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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侄女讲述总理家风:从不办一句话的事

2019年08月07日10:33    来源:新华日报

  总理穿过的中山装

  总理住院时穿过的布鞋

  总理送给侄女的军大衣

  周秉德讲述总理家风

  穿了20多年的补丁衬衣、只穿过一次的纱布衬里布鞋、送给侄女伴她在内蒙古20多年的军大衣……淮安的周恩来纪念馆内,众多与总理有关的文物中,有几件衣物乍看毫不起眼,背后的故事却令人动容。7月31日,“红色记忆”采访组在淮安采访周总理的侄女周秉德,听她讲述文物里蕴藏的总理品格和感人家风。

  告别世界,一国总理全身上下没一件新衣

  “伯伯去世后,他的衣物被整理分给亲属和工作人员。送给我们家的由我分配,我把伯伯的遗物分成7份,妈妈和我们兄弟姐妹6人各留一份。”周秉德回忆道,“都是旧衣服、旧鞋袜一类,其中就包括我捐赠给周恩来纪念馆的一套中山装和一件旧衬衫。”

  中山装为灰色法兰绒面料,上衣表面的绒已被磨平,衣领被磨得发白,裤子上还有破洞;衬衫是用白棉布做的,因为穿着太久已经泛黄,肩膀、领子和袖口都已换过。

  周秉德说:“外套朴素庄重,内衣破旧甚至打着补丁,是伯伯穿衣的风格。因为经常出席正式场合和会见外宾,伯伯的外衣看上去都是笔挺整洁的,而衬衫因为只能被看到领子和袖口,所以穿旧了就可以拆了换新的。”

  总理去世时,其警卫秘书、原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高振普参与料理后事。他告诉记者,周秉德捐出的中山装和衬衫是总理参加日内瓦会议前定做的:“中山装做了3套,衬衫做了六七件,这几件衣服总理穿了23年,直到去世。总理去世后,邓大姐带着我们从这些中山装和衬衫里挑出最新的一套——只有六成新的衣服给总理穿上。老百姓去世的时候还要做一身寿衣呢,而总理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全身上下、衣服鞋袜没一件是新的!”

  连夜赶制,一双布鞋寄托人民对总理的爱戴

  展厅里有一双布鞋总理生前只穿过一次,在脚后跟的部位还缝有一层纱布。“1975年4月19日,在做完结肠癌手术后的第24天,朝鲜的金日成主席要到医院见总理。当时总理的脚浮肿得厉害,不但不能穿皮鞋,唯一的一双旧布鞋也穿不进去。”高振普回忆说,会见前一天,他为总理量了脚的尺寸,赶到大红门附近的一个鞋厂,在出国人员服务部找到一位韩师傅,跟他说,时间紧,鞋底不用纳得太密,鞋子可以做大一点,尤其是鞋口一定要大,便于穿上和脱下。“我没说是为总理做鞋,否则可能泄露总理的健康状况,但韩师傅拿到旧布鞋就动了感情,因为那双鞋就是他在上世纪50年代为总理做的。”

  第二天中午,高振普去取鞋,只见鞋底用麻线纳得密密麻麻。“韩师傅告诉我,他和另一个同事赶了一夜,一人做一只,直到中午才做好。说着说着,韩师傅哭了,他说绝不能让总理穿质量差的鞋,也许他从鞋的尺码上意识到了什么。”

  布鞋拿给总理试穿,稍微长了些,于是请护士把一块纱布缝在脚后跟的位置垫一下。当天下午,周总理就穿着这双布鞋,在医院里会见金日成主席。会客室的隔壁,就是一间摆满抢救设备的病房。

  即使身患重病,周总理依然保持着高强度的工作状态。周恩来纪念馆里有一块展板统计了1974年6月1日至1976年1月8日总理住院期间的治疗和工作情况:

  做手术13次(约40天一次);

  召开会议40次;

  会见外宾65批;

  与中央及有关方面负责人等谈话254人次……

  这双布鞋,寄托着人民对总理的爱戴,也见证了总理人生最后一段时光的鞠躬尽瘁。

  扎根草原,军大衣陪伴侄女26年

  展厅里有一件军大衣,是周总理送给周秉德的妹妹周秉建的,它陪伴周秉建在内蒙古草原度过了26年的青春岁月。

  “1968年,小妹秉建还不到16岁,主动报名到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的阿巴嘎旗插队落户。她到西花厅辞行时,伯伯伯母为她饯行,饭后,七妈邓颖超拿出一件军大衣,说是伯伯送给她在大草原上御寒。”周秉德说。

  1970年,周秉建被推荐应征入伍。1971年元旦,她去看望伯伯伯母,一进门总理就严肃地说:“你能不能脱下军装,离开部队回到内蒙古草原?”见秉建想不通,总理对她说:“你参军虽然符合手续,但是我们必须防止搞特殊化的可能,一点也不能搞!”就这样,周秉建脱下军装,在内蒙古草原整整待了26年。

  周秉德的五弟周秉和在延安插队,后应征入伍在喀什当兵,他寄了一张戴着大皮帽的照片给伯伯,总理知道后也劝说他回延安。“那是惟一一次伯伯为晚辈打招呼”,周秉德说,“五弟和六妹如果回到原来插队的地方,会被误以为是犯了错误被部队退回,所以伯伯打了招呼,给五弟换了一个县,给六妹换了一个旗。那时他们都是十几岁的孩子啊!”

  周秉德的二弟周秉钧高三毕业时,原打算考清华,总理动员他入伍当普通士兵,最终他凭自身素质被招录为飞行员;三妹周秉宜喜欢美术,但她没有报考中央美术学院,而是考取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总理特别赞成,他说中国出口商品质量很好,但包装不行,卖不出好价钱,秉宜如果能设计好包装,就是为国家作贡献;四弟周秉华入伍当了炊事兵,整天喂猪做饭,退伍后成为一名普通工人,后经过自己努力,担任一定的职务,还当上了先进工作者。

  这就是总理的家风——自家孩子不仅不会受到特殊照顾,反而还要付出更多,甚至失去一些机会。

  传承家风,总理后人从不办“一句话”的事

  周总理曾两次问周秉德:“是不是因为我周某人的关系?”

  1949年,12岁的周秉德来到中南海西花厅,在周总理身边生活了十多年,“伯伯说,革命年代那么多人牺牲,现在新中国成立了,我们是革命队伍的幸存者,没有理由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一定不能忘记那些烈士们,不但要做好自己的工作,还要做好他们想做而没机会做的工作。”

  总理的言传身教,对周秉德一生影响至深。初三那年,她看了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后,立志要做一名小学老师。“那是1952年,国家刚刚开始建设,但是文盲人群有70%,所以我就报考北京师范学校读了三年,毕业前可以报考北京师范大学,还有留苏机会,但我放弃了,我在作文里写道,希望尽早投入教师队伍,让更多孩子不因缺少老师而失学,让更多的失学儿童有机会读书。就在毕业前,18岁的我入了党。”

  毕业后,周秉德被分配到北京郊区小学,三个月后,她被调动到区委机关。有一次她去西花厅看望伯伯和七妈,总理看着她严肃地问:“你从学校调到区里,不在基层,是不是因为我周某人的关系?”她解释道:“区里搞政治运动,要党员,工作调动是组织分配。”

  因为丈夫沈人骅是军人,周秉德1964年起随军,先后在西安和贵州的山沟里工作了9年,后随丈夫回到北京。再一次见到伯伯时,总理问“你怎么回到北京了?是不是因为我周某人的关系?”这时七妈在旁说,秉德不仅是你的侄女,也是随军家属啊,她是随军调动。这样伯伯才不再追问。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周秉德在中国新闻社工作,分房工作由她负责,但前后四次单位福利分房,她都把机会让给了别人。

  如今,周秉德已经82岁,她对记者说:“不止一次,有人跟我说,你是总理的侄女,要办什么事还不是一句话,但是我们从未办过‘一句话’的事。伯伯是受人民敬仰的好总理,我可以自豪地向他报告,他要求我们不搞特殊、平凡为人的教诲,我和兄弟姐妹们都做到了。”(王宏伟)

(责编:张妍、张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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