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为何提出开国大典上飞机要飞两遍

　　编者按：

　　1949年10月1日，北平举行了举世瞩目的开国大典，当地面的炮阵分队和汽车坦克分队经过主席台前时，天空中同时出现了飞机方阵：人民空军共有26架各型飞机飞过天安门上空。

　　人民空军正式成立的时间是1949年的11月11日，也就是说，是在开国大典一个月之后才正式建立。那么，在人民空军还未正式成立之前，受阅飞行是由谁组织的？受阅飞行人员和受阅飞机从何而来？

　　穿过历史尘埃，当年的一切，渐次清晰……

　　一

　　1949年的5月4日，全国青年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平开幕。毛泽东同志亲临会场作报告，代表们对敬爱领袖的发言回报以阵阵热烈的掌声。

　　就在这一天上午，国民党空军突然偷袭了我北平南苑机场，共出动6架B-24型轰炸机，投下重磅炸弹30颗，毁伤飞机4架，倒塌民房196间，死伤24人。由于当时北平的防空体系尚不完善，人民解放军没有有效的雷达，国民党空军的飞机以超低空编队快速突防形式进入北平，在完成轰炸后又迅速逃离返航。

　　半个多小时后，一辆吉普车在夜色里悄无声息地驶进中南海。时任军委航空局局长的常乾坤一路小跑着走进周恩来在中南海的办公室。

　　周恩来神情严肃地对常乾坤说：敌人的空袭，对刚解放的北平人民和我们党的领导机关造成了严重威胁。在目前大批空军部队尚未组建之前，必须迅速成立一支航空兵作战分队，以加强北平地区的防空力量。

　　1946年3月1日，在通化正式成立的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是我党我军历史上的第一所航空学校，后人称之为“东北老航校”。开学典礼上，时任通化军区司令员的何长工宣布了航校领导干部的任职命令，通化军区后方司令员朱瑞兼任校长，常乾坤为副校长。不久，朱瑞在东北战场牺牲后，由常乾坤任校长。

　　1949年3月30日，军委航空局在北平成立，任命常乾坤为军委航空局局长、王弼为政治委员。这是在空军未成立前，代行空军职能的过渡机构。

　　常乾坤回到航空局，连夜组织人员起草建立防空作战分队的计划。考虑人选的时候，邢海帆的名字进入航空局领导们的视野。

　　二

　　邢海帆原名邢文卓，1916年出生在四川省阁中县。1937年高中毕业，进入国民党笕桥空军军官学校(简称笕桥航校)。1941年，国民党空军选派100名优秀的年轻飞行学员分两批赴美留学深造，考核官即是时任国民党空军总顾问的陈纳德将军。邢海帆成为首批入选者之一，赴美学习。3天后，邢海帆他们途经夏威夷，他亲眼目睹了珍珠港被空袭后的惨状。战舰巨大的残骸与仍然在空中盘旋不散的灰黑烟色触目惊心。

　　一年之后，他以精湛的飞行技术和优异的理论学习成绩毕业回国，被调至著名的中美空军混合联队第3大队第28中队任分队长，参加对日作战。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邢海帆参加过数十次对空、对地作战行动，击落击伤敌机8架，获奖章、勋章多枚，并得到美国总统罗斯福颁发的团体荣誉勋章，晋升为空军上尉。英勇善战、爱国赤忱的邢海帆于1947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按党组织的要求回到解放区。

　　常乾坤对自己的这位在东北航校任教的下属是再熟悉不过了，立刻就在他的名字上画了圈。一纸命令到了东北。邢海帆受命后，当天下午就起程，搭乘一架C-46型运输机从东北直飞北平南苑，与他同时调往北平的还有7名飞行员，个个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飞行尖子。与此同时，40名同样优选的地勤人员也从各军区风尘仆仆赶往北平……6月初，人员和飞机全部集结到北平，航空处处长方华担任了训练大队的总教官。

　　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大家豪情满怀地做准备的时候，6月28日清晨，刚刚结束飞行的方华刚走下飞机，被飞转的螺旋桨击中，不幸以身殉职，时年32岁。

　　方华是安徽金寨人，14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党干部中既懂军事作战又懂飞行的难得的人才。他的牺牲，是人民空军的重大损失。

　　1949年8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支飞行中队在北平南苑机场正式成立。中队长徐兆文，政治委员王平阳，于9月5日正式担负北平地区防空任务。

　　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做出决议，举行隆重的开国大典和阅兵仪式，开国阅兵的总指挥由杨成武担任。空中受阅飞行由飞行中队来承担。

　　《阅兵典礼方案》程序中的第四条是这样写的：

　　午后4时，在步兵分列前进时，飞机出现于阅兵台前上空，由东向西飞行，配合地面分列式。

　　算上标点符号，这段命令也才有41个字。这短短的一条指令，围绕着它展开的，堪称是开国大典上最传奇的故事。

　　飞行中队在参加受阅飞行的同时，还要做好保卫北平的工作，从航空局领导到普通飞行员，谁也没有参加阅兵飞行的经验。要进行这样大规模的空中受阅，他们面临着一个又一个困难。

　　一、如何编队？当时飞行中队的飞机装备，几乎全是来自缴获或者起义的国民党的飞机，飞机老旧，型号多种。高的高、低的低，快的快、慢的慢，如何把这些形形色色完全不相同的飞机编到一个队伍中呢？

　　二、空地配合。编队飞行与地面人员和车辆的列队行进，是完全不同的。在空中完成任何一个动作，复杂程度和训练难度都要大大高过于地面，地面队列不可能去配合空中进行训练，怎么办？

　　三、空中联络。飞行员们来自各地，语言不同，飞行习惯、空中应对方式都彼此不熟悉，如何保证在空中有效迅速地沟通和联络呢？

　　四、高度多少？飞机在空中编队采用什么高度才比较合适呢？高了看不清，低了一方面声音干扰大，另一方面是飞机速度快，转眼就飞过去看不见了。

　　五、是否带弹？为什么要提出飞机是否带弹的问题呢？因为飞行中队还担负着保卫北平防空的任务，必须高度防备国民党的空袭。当时的国民党轰炸机飞行员夜间起降能力比较差，也就是说，以最近的国民党控制的机场到北平的空中距离计算，如果敌机想天黑前返场回基地，轰炸必须在午间前完成。所以将开国大典的时间，定在下午3时，也是不得不考虑应对国民党空袭的因素。如此一来，就提出了飞机是否带弹这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最重要的问题，选谁来飞？

　　两条标准：第一条，飞行技术要过硬，第二条，政治上绝对过关。参加开国大典空中受阅的飞行员中，方槐和安志敏是长征结束后就选派到新疆学习航空的老红军干部飞行员。林虎、孟琎、姚峻、王恩泽、王洪智等同志，则是从八路军、新四军选派到东北老航校学习培养出来的第一批飞行员。邢海帆、赵大海、谢派芬、毛履武、王玉珂则是我党在国民党空军飞行员中发展的地下党员。刘善本、杨培光、谭汉洲、阎磊、任永荣、徐骏英、杨宝庆、杜道时、邹耀坤等是国民党空军飞行员驾机起义过来的。这些年轻的起义人员受到了极大的信任。

　　前面的几个问题，可以通过训练和指导逐步解决，但飞行高度的问题十分专业，以什么标准来做衡量呢？从军委领导到航空局，谁也没有经验，当时支持我们的国际共产主义国家中，苏联举行过红场阅兵。可否能借鉴他们的经验呢？

　　8月的一天，常乾坤局长带方槐和安志敏处长去聂荣臻的办公室汇报工作。在座的有一位苏联空军将军，汇报完后，聂荣臻交代：你们几个留下来，陪苏联空军将军吃烤鸭。

　　烤鸭上桌了，外焦内嫩的金黄的烤鸭，是中国菜品中独树一帜的名品，苏联将军兴致勃勃，席间气氛融洽。方槐处长适时说：“聂代总长，我有个问题要请示：飞机通过天安门的高度怎么确定？”

　　聂荣臻边吃饭边指着苏联空军中将说：“这个问题你请示他！”

　　兴致勃勃中的苏联空军中将马上说：“要根据各型飞机的下滑率来确定飞行高度。也就是说，万一飞机发动机在飞行中停止工作，飞机能够滑翔到不伤害人的地方就行。”

　　一顿烤鸭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飞行中队在南苑机场紧张地训练。这一天，邓仲卿驾驶“蚊”式轰炸机起飞离地时，右轮胎突然破裂，飞机一度偏斜，邓仲卿凭借熟练的飞行技术，平安返航落地。机械员在破轮胎上发现了炸弹的弹片。航空处总结这次飞行事故的原因认为：国民党空军飞机轰炸南苑机场后，跑道上留下的弹片没有清扫干净。以后，华北军区航空处发动群众对机场跑道、滑行道进行认真、全面的清扫，清除隐患。

　　一切都在紧张的按部就班的进行中，可几天后，又出了一个岔子。

　　三

　　一天，飞行中队队长徐兆文在河北霸县的上空进行飞行训练时，突然一股浓烟涌进了座舱，飞机发动机故障——徐兆文被迫跳伞，飞机随即坠毁。

　　徐兆文跳伞成功，落在了一片庄稼地里。但是，落地后的他却站不起来了。

　　这是9月，农民们刚刚收割了高粱，地里面密密麻麻地分布着刀口一般的高粱茬子，徐兆文跳伞后靴子掉了，他只穿着袜子直接着地，可以想象徐中队长那双可怜的脚掌。

　　他从降落伞里挣脱出来一看，吓了一跳，周围一圈老百姓握着镰刀扁担，虎视眈眈地盯着他。因为当时全国还没有解放，当地的老百姓看到突然有一架飞机坠落，还落下一个飞行员，以为是国民党的特务，一下围了上去。

　　误会很快解除，纯朴的老百姓们扶着抱着，七手八脚地把他接到村里炕头上，送水送鸡蛋送烧饼，又找来马车，用两匹大马拉车把徐兆文送回到了部队。

　　徐中队长养伤去了，邢海帆代理飞行中队长，并担任空中总领队兼第1分队长。

　　徐兆文的脚绑上绷带，但他人却没被绑住，开国大典那天，他负责南苑机场塔台指挥，保证了开国大典受阅飞行的通信指挥畅通。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和训练，参加受阅编队的飞机和飞行员都确定下来了。受阅编队的飞机有5种类型17架。这几乎是我们飞行中队全部的家底了。

　　方案提交到了大会筹委会，筹委会主任是周恩来。周恩来提出了新的意见：“我们的这个飞机还显得少了。”

　　的确，飞机太少，在天上飞行，“忽啦”一下子就全看不见了，飞机又不可能像坦克那样来些慢动作。可当时我们的飞机实在是太少了，还留下一小部分在地面执行战备任务，那是不能再挪动的。那么，再从什么地方搞几架战斗机呢？

　　周恩来同志真是智慧超人，他对着编队图说：你们看，我们这些领队的战斗机飞行速度快，是否可以在通过天安门后，立刻转回去接在教练机的后面再飞一遍，再一次通过天安门。

　　常乾坤一路小跑着回到航空局，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让大家讨论，大家听了都很兴奋，都觉得这可是解决了一个大难题。邢海帆又提出一个问题：“机种复杂，飞机又破又旧，我这个总领队心里实在没底，为了能够保持好空中编队，我们能不能在天安门上空试飞一下？”

　　这回轮到常乾坤不吱声了。他必须再向上级请示。为什么呢？

　　此时，北平刚刚和平解放不久，局势还不稳定，中国版图上还有一大片掌握在国民党手中。解放军炮兵在城外训练时，也都要在《人民日报》上登个安民告示告知。如果是飞机横穿市区，更不是小事。周恩来连夜请示了毛泽东。毛泽东的回答就两个字：

　　“可以。”

　　9月23日，中南海怀仁堂，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在召开。周恩来在大会主席台上讲话。突然，轰隆隆的飞机引擎声传来了。正在聚精会神听报告的代表们有点坐不住了，开始交头接耳，他们以为是国民党空军的飞机来空袭了。

　　周恩来察觉到了，笑着告诉代表们：“大家不要紧张，这是我们自己的飞机在训练，他们在保卫我们的政协会议；同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做阅兵准备。”

　　话音刚落，掌声四起。

　　四

　　还有两天就是受阅飞行了。

　　南宛机场设置了等级战备，所有参阅飞机再一次检查后全部被封闭，专门请苏联专家机务人员检查把关飞机的质量，并在武器系统上贴上封条。飞行员们只在地面做飞行训练准备。

　　这个晚上，飞行员阎磊、赵大海和邓仲卿、王玉珂等4人接到秘密通知，让他们接受一项秘密任务。通知是分头秘密下达的。内容是：为了防止受阅时敌机的袭扰，他们要带弹参加受阅，肩负受阅飞行和防空作战的双重任务。

　　所谓带弹受阅飞行，是指受阅飞行时有的飞机机枪子弹（或炮弹）在空中能够上膛，一旦有敌情即可投入战斗。其实，一般情况下战斗机都是带弹飞行的，只是像受阅飞行这样的非战斗行动，为安全起见，飞机机枪和子弹通常是分离的。

　　军委航空局和华北军区航空处制定了一整套飞机拦截作战方案，划定了好几套警戒线、起飞线、拦截线，敌人从哪条航线进犯，我机在什么地方起飞，在哪条航线拦截都有明确的部署。倘若敌机从济南方向来袭，按当时飞机的速度到北平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就决定在半小时的航程内起飞拦截并将其击落；如果飞机到达了北平的边缘地带还未击落，则攻击的飞机暂时退出，由地面高炮部队承担射击任务。人民解放军仅有一个飞行中队，地面只有2架飞机值班。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下，不得不安排部分受阅飞机带弹，以便遇到敌情能够立即投入战斗。

　　带弹空中受阅，即便在今天看来，这个想法也是相当不可思议的。而且，执行带弹任务的这4名飞行员，都是驾机起义的国民党空军飞行员。几十年之后，阎磊回忆那个令他心潮澎湃的夜晚，说出了当年没有说出的肺腑之言：“作为刚刚起义过来的飞行员就参加带弹飞行，充分体现了党和人民对起义人员的极大信任。”

　　参加开国阅兵飞行前，所有参加飞行的飞行员们还有一件庄严的事情———阅兵宣誓。多年后，受阅飞行的参加者、空军原副司令员林虎仍然清楚地记着誓词中的每一个字：

　　“我参加检阅，一旦飞机出现故障，宁愿献出生命，也不让飞机落在城内、掉在广场和附近的建筑物上。”

　　五

　　期盼已久的日子终于到了。1949年10月1日，早上5点钟，飞行队全体空地勤人员在南苑机场集合，两架担负一等战斗值班任务的飞机停放在起飞线上，随时准备升空作战，其他飞机也在机场值班待命。下午3时，开国大典正式开始，当听到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受阅飞行人员激动万分，泪流满面。

　　下午4时，广场上的阅兵开始。17架飞机也按预定计划开始动作。小速度的教练机和运输机分队先起飞，P-51和“蚊”式飞机殿后，选择了3个不同的航线进入点，相继升空后按规定的航线高度、速度在通县双桥上空盘旋集结待命。

　　4时35分，空中分列式开始，17架飞机分成6个梯队，各分队保持规定的高度、速度和时间间隔，以严整的队形，依次进入航线。

　　看见人民空军自己的飞机飞过来了，广场上30万群众禁不住欢呼雀跃、群情激奋，欢呼声和飞机马达的轰鸣声汇成了一片沸腾的海洋。

　　P-51战斗机编队首先以整齐的“品”字形通过天安门上空，接着轰炸机编队以“一”字形通过天安门上空，随后是呈“品”字形的运输机编队，最后是教练机编队。当教练机编队飞临天安门时，方槐等发挥小速度飞机速度小高度低的特性，按预先操练好的动作，全队一起推、拉机头各三次，代表还未正式成立的人民空军向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致敬，向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致敬!

　　受阅的第1、2、3分队9架P-51战斗机通过天安门上空后，在空中指挥员的号令下，飞行员随即加大速度，在复兴门上空作右后转弯，沿西直门、德胜门、安定门、东直门再转向建国门，当到达东单上空时，正好与第6分队的教练机相衔接，再次通过天安门上空。由于衔接得天衣无缝，地面观看的群众都以为受阅的飞机是26架。

　　空军战鹰的出现，让开国大典的气氛瞬间达到了沸点。在场的外国记者，在惊呼“中共一夜之间有了自己的空军”的同时，谁也没能看出其中奥秘。在之后发出的报道中，他们一致声称“一共有26架飞机参加了编队飞行”。

　　P-51机群第2次刚刚通过天安门时，第2分队右僚机飞行员谭汉洲飞机发动机出现故障，指挥员立即指示飞行员单机转弯脱离编队，平安在南苑机场着陆。

　　2架P-51战斗机和2架“蚊”式飞机通过天安门后，即升高到1.2万英尺，在北京东南通县、大兴、良乡外围地区上空担任警戒任务，另2架通讯、教练机分别在城区上空摄影和散发传单。其余飞机依次到南苑机场着陆。

　　开国大典结束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的国宴，朱德总司令笑容满面，面向受阅飞行员代表们说：“今天是历史性的一天，从今天起，我是陆海空三军真正的总司令了。”

　　（作者系空军政治工作部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巴金文学院终身签约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