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背负周总理的使命到生命终点

　　背显微驼，盖源于驮负的期待太重太沉

　　面容憔悴，乃出自不倦的追求太远太久

　　………….

　　欲把自己求索的雕像，塑于震源之处

　　那是早已预约的人生归处

　　2017年12月11日，他的科研思考结束在他生命的最后四个小时，中国地震学界痛失一位前辈级的人物，这是地震学界的一个重大损失。

　　87个春秋里，他过滤了一切浮躁，提纯了一个人生，活出了他的忠诚，活出了他的高尚，活出了他的绚烂。他的可贵之处在于，始终忘不了周总理在邢台地震的嘱托，誓志攻克地震预报难题，为了这个初心的使命，他不论这个学科走到了何等的难处，在人们的不解之中，一生念念不忘的就是在就是为了地震灾害发生之前能给老百姓提前打个招呼，禅精竭虑，呕心沥血到生命的终点。

　　成功的花， 人们只惊羡她现时的明艳！ 然而当初她的芽儿， 浸透了奋斗的泪泉， 洒遍了牺牲的血雨。

　　——冰心

　　时代的召唤，是一个人事业成功的最大基石。

　　一个人，只有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人民幸福的历史洪流，才会不被人们忘记。

　　这样，作为一滴水，你就可以体验到海浪的翻腾与咆哮；作为一粒沙，你就可以体验到沙漠的浩瀚和壮美；作为一个灵魂，你就拥有永世长存的高尚!

　　郭增建，1931年生于陕西商县紫峪口村贫寒农家，是唐朝平息“安史之乱”的功臣郭子仪的后裔。解放后，他靠人民助学金维持读完大学。1974年，郭增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生都忠诚于党的事业。

　　1957年，郭增建响应国家支援大西北的号召，从京华福地的中关村——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奔赴兰州黄河边贫瘠荒凉的山坡上,组建兰州观象台。从此一生扎根在黄土地上。60多年来，他就像一名忠诚的哨兵，守望在大西北地震预测哨位上,整整一个甲子，他目光烁烁，警惕地捕捉、监视着华夏山河上发生的异动，执著地绽放灼灼的人生光华，他把一生都献给了崇高瑰丽的地震灾害防御及地球物理观测事业。

　　郭增建敏于思而笃于行，他习惯性地把严谨的物理学思维应用于地震预报研究，不断地发出“地问”“天问”，他没有一天不在锻造打开地震等巨灾之谜的密钥。其岁月之长，涉猎之繁，钻研之坚，天分之高，气概之盛，胸襟之广，成就之丰，实属学界罕有！

　　郭增建的一生，从无茶里煮诗、诗里烹酒、酒里弹弦、弦里和歌、歌里曼舞的浪漫，只有日复一日、躬身撅腰的耕耘。

　　敢向生土插新犁

　　“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

　　——（德国）黑格尔

　　1953年，神州大地上普开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之花。新中国建设急需大批专业人才，22岁的陕南商县（今商州市）农家学子郭增建，响应国家号召，提前一年从西北大学（西安）物理系毕业。

　　郭增建在毕业分配志愿书上写道：“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我要以一颗螺丝钉的身份，走向祖国最需要的岗位！”

　　起初，郭增建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工作，作为物理系毕业生，他本可以从事前沿性的、实用性更强的应用物理研究方向，凭着郭增建的才学和坚韧，也不难有所斩获，或许更容易做出彪炳史册的成绩。但不久，因新中国重大基本建设急缺地震烈度方面研究成果和人才需要，又进行了二次分配，他走进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当时所址在南京鸡鸣寺)。他认识的第一位老师是李善邦先生（被誉为中国地震学之父），当时李先生正在研究中国地震烈度区划问题，李先生让他整理一些历史地震资料，并讲述了地震灾害的严重及研究它对人民生命财产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意义。他查阅了大量的古代文献，看到每次大震，无数生命死伤，令人痛心，他写到“聆听师语第一天，宿志防灾履辛艰”。下决心从事地震研究方向，为祖国建设提供最基本的保障，为人民减轻生命财产损失，这是他的“初心”。

　　“到哪里都是干革命！”

　　新中国地震事业的殷切召唤，促使郭增建横下一条心，把地震研究作为终身奋斗的事业，哪怕是把专业知识“归零重启”，他也毫不踌躇！他大学所学专业并不是地震研究，那时也没有地震专业，青年的他，一边到野外考察，一边在南京地质学校和北京大学地球物理专业进修专业课程，加强地球物理和地震方面的理论积累。

　　但是选取地震研究这个专业，意味着他的一生都在负重前行，因为地震预报这个研究方向实在太难了，美国、日本这些多地震的发达国家，都无法攻克地震预报。

　　在众多自然灾害中，地震灾害可谓群灾之首——巨震来临，天塌地陷，高岸成谷，山河移位。

　　“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发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诗经》中这样描述远古地震景观。

　　1976年7月28日凌晨，唐山大地震仅区区23秒，就造成242769人死亡、164851人重伤,威力甚于二战后期在日本广岛、长崎爆炸的原子弹！

　　古今中外，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生灵被震魔无情吞噬。据不完全统计，仅在20世纪，全球就有180多万人被地震夺去了生命，年均1.8万人震亡。

　　人类不是地球的主宰，但也绝不是地球的奴婢。

　　人类文明史的进程，伴随着人与自然灾害的抗争！

　　新中国的地震事业从确定地震烈度起步。

　　上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援建我国的156个重大项目即将上马，国家急需对建设场地的地震危险性进行评估。这些“宝贝疙瘩”个个都是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石。动辄耗资巨万的项目如果建在地震带上，后果将不堪设想。每个项目设计前，都必须了解项目备选地址的历史震况，预测项目使用期内可能会遭受多大烈度的地震，从而确定建设设施的抗震等级。这实际上是个地震预报问题。

　　1954年春，甘肃山丹发生7.2级地震，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发生在人烟相对稠密地区的第一个大地震，死伤379人。郭增建参加由国家18个部和中国科学院组成的甘肃山丹7.2级地震考察队，从此开始了他一生的野外考察工作。

　　1955～1957年，郭增建守山餐、伴风眠、防饿狼，在李善邦先生领导下（苏联专家r.n.果尔什可夫任顾问），参加编制第一代《中国地震烈度区域划分图》，对国家许多重点建设地区提供抗御未来地震的地震烈度依据，奠定了国家重大建设项目选址安全性评价的基础。

　　1959年，他参加了中国科学院、水电部和广东省组成的新丰江水库地震考察，加之后续全网观测考察后，考察建议广东省委加固水坝，以保东江流域和广州市的安全。1962年水库发生6.2级地震，水库经受住了考验，避免了重大生命财产损失。当时他写到“南岭挥汗查震况，坝身加固吾虑消”。

　　---随后几年的西部多次野外考察，为中国核工业基地、钢铁基地建设作出贡献。

　　1964年他担任副队长，参加为我国核基地供水而进行的昌马水库地震烈度任务考察。1963年冬，他先与同事刘多棫两人去甘肃安息和昌马一带选地震台址，为核基地建坝供水。当时坐着敞篷大车，风雪交加，鼻涕流下即凝，为寻僻静无干扰台址，爬坡探沟，步履艰难，虽身穿厚衣难抵风寒。为保卫昌马工程，他当时写诗“风雪齐虐身抖寒，爬坡寻址步艰难，想起兴国强民事，心肺沸腾正气燃”。

　　1965年4月，他率中国科学院西北地震考察队（由北京地球物理所、北京地质所、兰州地球物理所和兰州地质所组成）在银川地区为三线建设提供地震烈度，在酒泉为酒钢建设提供地震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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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第一代《中国地震烈度区划图》作为国家一级文物，存放于兰州市地震博物馆。

　　这是郭增建在新中国蛮荒的地震科学处女地上插入的“第一犁”！

　　此后，郭增建用一个又一个“第一”开垦出地震科学的茫茫绿洲——第一篇历史地震研究论文（1957年）（<1556年关中大地震>该文1958年被美国学者C.F李希特引用于所著《纲要地震学》,1975年又被美国地质学家C.R艾伦引用），其实际价值在于在第一代中国地震烈度区划图上确定了渭河流域地震烈度等级。

　　----第一次地震预报考察及报告（1958年）；1958年以学术带头人身份率领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地震预报考察队考察贺兰山和六盘山区，建立了与地震预报有关的宏观前兆系列，发现了地震造成的断裂带和湖泊迁移现象。

　　----中国首次民间地震科普宣传（1958年）；在海原地震考察中，印发了《谈谈地震》的油印材料（现存于兰州地震博物馆），这是我国首次对民间进行的地震科普宣传。

　　----第一篇求解震源机制的论文（1958年）；这是我国学者首次发表此领域的论文。

　　---第一篇用震源机制资料讨论中国现代构造运动的论文，对我国48个强震震源机制研究，首次得出我国现代大地构造运动主要相关模式的推论。

　　---第一篇用地下流体预报地震的论文；这是我国第一篇讨论地下水变化预报强震的论文（被意大利地震学家P.卡劳依和美国教授著作引用）。

　　---第一次按照地震烈度区划抗震规范设计的建筑物遭遇强震后的验证考察（新疆乌鲁木齐），这是我国首次进行的震后趋势判断工作。

　　---第一篇震中迁移的论文；第一次将对地质断裂带的地震可能性描述从定性推进到定量，并研究出著名的“郭-秦公式”；第一次建立震源断层长度和震级的关系式，这个公式，至今尚在建设工程的地震安全性评价中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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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年是国际地球物理年，中国有8个观象台参加国际联合观测，当时时年26岁 的他赴往这8个台之一---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兰州地球物理观象台（亚洲最大的观象台）任首任台长。从北京调往兰州，妻子田淑莲和他把家搬到了那里。

　　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学习条件、人脉关系，当年“风吹石头跑、黄沙漫天舞”的兰州都与繁华的首都如同尘壤和云端，难以相提并论。

　　扎根陇原，终生厮守地震预测这个“情人”，谈何容易！

　　上世纪50年代末的兰州是一座被四面秃山环抱的孤城，清冷的黄河穿城而过，将她一劈两半。冬天，黄河里的冰厚得能过汽车。由于需要避开城市的震动、噪音，观象台建在距市区6公里远的山脚。

　　天文钟到了兰州火车站，装在寿木一般大的木箱里。郭增建雇了辆架子车把天文钟运往观象台。走在荒凉的土路上，车夫疑惑地问：“年轻人，你该不是戴着‘老右’帽子在这里受法（劳改）吧？”

　　兰州观象台原是乱葬岗，荒无人烟，夜里能听见野山上的狼嗥。冬天，狼群经常下山觅食。夜幕一降，观象台的人就不敢出门。

　　一个冬天周末的晚上，朔风如刃，观象台其他员工提前回城休息了，只剩下郭增建和妻子田淑莲值守。郭增建为地震记录仪更换图纸需要清水洗图，就去屋外的深水蓄水井池挑水，田淑莲在一旁为他放哨、壮胆。郭增建刚把水桶搁到池水，突然感到肩上蹿上了个毛烘烘的活物。妻子大喊一声：“增建，有狼！”郭增建一激灵，顺势把水桶朝后一甩。狼吓了一跳，蹿过土墙，第二天，上班的同事们看到土墙被狼豁开了一大片，惊恐不已。后来，上级给观象台配了一支猎枪。

　　兰州天高风冷，水硬地穷。郭增建像愚公一样，在地震领域绵绵用力，久久为功，缓缓地搬移着群山！

　　地震预报包含三要素：时间、地点、强度。

　　地球半径6300多千米，对人类影响巨大的地震一般发生在地下10千米～30千米深处，人类目前钻探深度最深只能达到12千米，而且还不能把仪器放置到地下深部进行探测，只能在地表设立有限的观测台站。鉴于地震过程的极度复杂性和地壳深部的不可入性，地震专家对地壳分布、构造活动以及地震规律和地震机制知之甚少，谁也不能看穿地壳下的一切奥秘，谁也不知道地震这个巨魔藏身何处、什么时辰会兴风作浪。

　　“地底下躺着一条巨大的鲶鱼，它翻一下身，便会地震。”日本人说。

　　地震预报，至高至奥，就像在黑屋子里寻找开启门锁的钥匙。

　　郭增建认为，我们短期内无法作出百分之百的准确地预报地震，所以不能走单独以研究地震机理和机制为目的的地震预报，而应走一条半机理半经验结合的地震预报道路。他以事实和物理为战略，在地震科学的高原，奋力向陡峭的巉岩升登，不惮滑坠。

　　我国政府大规模开展地震预报始于1966年。

　　郭增建永远不会忘记，1966年3月河北省邢台发生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大地震。周恩来总理冒着漫天大雪来到灾区视察，目睹重灾惨象，他落泪了。周总理说：“地震有前兆，可以做出预报。”他殷殷嘱咐在场的地震专家：“必须找出规律，总结经验，希望在你们这一代解决地震预报问题，在地震来临之前，‘给政府打个招呼’!”

　　地震异常前兆包括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宏观异常前兆，人的感官能够直接觉察，包括地下水、生物、地声、地光、地气、气象等异常；微观异常前兆，只有用仪器才能测量到，包括地形变、地应力、地电、地下流体等异常。

　　早在1958年，郭增建就开始了地震预报探索。他率领5 人团队赴1920年发生过8.5级地震的宁夏西吉、海原、固原地区考察，从民间搜集地震前兆现象，并整理加工，形成了地震宏观前兆系列，打响了中国地震预报第一枪。

　　此后近60年，郭增建一直研究地震成因、地震孕震模式、地震预报理论、地震预测预报方法和指标，并长期主持和参加地震预测预报。

　　上世纪60年代初，郭增建通过对我们20世纪处以来发生的48次强震震源机制资料研究，发现震源断层以平推错动为主、垂直运动为次。这个创新论断被后来国内新发地震、大地测量资料普遍证实，成为讨论我国地震成因的基本出发点之一。

　　1966年，郭增建指出，地下地质构造并不是均匀完整的一块，而是由许多地质块体组成。在不同块体的交界带或断裂带，当两侧块体的相对运动发生得愈强烈，发生大地震的可能性就愈大。

　　在郭增建看来，一个检测目标，如果更多的独立指标或方法都分别出现了疑似异常，那么这个目标疑似发生地震的真实性就很大，这就是综合的力量。他死死盯住经验性地震前兆异常，试图精准预报短期地震（3个月以内）、临近地震（10天以内），有效减灾，实现人类梦寐以求的福祉。

　　郭增建用自创的“三性法”、“静中动”判据、太阳谷年、磁暴倍九法、异年倍九法、异年倍七律、25年间隔率等预测方法，不断跟踪各种地震前兆信息，坦然等候大地震的到来。

　　老守一井求甘泉，辛研预测佑万家。

　　郭增建在中长期尺度上成功预测了1996年2月的云南省丽江市7级地震、1999年9月的台湾省南投县的7.4级地震、2004年西藏自治区浦南-仲巴地区6.6级地震、2006年12月台湾省恒春县7.2级地震，并对2008年的汶川8级地震地震提出趋势预测。

　　郭增建在地震预报上敢担风险，他坚持边研究、边预报、边总结、边提高。

　　1965年11月13日，新疆乌鲁木齐发生6.6级地震。郭增建带队赶到后认真查看分析，4天后判断该地区再无更大地震或类似地震发生。

　　1967年3月27日，河北省河间县发生6.3级地震后，人们十分关心地震会不会向天津迁移。郭增建赶赴现场，根据各种数据分析，短期内不会向天津迁移，稳定了人心。

　　1970年10月，郭增建带队到甘肃静宁附近考察，得出近期有破坏性地震的结论，并向县革委会汇报，40余天后，距离40公里的西吉县发生5.4级地震，他立赴现场作震后趋势判断，在3天内得出结论，认为后面不会有破坏性地震发生。随后强寒流到来，避免了几十万群众露宿之苦。

　　为最大限度减轻地震灾害，郭增建在国内首倡以地震预报为主线的全面地震对策研究，并提出地震预报、次生灾害、抗震、群防、救灾、通讯、医疗和重建家园、生活、治安等10项对策。他还从震源物理、地震波传播以及历史大震震例研究中得出，大震时必然是“先有5秒以上到十几秒小动而后大动”的过程，提醒群众紧紧抓住临震急避、减少伤亡的最后机会。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干了大半辈子地震预报的郭增建认为，中国的长期地震预报基本准确，中期地震预报成功率在20%-30%，短期临震预报成功率大概在10%。单独用异常前兆对应预测地震的传统思路和方法存在一定局限性。因为经过多年观察，似乎有些异常前兆在震时发生，在不震时也发生。必须运用跨越式思维，进行非传统地震预测方法、跨学科的灾害物理学及综合天灾预测方法等研究，将异常前兆套入某种模式去对应地震才行得通。于是，他熔旧铸新，陆续研究出“立交模式”“组合模式”“调制模式”“叠加模式”“垂震底继模式”等许多非传统地震预测预报模式，受到国际地震学界首肯。如今，国家圈定未来大震危险区，仍采用这些诸多模式。

　　1971年提出地震波在远距触发地震问题，在20年后又被外国学者当新问题来讨论。

　　1973年提出震源孕育模式，并负责对松潘6.5级地震做出了短期预报。1974年提出组合模式，被日本地震学家力武常次和苏联专家莫纳霍夫及汉塔耶夫引用。1977年提出调制模式，被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尾池和夫评价为“成功的解释了突发性前兆到主震发生的时间间隔”。

　　1974年，他作为代表我国地震科学界出访美国、加拿大科学家代表团中唯一的地震预报专家，得到美国同行的高度关注。

　　1979年，他和秦保燕合作出版了《震源物理》专著，其后一部一部专著相继问世……

　　1983年，他倡导并主持了我国首次大震对策学术讨论会，并出版了《地震对策》专著，获得国家地震局一等奖。这本专著问世后，国内各地普遍制定地震对策，被日本学者小川雄二郎译为日文。随后《城市地震对策》专著出版，由于城市是防震的重点，该专著被广泛参考。

　　1983～1990年，郭增建担任国家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所长和甘肃省地震局局长（这两个单位是一套班子，两个牌子）。由于班子其他同志的体谅和支持，郭增建没有陷入行政事务管理之中，而是在地震科学的前沿继续进击，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

　　担任地震局领导的日子里，只要有震情，郭增建就守在办公室，震情紧张时，他和同事们通宵达旦地工作。平时，经常过了饭点，家人打电话催他，他才回家匆匆扒几口饭，又急急地回到办公室。

　　郭增建三度申报中国科学院院士，当时的地学部固体地球物理学科从没有过京外院士，地处偏远的大西北的他，在最后一个环节投票自然没有得到通过，当时同在大西北兰州工作的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中国冰川学的奠基人施雅风先生都为郭增建鸣不平。但他心胸宽广，超然物外，反倒说“国家给我的荣誉已经够多的了”。

　　郭增建拥有许多“高光时刻”——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对震源孕育模式的研究获科研成果奖，大会授予他“在我国科学技术事业中作出重大贡献的先进个人”奖状。 1986年，国家科委评定他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4年，由于在地震预报理论和预报方法上的贡献，国家地震局授予他“有贡献的地震预报专家”称号，第一批享受政府津贴的专家……

　　誓燃吾灯到油尽

　　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旧热爱生活。

　　——（法国）罗曼·罗兰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想必，郭增建与2300多年前的伟大诗人屈原息息相通。

　　1990年，郭增建因为年龄原因，告别国家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所长、甘肃省地震局局长岗位，继续担任名誉所长。

　　一个人退休后,含饴弄孙似乎是常态，郭增建却再剪晚霞做战袍、高龄举旗恒奋进，他苦行僧般变着花样叩击一扇扇天灾的铁门。

　　在地震学界，郭增建被誉为地震及天灾非传统预测方法的学术代表及思潮领导者。

　　俗话说，祸不单行。由于一些因素，许多灾种发生后互相强化、互相叠加。

　　郭增建擅长运用扇形思维。

　　他不盲目附和地震界既有学说，而是把地震与其他灾害连接成链，认为许多灾害间存在因果关系、伴生关系。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郭增建创新性提出“灾害链”思想，他亲自组织开展跨学科的综合自然灾害研究，使防灾研究向更深更广的领域发展。

　　他认为，自然灾害的表现形式尽管千差万别，但其本质都是积累能量的猝然释放。各种灾害之间既有共性，更有互性。所谓互性是各种灾害之间的相关性。他把灾害链分为4类，即因果链、同源链、互斥链和偶排链。如，大旱结束后可能有大震，巨洪之后大震也可能接踵而至，高寒地区大震之后可能有暴雪，太阳活动谷年极易发生大震，海底强震将引发海啸和全球变冷。

　　郭增建运用“灾害链”思想，对其他自然灾害的预测取得可喜进展。

　　一个人青春年少时，于荆棘林莽中蹚出一条新路就足以令人敬仰。一个人穷其一生，在一个领域有所建树，亦不枉此生。郭增建先生却一次次在科学的处女地插上探索的犁铧，收获着一粒粒饱满盈实的五谷。

　　我国石油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理事长“预测学之父”翁文波院士，十分欣赏郭增建的谦和为人和学术思想，他们和一批各学科的科学家共同创立了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当时翁老担任主任，郭增建为副主任。1994年11月，翁老重病临终前举荐郭增建继任他的工作，后经地球物理学会常务理事会一致通过，郭增建担任了全国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主任。他慷慨衔命，满弓劲射，扛起专委会的预报大旗，从此他由长期从事地震烈度鉴定和和地震预报监测工作转入了综合性的地震、气象灾害、水灾及其他灾害的预报工作。这一干就是十几年。

　　他积极倡导和推进我国综合灾害学研究事业，在防灾减灾科技事业上执着追求，成果丰硕，是我国防灾减灾工作者的楷模。他是中国历史地震研究会会长，中国西部防灾研究联络会总召集人。他的著作不断问世---《灾害物理学》、《地震成因与地震预报》、《未来灾害学》、《地气耦合与天灾预测》，主编了《地震对策》、《城市地震对策》、《中国特大地震》、《1920年海原大地震》《中国历史地震研究》等5部大型专辑。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2003年，中国地震局聘请他为中国地震预测咨询委员会主任之职。

　　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和中国地震预测咨询委员会（俗称“两委”），汇集了国内地震、地质、气象、水利等学科造诣高深的科学家，开展跨学科学术交流。“两委”着重探索重大自然灾害的中长期预测理论与方法，采取综合手段进行大震预测。

　　今年84岁的汪成民研究员曾担任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组长，也是郭老的挚友。汪老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创造出举世瞩目的“青龙奇迹”。

　　“郭增建先生是地震界杰出的科学家，他在地震预报领域的探索卓有成效，实至名归。早在2006年，他就对川中不放心，预测汶川地区有大震可能。”汪老回忆道。

　　2013年底，郭增建赴北京主持召开地震预测咨询委员会会议时病倒了，经检查患了间歇性房颤。早在2003年，他因长期科研工作积劳成疾病危，医生给他安装了心脏除颤器，从死神手里救过来。这次是医生为他换上的第三个心脏除颤起搏器，医生建议他放下研究，将养身体。郭增建嘴上打着哈哈，转脸就把医生的告诫当成耳旁风。

　　2014年春天，郭增建的病情稍稍稳定，就又飞蛾扑火般拼命工作。听说有一种麻醉药具有除颤功能，但副作用是容易造成心肌伤害，导致心衰提早到来，郭增建就最小剂量服用这种药。

　　只有郭增建明白，属于自己的学术生涯不长了，他甚至听到了生命倒计时的秒针在“咔咔”鸣响，他要和时间赛跑，他要把每一秒都高效地利用起来。他不擅长使用电脑，但对地震文献很熟悉，就拄着拐杖，一趟趟前往地震局图书馆借阅。

　　中午，郭增建的精力最充沛。

　　晌午，老伴田淑莲把午饭做好了，郭增建还在书房伏案写作。老伴喊他好几次，见他还不动窝，有时难免发几句牢骚。郭增建就歉意地笑笑：“我老了，写东西慢，这一段我不一口气写完，心里不踏实。”

　　儿媳任淑玲记得，公公退休多年了，“地震”依然是郭家饭桌上不变的“高频词”。

　　他曾在自己从事防灾事业40年时赋诗自勉：“为民防灾四十年，霜发兆老志未寒。宜将东学渗西论，步艰扶杖亦向前”。此后，他又奋斗了20年。“我没有别的能耐，只有把地震预报的事业做好，才算是对得起党和国家的栽培。”

　　地震预报是郭增建的命和魂，他发誓：“誓燃吾灯到油尽！”

　　“郭先生身上有一股禀然正气，他人退志不退、位退心不退，从来不当‘挂名主任’。”天灾预测委员会秘书长汪纬林回忆道，“他每年都指导我，把天灾预测委员会成员提出的预测建议进行梳理、整合，编印成20多万字的‘蓝皮书’（蓝色封面），上报民政部、中国科协、水利部、国家地震局等部门，供决策参考。”

　　“两委”大多数成员不再是岗位上的科研人员，许多信息他们要花微薄的退休金去买。当年负责唐山地震—的钱复业和赵玉林，是郭老的早期学生，也是最早一批建立地震地电阻法观测点的老专家，年近八旬的他们担心过去建立的观测点年久失修不能连续观测数据，自费修建地震观测站，积累了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累计60多年的连续观测资料。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的作者、作家钱钢曾经动员社会为“两委”捐款，让他们购买资料、复印材料。

　　天灾预测委员会的全部经费来自于“翁文波基金会”，每年只有6万元的活动经费，开会租不到便宜的会场，幸好北京工业大学愿意提供一间教室，供他们每年开两次总结会。平常，没有经费开会，一帮七、八十岁的老同志就骑着自行车、坐着公交车到郭老借住女儿的家开会，少则三五人，多则十几人。郭老细心，每次都要打电话告诉每个同志住家楼下门禁卡“暗号”（按号），这样的“暗号”会，一年也要开十几次，人多家里坐不下，老同志们就两人挤挤一个椅子，讨论热烈，思想的火花就这样不断碰撞。无论冬夏，从不管饭，乐此不彼。

　　郭老带领着“两委”几十名忧天忧地的老科研人员埋头耕耘，向国家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大灾预测信息和预防措施。

　　郭增建和汪纬林花4年工夫，合著了一本《天灾预测学简论》。

　　兰州冬天风硬，郭老每年就到在北京工作的两个女儿家住上几个月。住在北京的时候，他和汪纬林经常商量天灾预测委员会的工作，交流《天灾预测学简论》编著思路。

　　2015年后，郭增建的双腿上不了高楼了。

　　汪纬林家住在四楼，著述后期，郭增建上不了楼，汪纬林手术后下不了楼。他们需要交流的文章、书稿就由郭增建的大女儿郭安翔开车传来送去。郭安翔每次取送材料，郭增建都随车前往。两位老人，一个立在楼下，一个探出窗外，互相招招手，打个招呼。

　　老树着花无丑枝。

　　2016年，郭安翔从北京回到兰州，陪父母过年。

　　2月12日，正月初五。兰州，奇寒。凌晨5点，郭安翔就听见父亲起床了。书房里，老人裹着厚厚的羽绒服，腰间系一条围巾，正趴在桌上写文章，浑然忘我。老人的前列腺出了毛病，排尿不规律，插了导尿管，右腿棉裤上别着一只储尿袋。为了不惊扰父亲，郭安翔噙着泪，悄悄用手机拍了张特殊的“背影”……

　　他还惦记着“汶川地震”。

　　事业，就是父亲的“维他命”。

　　郭安翔明白，这或许是父亲一生最安静的冲锋、最酣畅的爆发、最决绝的绽放，最壮美的绝响！

　　从定稿到出版历时五年， 2018年1月为纪念汶川大地震十周年，郭增建与郭安宁（中国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的研究员）合作撰写专著的《汶川地震与大地震预测探索》出版了，随后又出版了《唐山地震与大地震预测探索》等专著。

　　郭安宁也在日以继夜加紧著述，只为帮助父亲完善地震及天灾预测理论，并应用于自己的深入研究之中。

　　82岁的阎志德曾是兰州地震研究所副研究员，他家和郭增建家住的楼房南北相邻，两家的窗对着窗。阎志德的老伴马彩琴说：“每天晚上11点前,我都看到郭局长趴在书桌上看书、写文章。第二天早上五六点，郭局长书房的灯就亮了。郭局长直到去世前20天，还在拼命做学问。”

　　有一种人生如马掌铁——磨灭方休。

　　地震和灾害预报，是郭增建心心念念的“情怀”。

　　2014年，他就拼命地工作，他对电脑不擅长，但他对研究所里文献书籍分布非常熟悉，有时需要查资料，他就拄着拐杖，晃晃悠悠地走到地震局图书馆里或他办公室里，有时也到临街的打字社里去打印资料。

　　图书馆的小钟说，大个子的郭局长每天颤颤悠悠拄着拐杖走过科学院十字时，都是科学院的一道风景。

　　随后的时间里，他从随意来回办公室到只能走单趟，从不拄拐杖到拄上拐杖，从随意地步行到颤悠蹒跚地行走，直到打电话把材料送到家里，最后连到桌子边坐下的力气都有……

　　记得他最后一次独自悄悄来到办公室查资料，我看见后立即与学生小白到他办公室里，帮助他打扫卫生，在我们清扫资料及书的灰尘 时，他在旁边硬是挤在我俩之间去拿书，都顾不上把书的灰尘清洁后再拿。小白说，这一动作让他想起武侠小说里的“武痴”，而郭局长就是“书痴”。

　　他的这个行动真的感动了上天，也许上天就是派他来完成人间这个使命的，又多给了他三年多的寿数！

　　在三年多的时间中，他完成了《天灾预测学简论》（2015 年出版）著作的全部著述工作，与郭安宁共同完成了十几篇论文的思考与写作，合作完成了《汶川与大地震预测探索》专著的定稿，在 2016 年唐山地震 40 周年时完成了《唐山与大地震预测探索》这两本大地震探索系列专著的定稿写作，以及他最后一个思路或者称之为源线模式的最后完善。并用自己的方法针对 2013 年 7 月甘肃岷县、漳县 6。6 级地震和 2017 年 8 月 8 日九寨沟 7 级地震进行了震例总结工作。

　　2017年夏天，郭增建患上了脑梗，但他一刻也没停歇科研的脚步——“只要还有这口气，我就放不下！”

　　一篇论文，打印、修改、校对、再修改、再校对，要花好几遍工夫。

　　刘晓萍是郭增建家附近文印店的小老板。11年里，郭增建拄着拐杖，不知来她的店里打印、复印了多少次文稿。

　　“后来，郭爷爷腿脚不好，他拄着拐杖，拎着厚厚的文稿，鞋子拖着地，‘刺啦刺啦’地响。我一听，就知道是郭爷爷来了，赶紧把他搀进来。”刘晓萍回忆道。

　　打印费涨了，刘晓萍从不跟郭增建说。郭增建每次打印完，都坚持每页文稿加付1元钱。刘晓萍不接钱，郭增建就硬塞：“娃娃，你做小本生意，也不容易哦。”

　　郭增建眼花，刘晓萍就用3号字给他打印文稿。有时，郭增建身体实在虚弱，不能来店打印，就打电话让刘晓萍去他家里取文稿。刘晓萍每次上门，郭增建都边说“给你添麻烦了”，边递过水果。

　　前年秋天，郭增建又到店里打印文稿，气色明显不如往常。他对刘晓萍说：“小刘，这可能是我写的最后一篇文章了。”

　　刘晓萍听了，鼻子酸酸地。

　　“郭爷爷去世一年多了，我每次打地震局家属院过，都忍不住朝他的书房窗口望一望，真想再给老人家帮点忙呀！”刘晓萍眼圈湿了。

　　几十年来，在甘肃省地震局工作过郭姓的男子有好几十个，“大老郭”却是郭增建的专用绰号。这个专称，早在郭增建担任兰州观象台台长的时候就叫起来了，这一叫就是60年——一来是他在中科院地球所中郭姓员工中年纪最大、职务最高，二来是因为他有一米八四高的个子，三来是他性情温和、言语幽默，好接近。

　　从家里到地震局办公室，1.5公里路。郭增建弓着身子，拄着拐杖走一个小时。他实在挪不动步，就靠在树上喘会儿气。

　　“大老郭”的身材，越弓越低。

　　地震局大院里，郭增建当年率领群众栽下的一排排白杨风姿飒飒，昔日白面长身、英眉郎目、虎虎生威、气宇昂藏的“大老郭”，你去哪儿了？！

　　一个冬日，地震局办公楼暖气管道发生故障，没了暖气。郭增建照样在办公室读书、写文章。他的脚后跟冻得裂了口，傍晚一瘸一拐地回到家，还写了首打油诗逗乐。

　　2017年5月28日，郭增建住院了。病榻上，他“咕噜咕噜”着，对郭安宁说：“我……还剩……最后一篇论文没……没有完成啊！”

　　医生给他用了凝血时间超长的药物，郭增建总算出院了。8月8日，川北九寨沟发生7级地震，郭增建对郭安宁说：“这可能是我遇到的最后一次7级地震了，我要用新办法把这个总结做好，供后人参考。”

　　郭增建这篇论文写了27页。

　　11月初，郭增建在诊所边输液边校对完他的最后一篇论文!

　　“我的理论和方法就这么多了。”极度疲惫的郭增建把手一摊。这也是他工作以来正式发表文章六十周年，圆了他的梦想。

　　12月1日，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召开会议。他让该委员会委员郭安宁向会议转告三句话：“我的那些传统预测方法不足以解决所有的地震预报问题，解决地震预报问题还需要用周恩来总理提出的专群结合、群测群防方法；大地震的特殊成因及预报研究仍需进行艰苦努力；地震预报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做到‘不到火候不揭锅’。”

　　12月11日下午5时，郭增建弥留之际，不忘交代郭安宁：“明年……是山东郯城……8级大地震发生……350周年，你……一定要……替我……写篇文章……纪念一下……啊！”

　　这一句，却成遗言；此一去，竟是永诀！

　　当晚9时，郭增建永别了厮守一生的地震事业。

　　郭增建作为我国继李四光、翁文波之后有杰出贡献的地震预测专家，他无愧为中国地震科研战线的一面旗帜。中国地震预报、防灾减灾工作走在世界前列，郭增建功不可没！

　　郭增建一生只做了一件伟大壮举，他注定将比我们许多人都有可能更长久地活在历史的长河里。

　　留得清气满乾坤

　　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夥，而耻智之不博。

　　——（东汉）张衡

　　当年的兰州地震研究所，无疑是中国地震研究的前沿代表。

　　鲁迅说过，“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

　　郭增建，不仅是一个渊博的理论家、勤奋的实践家，更是一个燃灯续火的教育家。

　　予人星火者，必心怀火炬。

　　郭增建深谙，独木不抗风，单兵难布阵，地震事业不是一个人的高蹈独步，它需要一支支人才团队，永不休止地攻城拔寨。

　　郭增建十分重视培养地震事业专才。

　　1958年，中国科学院在兰州开办地球物理专科学校，年轻的郭增建主讲地球物理学。1964年，为培养三线建设急需的地球物理人才，中国科学院在兰州开办地震培训班，郭增建主讲地震学。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恢复研究生制度后，郭增建在兰州地震研究所亲自指导培养出10名硕士研究生。

　　对于年轻的同事，他热情指导，合作、探讨业务。地震预报学中著名的“郭-秦公式”，就是他和秦保燕研究员合作研究出来的。

　　汪进，现今的惠普公司人工智能专家。1980年以在校生身份考取郭增建的硕士研究生，在郭增建身边学习和工作了10年。当初，郭增建认为汪进的基础知识相对薄弱，科研成果更是一张白纸，就指导他从查阅科技文献开始，还手把手教他交叉检索、追溯检索科技文摘。

　　“郭先生让我最受益的，是他的科学方法论和物理学思维。他一直强调，地球物理学实际上是一门应用物理学，任何理论解释都需要建立在可靠的数据观测和合理的物理关系上。”汪进回忆道，“郭先生身体力行，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本人就是世界地震界最早根据观测数据研究出断裂长度和地震震级相关数据模型的杰出科学家。”

　　经师易遇，人师可觅，恩师难逢。

　　在兰州地震研究所，郭增建爱才如命出了名。

　　“文革”中，正读高中的丁伯阳被诬为“只专不红”，戴上了“梦想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典型”的帽子，经常遭到点名道姓的疯狂批判。1977年恢复高考后，插队归来的丁伯阳兴冲冲地报考兰州地震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成绩优异。然而，一些受极“左”思想影响很深的人却向国家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告状，坚决阻止录取丁伯阳这个“资产阶级接班人”。

　　为人谦和的郭增建不知费了多大的劲，才力排众议，将丁伯阳录取。

　　“当年，‘四人帮’虽然已经被打倒，但极‘左’思想还有不小的能量。是郭老师以大无畏的担当，让我迈进了地震科学的殿堂。更令人钦佩的是，郭老师直至去世，却从未给我提起过这件事。”忆起师恩，现今浙江大学特聘教授丁伯阳的眼眶湿了。

　　1981年初秋，就在地震研究所按照当年计划决定录取9名硕士生不久，一份来自贵州的答卷和一封考生的解释信寄到了所里。考卷上的成绩非常好，考生耿大玉在信中解释，因当地突发洪水造成试卷延迟寄到，他还详细描述了家乡“暴雨如鞭，山洪似刀”的景象。郭增建爱才心切，破例增加了一个名额，将耿大玉招到自己名下。耿大玉发奋苦读，从地震研究所毕业后，一鼓作气拿下两个博士学位，成为一所高校校长。

　　李清河，吉林人，72岁，江苏省地震局原局长。

　　“文革”刚结束那几年，我国由于连续十几年职称“冷冻”，积累了许多没有职称的大学毕业生。

　　1982年，李清河和两名30多岁的硕士研究生刚毕业，在甘肃省地震局属于“晚辈”，照理说晋升助理研究员（中级职称）轮不上他们。

　　眼看地震局人才青黄不接，郭增建横下一条心——“只要能够薪火相传，我就是得罪多少人，也要打破职称评定中的论资排辈的‘死框框’。”素来为人谦和的他又一次力排众议，从政策里寻摘有利于青年人才的依据，并尽最大限度向他们倾斜。

　　李清河回忆道：“多亏了老局长作主帮衬，我们3个人当年都如愿地评上了助理研究员。有了这个基础，我1992年被评为副研究员。1993年，我还被破格晋升为研究员。为了报答老局长的知遇之恩，我曾扎根兰州，工作了20年。”

　　阎志德也是郭增建的弟子。他最敬服郭增建的是，“敢让学生放开手脚干，有了成绩归学生，出了麻烦他担着。”

　　在甘肃省地震局办公楼前，耸立着我国候风地动仪的发明者，东汉时期天文学家、地理学家张衡的雕像。雕像下的汉白玉底座上雕刻着他的两句格言——“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夥，而耻智之不博”。

　　“君子，不怕自己的地位不尊贵,而怕自己的品德不崇高； 不以俸禄不多为可耻,而以知识不广博而感到羞耻。”郭增建格外注重对学生进行品德教育，他常向大家讲述张衡的事迹，用张衡的格言与大家共勉。

　　早在1958年，郭增建就督促学生一定要学好外语，特别是英语和俄语。为强调学习外语的重要性，他先卖个关子，又讲了个故事——

　　“我上高中时，要翻几座小山才能到校。一天，我在上学路上，不巧碰上国民党抓逃兵，被他们捉住了。当时，逃兵被捉住，下场大多是被枪毙。我赶紧辩称我是学生，他们死活不信，碰巧，一个军官用英语拷问我，我急中生智用英语回答他，他认定我是学生而不是逃兵，就把我放了。不然，那天我八成要挨枪子。”

　　上世纪80年代，郭增建去日本讲学，对方付给他80万日元讲课费。那个年头，8万日元就可以买一台日本产彩电。郭增建在日本省吃俭用，一个多月只花了两万日元。回国后，他把剩余的78万日元全部交给地震研究所，用于年轻科研人员赴日参加学术交流。

　　郭增建不仅对兰州地震研究所年轻人热情关怀，对各市县地震局的年轻人也尽力提携。儿媳任淑玲是一名医生，她回忆道：“1990年是我结婚第一年。春节前,庆阳地区宁县地震局的年轻人跑到兰州，苦着脸找到我公公反映工作中的问题。我公公掏钱给他在招待所开了个房间,让他住了两天,还请他到家里吃了两顿饭。听说年轻人想搞科研，单位里没钱，我公公就从自己的科研经费里拿出一部分，支持人家搞科研，还教育他一定要跟领导和同事搞好团结。年轻人临走时，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他说‘我是苦脸来兰州,笑脸回宁县啊’。”

　　两年后，那个年轻人成长为县地震局的业务尖子。

　　任淑玲起初弄不明白，在别人眼里苦哈哈却没有什么油水的地震预报职业，公公却甘之若饴？她永远也忘不了，那些年经常有地震预报“发烧友”上门向公公请教。快到饭点了，公公就交代母亲买些肉食，真诚地留人家吃饭，他们在饭桌上说的也都是地震的事儿。

　　后来，任淑玲渐渐懂了——公公就是为地震事业而生的，他一辈子注定执著地活在地震事业中！

　　斯人已逝，薪火熊熊。

　　几十年来，兰州地震研究所培养的研究生早已遍布海内外，他们人人握灵蛇之珠，个个抱荆山之玉，成为地震界的领军人物和科技骨干！全国共有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震局局长在兰州地震研究所学习、工作过。

　　甘肃省地震局最红火的那些年，有1200多人。

　　省政府19个厅、局中，却只有地震局领导没有配专车。

　　上世纪80年代初，上级要给郭增建配备皇冠轿车，他坚决不要，其他人嘴上也说不出啥。从家里到办公室，郭增建天天步行上班。

　　郭增建的大女儿郭安翔1989年结婚，郭增建只送给她两床被子和1000元钱。几年后，二女儿郭安红结婚，郭增建租了两辆出租车，把她送到就读大学借住的博士生宿舍。

　　女儿们一度埋怨郭增建“太抠门”，不会用权。

　　郭增建不止一次开导她们：“好娃娃，我手里的权力，不是上天授的，更不是咱家祖传的，都是人民交付的。它姓公，不姓私，我只能用它为公家办事。”

　　70年代末，地震局给局领导发平价烟酒券，郭增建一张也没要，他让行政处全都拿去，到有关部门疏通关系，为员工多争取一些煤气供应指标。

　　老伴田淑莲比郭增建大两岁，上世纪50年代初，田淑莲已经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入党积极分子、村妇女队长，日后很有希望成长为基层女干部。

　　然而，1955年，田淑莲放弃锦绣前途，跟着丈夫先到北京，再迁兰州。

　　兰州观象台建设初期，田淑莲搬砖、和泥、背沙，啥粗活、累活都干。大伙儿休息时，她就去食堂帮厨，成年一分钱不挣。

　　“增建是干部，一辈子干的都是对国家有大用处的差事。我比他大两岁，当然得支持他工作，不叫他工作分一点点心。”今年90岁的田淑莲喃喃地说，不停地摩挲着老伴留下来的表摊上买来的一百多块钱的手表，思念仿佛都留在了这唯一的纪念物上了。

　　几十年来，田淑莲一直都是个临时工。

　　正式工不光收入比临时工高出许多，跟别人说起来也好听，而且还有提干的机会。然而，每有转正机会，郭增建都替田淑莲放弃了。他劝妻子：“转正不转正不要紧，你多费心把孩子们带大就行。”

　　“正是因为增建不给我转正，单位里上上下下才都服气他，他招呼大家，才有人听。我把仨娃拉扯大，成了对国家有用的人，也不比干正式工差！”眼瞅着一茬又一茬干同样活儿的姐妹都转正了，温良贤淑的田淑莲也不动气，“这辈子，我能跟增建过成一家，就是享福，咋会埋怨他呢！”

　　老人的话，令人动容。

　　一连十几年，田淑莲在机关车棚看护自行车、打扫办公楼卫生、运送垃圾，一个月才挣45元钱！

　　甘肃省地震局曾有大小车辆100多辆。郭增建当了地震局“一把手”，家里买煤球、买白菜，照样是田淑莲和大女儿郭安翔用架子车拉回家。

　　郭增建还不到两岁，母亲就病逝了。他参加工作的第二年，父亲也被重病夺走了生命。多少年来，郭增建一个人的工资，加上田淑莲的微薄收入，不光要养活全家老小五口，还得省下一部分，接济陕南老家的穷亲戚，日子自然过得紧紧巴巴。

　　二女儿郭安红小时候，想让妈妈给她买根冰棍尝尝。妈妈一声不吭，撩开衣领，露出肩上被车襻勒出的红印。打那往后，懂事的郭安红再也不提吃冰棍了。

　　上世纪60年代末，正值“文革”纷乱年月，田淑莲和两个已出生的儿女被疏散到陇东天水，娘仨吃的口粮需要从兰州运来。大雪天，道路中断。眼看就要断粮，田淑莲一连半个多月，把仅有的粮食省给儿女吃，自己只煮些干树叶、草根吃。由于营养极度不良，田淑莲右眼永远看不见了。

　　2003年，郭增建住院，做心脏介入手术。手术前，他掏出一生积蓄6万元钱，3万元交给儿子郭安宁，让他去交手术费，把剩下的3万元塞到田淑莲的手心：“我这回万一下不来手术台了，这点钱，你就省着花，用它养老吧。”

　　上世纪70年代初期，地震局就给郭增建家安装了电话，妻儿们都很兴奋，郭增建却很严肃地立了条“铁规矩”：“电话是国家为方便我工作安装的，只能我一个人使用，其他任何人都不能使用！|”

　　郭增建只要不出差，就天天在地震局办公室加班，大过年也是如此。郭安翔回忆道：“一天夜里，父亲很晚了还没回家。我打电话催他回家吃饭，没想到他一进门就朝我发了一通火，批评我不该打这个电话，应该跑到办公室叫他。我委屈得哭了大半夜。”

　　月底，郭增建把1元钱交到单位，当做了“电话费”。

　　郭增建严格要求家人，“公家的便宜,哪怕是一张纸片,都不能沾”。

　　郭家兄妹儿时去父亲的办公室，他的一支铅笔、一块橡皮擦都休想拿走，当年5、6岁的郭安翔，哭着把橡皮、铅笔送回爸爸的办公室。郭增建在家里搞科研用的单位稿纸，孩子们半张也不能用。

　　就连田淑莲给娘家人写信，也从没用过丈夫的稿纸。

　　前几年郭增建在女儿家住的时候，郭安翔让父亲把需要打印的材料拷给她，她上班时顺便打印。郭增建坚决拒绝，非要自己到文印社打印不可。

　　上世纪70年代，郭增建已是甘肃省地震局处级干部，可他的书房竟然连一盏台灯都没有。吊在天花板上的电灯太高，郭增建双眼近视,看不清书本上的字。他就在八仙桌上放了把高凳当桌子，自己坐在八仙桌上放的矮凳上读书、写文章，这样离电灯近一点儿。

　　当年的老同事冯学才来串门，瞅着他发明的“二层台”，笑得直不起腰。几天后，这个同学亲手做了盏台灯送给郭增建。

　　郭增建直到去世，一直住在1982年分的90平方米的旧房里。

　　郭增建常说：“有个地方住就行了，不能太讲究。”

　　眼看自家的混凝土地板的缝儿越裂越宽，老伴就用水泥胶水抹一抹。灯泡换了好多茬，当年的塑料灯座仍在“超期服役”。卫生间的墙上潮得长了大片大片的霉斑，他不以为然。

　　郭增建的家具都是儿女们搬新家后淘汰的。

　　任淑玲去给郭增建打扫办公室时，看见一块换下来的旧窗帘，就拎回家。晚上，郭增建看见这两样东西，很生气：“窗帘再旧也是公家的东西,咱们不能沾公家半点光。”

　　第二天早晨，郭增建执意让儿媳把窗帘送回办公室。任淑玲：“这两样东西值不了几元钱，换了别人，人家看都不看，您值当这么较真嘛！”，送回办公室那块窗帘的命运就是打扫卫生的人来全部扫入到垃圾堆。

　　郭增建，享年87岁。

　　他种德耕春，斑斓多姿，焕彩流芳。

　　他活得纯净，活得勇毅，活得睿智。

　　无须人夸颜色好，自留清气满乾坤。

　　伟哉！

　　他，就是这样一个纯粹的人，一个为事业忘却了名利的人。

　　他孜孜不倦地探索、终身为科学研究奋斗、勇于开拓创新的精神是留给地震人的巨大精神财富！实现了一个科学工作者科技报国的“初心”。

　　皱纹纵横交错

　　与断裂等深等长

　　目光炯炯如炬

　　亮在黑暗的地层

　　书稿铺在莫霍界面

　　派克笔撰写新的理论公式

　　思想的太阳总在前方

　　日日新彩 光芒照人

　　----他生前，一位著名诗人，有感于他扎根大西北艰苦奋斗的人格精神和治学之道，发表了这首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