同志说，现在的形势不是高潮，是低潮。李立三同志则说，现在还是高潮，因为各地还存在工人、农民的斗争。斯大林同志说，在低潮时也有几个浪花。

关于土地问题，当时也争论得很厉害。有人以为蒋介石也可能在中国实行俄国斯托雷平式的土地政策。斯大林同志指出，中国不可能实行斯托雷平式的土地政策，因为蒋介石是依靠帝国主义、勾结封建势力的，他不可能实行这种改良的土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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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是直接在共产国际领导下召开的，今天对它应有个分析。我上面说的“六大”正确的地方，主要是斯大林同志的影响。这里有两点证明：一是一九二八年二月间共产国际第九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是经过斯大林同志看过、改过的，它成了“六大”的基本根据。主要的问题都是这个决议上有的，如革命的性质、动力等。二是斯大林同志在“六大”前夜曾和中国党的几个负责人谈话，具体地解释了革命性质与革命形势这两个问题。

当时在“六大”做实际工作和做报告的是布哈林、米夫等人。布哈林是共产国际书记，米夫是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他们对“六大”当然也会有影响。如布哈林在大会上做报告骂张国焘和瞿秋白同志，说他们是大知识分子，要让工人干部来代替他们，这是一。二、布哈林对中国苏维埃、红军运动的估计是悲观的。他认为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则会妨害老百姓利益，会把他们最后一只老母鸡吃光，老百姓是不会满意的。他要高级干部离开红军，比方说，要调朱德、毛泽东同志去学习。所以我们回国后就指示要调朱德、毛泽东同志离开红军。朱德、毛泽东同志不同意。后来蒋桂战争起来了，我们觉得红军有可能发展就作罢了，但没有认识到这种调动是错误的。三、至于对中国富农的问题，布哈林在苏联对富农问题虽然犯了错误，但是“六大”对农民问题的决议强调了富农的封建性，又说不要故意加紧反对富农，所以没有多大坏的影响。

“六大”决议是瞿秋白同志起草的，米夫、布哈林都修改过，拿回来后秋白同志又改过。米夫的作用在这里还不大。他起的主要作用是：一、散布了一些对中国党负责人轻视、不相信的话，有影响。在“六大”筹备选举时，他在筹备选举的委员会中说过，中国党负责人理论上很弱，现在有些较强的同志如王明、沈泽民等，暗示可以提拔他们参加中央。当然，当时是没有什么人理他的(后来传出去说，米夫要提他们当中央委员)，可是这种说法却起了影响，造成了东方大学等校学生对党的负责人轻视，以致后来发生了反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斗争。二、造成了工学界限。例如他对向忠发极力地捧，利用他放炮，要他反“江浙同乡会”等。在“六大”会后，有的代表没有走，还召集了几个报告会，王明还报告了反“江浙同乡会”的斗争。一般地说，代表们对米夫印象不好。三、在组织上起了些作用，但不是主要的。例如，在“六大”工作人员的人选上，东方部的人员多，这是有宗派的意味的。

——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8-160、175-176、183-1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