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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揭秘:周恩来的保险柜里有何重要文件?

2019年11月07日14:23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核心提示:在总理身边工作了21年的赵炜有过两次打开保险柜的经历,第一次是“文革”初期,周恩来让赵炜将里面存放的三个存折取出送交中国银行保管,三个存折累积40万元的存款是解放后国家给傅作义的补贴,“文革”一起,傅作义怕红卫兵抄家便在前一天晚上送到周恩来这里保管。第二次开这个保险柜时已是周总理去世,来清理遗物。“说实在的,这次打开保险柜很出乎我意外,因为里面根本没有任何重要的东西。”

  (周恩来图片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本文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作者:李菁,原题:周恩来与那年代的情感,本文系节选

  1955年1月,从部队转业到国务院机要处不久的赵炜,被调到中南海西花厅总理办公室工作。她至今清晰记得第一次见总理夫妇的情景。

  “那天,周总理就像我们在报纸照片上常见的装束——身着灰色中山装,脚上一双黑皮鞋。那是个阳光明媚的春日,邓大姐穿的显得有些多:一件带花的薄呢子大衣,脚上是蓝呢面棉鞋,头上还包着一块当时非常流行的花方巾。”

  身边的卫士向总理简单介绍了赵炜的情况,握手之后总理问了赵炜几个问题,“我的手心直冒汗,声音也有些打颤”,周总理微笑着说:“不要紧张,我是总理,你是这里的工作人员,咱们都是同志。”

  周恩来夫妇所居住的“西花厅”紧邻中南海西北门。邓颖超后来在一次跟赵炜散步时告诉她,周恩来最初住的是丰泽园,后来毛泽东要搬进来,周恩来偶尔路过这里,一下子喜欢上了盛开的海棠花,便搬到了这个小院,一住就是26年,周恩来去世后邓颖超又生活了16年。“有人认为恩来喜欢马蹄莲,其实我们俩都最喜欢海棠花”,邓颖超这样告诉赵炜。

  到西花厅,赵炜的第一个感受是那里很多人的工作时间和别人不一样。周总理习惯夜里办公,最早也要到凌晨二三点。据说以前中央曾请刘伯承给周恩来当参谋长,刘伯承听后急忙说:“恩来熬夜的本事实在大,我可熬不过他,还是另请他人吧!”上午基本是周恩来的休息时间,秘书们的作息也跟他一致,所以西花厅的上午大多是静悄悄的。

  西花厅一天的繁忙是从总理起床时间为起点:先是忙着请示汇报的秘书们——五六十年代,周恩来总共有20多位秘书,负责联系不同的部委,周恩来办公桌左手下有一排标有秘书名字的电铃按钮,便于找这些秘书。“文革”后,这些秘书只剩下两位;遇到急事,男秘书们干脆把总理堵在卫生间里,所以也有工作人员们戏称这里是“第二办公室”。总理的早餐常年不变:面包、果酱、黄油和豆浆鸡蛋冲麦片。

  “总理平时有两件东西是从不离身的。一件是他的那只老手表,另一件是办公室和保险柜这两把钥匙。”赵炜回忆。周恩来的办公室有三把钥匙,他自己一把,值班秘书一把,值班警卫一把,连邓颖超都不能“私自”进入他的办公室。或许是早年革命生涯沿袭下来的习惯,周恩来的钥匙几乎24小时不离身,平时放在衣服口袋里,睡觉时就压在枕头底下,出国时才交给邓颖超保管,“大姐把钥匙放在信封里,为了避嫌,特意用钉书器把信封口钉上,等总理回来后再完璧归赵。”

  平时,周恩来都是亲自取放保险柜里的东西,至于里面究竟放了些什么,邓颖超也从不知晓。在总理身边工作了21年的赵炜有过两次打开保险柜的经历,第一次是“文革”初期,周恩来让赵炜将里面存放的三个存折取出送交中国银行保管,三个存折累积40万元的存款是解放后国家给傅作义的补贴,“文革”一起,傅作义怕红卫兵抄家便在前一天晚上送到周恩来这里保管。第二次开这个保险柜时已是周总理去世,来清理遗物。“说实在的,这次打开保险柜很出乎我意外,因为里面根本没有任何重要的东西。”总理是个保密意识很强又很细心的人,赵炜推测,他一定在住院时就把里面的重要东西作了安排。

  周总理有一个清嗓子的习惯。晚上,只要夜间从外面回来,在西花厅前院一下车他就要咳两三声,一听到这个声音,值班室的人马上知道总理回来了。赵炜还是后来从邓颖超那里知道,原来周总理这种进门前先咳嗽的习惯是30年代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养成的。那时他们住的院子没有电铃,回来晚了不敢高声叫门,就以咳嗽两声为暗号。后来虽然转战南北,这个习惯一直保留了下来。

  “总理是个喜欢整洁的人”,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周恩来有点像“完美主义者”,“办公完毕,他习惯自己把办公桌上的文件收拾好,笔、墨、放大镜等文具也都一一整理得清清爽爽,放到固定位置,临走前再把椅子摆好。”在总理身边呆了20多年,不知进了总理办公室多少次,赵炜从未见过他的办公室有过乱糟糟的情形。注重仪表的周恩来,即使在家也穿得整整齐齐,再热的天,他也坚持穿衬衫,而且从不敞着领扣。

  早期的西花厅留给大家的记忆都充满了温暖安宁。平时周恩来一天要工作十四五个小时,周围工作人员想方设法让他多些休息放松的时间。周恩来周六有时去中南海紫光阁跳舞,赵炜印象中的总理,舞跳得很棒,步子既轻柔又稳健。如果周六有时他不外出,警卫局服务处会过来放电影给大家看,租一个片子要15块钱,就从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工资里扣。偶尔,他会和邓颖超一起去首都剧场看一场人艺的演出,为了避免惊动观众,他们经常在演出半小时后悄然入场,坐在观众中,没看完前再悄然离去,门票也必然要自己掏钱来买。

  赵炜回忆,那时候的周恩来也特别喜欢招待客人。不管是谈工作还是开会的,赶上吃饭时候,他总是热情挽留:“别走了,一起吃个饭吧,今天我请客。”饭费从他的工资里出,他自己也不知道一个月究竟花多少剩多少。有一次,周恩来又照例表示他“请客”,留客人吃饭,邓大姐在旁边开他玩笑:“怎么老说是你请客啊?你一个月有多少钱啊?是吃我的,别以为是吃你的,不信咱们分开算算。”“是吗?那就让大姐请你们吃饭。”周恩来笑呵呵地说。从1964年起,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工资开始分开支配,一个月下来,周总理的工资扣掉房钱、水电费和各种开销后,果然没剩多少。自此以后,他虽然还是请客如常,但多了点“理财概念”,再留客人吃饭时,总没忘加一句“特别声明”:“今天是大姐请你们吃饭啊!”(三联生活周刊)

(责编:张鑫、唐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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