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生日这天忘我工作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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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3月5日，是周恩来诞生日。他出生于江苏淮安一个破落的封建官宦家庭，9岁丧生母，10岁时嗣母又逝去。家庭的重担过早压在他稚嫩的肩上。家道衰败、世态炎凉，使他深感家与国的苦痛。在伯父资助下他得以到东北求学并升学到天津，开始寻找救国救民之路；他负笈东瀛，旅居欧洲，孜孜以求比较各种学说，确立了共产主义的终生信仰，成为中共创始人之一；一马当先参与创建黄埔军校、参加北伐东征、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举旗统帅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中国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第一枪；他与毛泽东等数次谋划反“围剿”、英勇率领红军胜利走长征，机智斡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竭心尽力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运筹帷幄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他的经历几乎是血雨腥风、刀光剑影的中国革命之缩影。在毛泽东号召全党“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燥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七届二中全会规定“一不祝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并列”之后，周恩来在建设新中国的各项事业中一向严格践行以上党纪严规，一心为公，日理万机，“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总理任上27个春夏秋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享誉中外，世人敬仰！

那么，写就了辉煌人生的周恩来，究竟是怎样度过他众多生日的呢？他对很多党内外同志的生日等事熟稔于胸、了如指掌，细致安排一切交往事项，以示人温暖、增进友谊而利于开展工作。对自己的生日却保密、淡化处之，从不允许破费为他祝寿，甚至常因忙于公事而忘记。

青春岁月：“为中华之崛起”而求索于海内外

在旧社会，家与国的双重衰落尤其是目睹过中华民族的屈辱，给了青少年时代的周恩来以深刻的生命感受和历史记忆。他曾说：“我小的时候读章太炎先生发表在《国粹学报》上的文章，当时虽然读不大懂，却启发了我的爱国的民族思想。”东渡日本前，他回到沈阳母校看望同学，相约“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又写下“大江歌罢掉头东”的诗篇。一句赠言与一首诗篇，表明了他有多么远大的抱负啊！

早熟的他在关东模范学校和天津南开中学求学时就立下“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鸿鹄大志，表现了为国家民族奋斗终生的责任感使命感。1910年春他离乡背井随伯父到沈阳读书。他对老师提问的精彩回答至今仍是世间流传的一段美谈、青少年励志的经典——老师问：“读书是为了什么？”学生中有的说是为帮父母记账，有的说为谋个人前途??他则出人意料地回答：“为中华之崛起。”1913年他入天津南开学校读书。这所新式学校在严修和张伯苓教育救国思想的指导下人才辈出，志向不凡、聪颖好学的周恩来便是杰出代表。

1914年3月5日，他把发起成立学生团体的活动内容和人事组织事项，向校长张伯苓汇报，得到首肯、支持及经济上的资助，为其开展活动提供了较好条件。此前他偕同好友张瑞峰、常策欧等同学发起组织“敬业乐群会”（即敬重学业，联络感情），定办会宗旨为：“以智育为主体，而归宿于道德，联同学之感情，辅教科之不及。”会员最初为20多人，后来逐渐发展到280多人，占全校学生总数的1/3。不仅有低年级也有许多高年级同学，甚至校外也有会员，一些老师也成了会友。该会建智育部、稽古部、演说部和俱乐部，下设诗团、国文研究团、辩论团、军事研究团、演剧团、音乐团等，还创办会刊《敬业》。在3月10日的全体会员会上，张瑞峰被推举为会长，周恩来被推举为智育部部长（后还任过稽古部部长，1915年9月、12月当选为副会长、会长）。这段经历，使他的组织才能得到全面锻炼和初步展示，为他日后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打下良好基础。这是他参加社会进步活动的开端。

1919年3月，毕业于南开学校且于1917年9月赴日本求学约一年半的周恩来，得知南开学校即将创办大学部的消息后，毅然决定，回国投考，寻求真理，探索中国新的革命道路。临行前，他将自己十分喜爱的梁启超《自励》一诗，书赠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南开同学王朴山：“献身甘作万失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揅哲理牖新知。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并以《大江歌罢掉头东》一诗，书赠为他饯行的南开同学张鸿诰，在附言中表示：“返国图他兴。”写给友人的信中他激愤道：“家国恨，天下事，不堪一提！极目神州，怆怀已达极点！”“苦吾民矣，为之奈何！”4月1日，在樱花盛开的时节，他到京都逗留10天，饱览了其旖旎风光，写出《雨中岚山》《雨后岚山》《游日本京都圆山公园》《四次游圆山公园》等一系列优美的诗歌，抒发了追求真理、向往光明的坚定信心，以及对即将踏上的革命道路的憧憬和期待。这几首诗采用的都是新体诗的写法，且每首都提到樱花，通过樱花借景抒情、托物言志。诗中写道：“潇潇雨，雾蒙浓；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在日本期间，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发生重要转折。4月中旬，他由神户乘船离日，在大连上岸。随即投入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开始了一个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征程。9月入南开大学，在五四运动中成为天津爱国学生运动的领袖，并与运动中的其他活动分子共同组织了进步团体“觉悟社”。

1921年3月至5月，早先于1920年赴欧洲勤工俭学的周恩来采访了大量国际新闻，为《益世报》撰写通讯，评述国际间大事，其中有《德国赔款问题之决裂》《西欧对俄对德之方略》《一周间西欧政象之撮要》《欧战后赔偿问题之近讯》《伦敦会议再开幕之经过》《万目睽睽之日皇储来英记》《英法最近之意见龃龉》《协约国最高会议之延期》《上西里西亚问题之近讯》等。1921年2月28日，华法教育会决定不再资助留法勤工俭学生、北洋军阀政府也回电拒绝给予救济，激起广大勤工俭学生的不满。并有400余人在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王若飞、蔡畅等领导下，到中国驻法公使馆请愿，要求解决求学和发放救济金等问题。法国当局派出上百名警察与马队驱赶请愿学生，并逮捕了学生代表。3月21日，周恩来挺身而出，在对“二·二八”运动原委详细调查后，奋笔疾书撰写长篇通讯《留法勤工俭学生之大波澜》，报道其斗争始末，对处于饥寒困窘境中的勤工俭学生深表同情。这年春他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加入中共8个发起组之一的巴黎共产主义小组（根据中共中央1985年批准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重新确定周恩来同志入党时间的报告》确认，他参加共产主义小组的时间，即为入党时间），即旅法的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7月，旅欧共产党早期组织与国内北京、上海等共产党早期组织一道，共同发起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值得一提的是，在确立信仰的过程中，风华正茂的他还喜获爱情。邓颖超晚年回忆说：“有一次，我突然接到你（指周恩来）寄给我的印有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像的明信片，你在明信片上写了‘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那样，一同上断头台。’”这段有关爱情和断头台的回忆，是二人生死与共、风雨同舟的爱情盟誓。甜美的革命爱情和坚定的初心使命，伴随着这对模范夫妻相濡以沫一起走过了半个多世纪，传为佳话。

革命烽烟：为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驰骋南北

硝烟弥漫、险象环生的南征北战中，周恩来始终以革命大无畏精神和必胜信念勇往直前，与毛泽东等呕心沥血、披荆斩棘，并肩作战于血与火洗礼的战争中，带领中国军民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为此，在延安整风中他曾深情地自我总结说：“经过大革命和白色恐怖的锻炼，坚定了我对革命的信心和决心。我做工作没灰心过，在敌人公开压迫下没胆怯过。”可见，他抱定了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终生，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了！

1925年3月5日，东江各地党务组织主任周恩来，由海丰随农民自卫军赴揭阳。翌日进驻揭阳。在群众大会上，他作题为《国民革命的宗旨和三民主义的真谛》的报告，提出打倒列强、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等才能救中国，只有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国民革命才能胜利。

1927年3月5日，他出席特别委员会会议并就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准备事宜宣布：“各方面动作已预备好，集中力量在闸北。”会议同意他提出的暴动时机并讨论了起义领导机构的名单。半月后，武装起义工人经30余小时的战斗占领了上海。这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工人阶级的一次壮举。

1928年3月5日，他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土地问题时说：没收一切土地的口号是有碍的。没收自耕农土地重新分配，至少要在夺取一省政权后才能提出并实行。现在有许多地方不可能做到。

1936年3月5日，周恩来同洛甫（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博古一道致电红一方面军各军、中共陕北、陕甘各省委负责人：李克农和王以哲订立的口头协定今日开始实行。协定如下：1、确定互不侵犯、各守原防的原则。2、红军同意恢复六十七军在富县、甘泉、肤施（今延安）公路上的交通运输和经济通商。3、肤施、甘泉两城现驻六十七军部队所需粮秣等物，可向当地苏区群众购买。4、恢复红区白区之间通商。电文中要求陕北、陕甘省苏维埃政府、省委、军区口头传达协定，“务使我方军民与六十七军官兵结成亲密之关系，以达到进一步与整个东北军讨论抗日讨伐卖国贼之目的”。

1941年3月5日前夕，周恩来在写给蒋介石的《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中，再次强烈要求“释放叶挺，回任军职”。早在北伐战争前他同叶挺就在党内一起共事且志同道合，相知相交数十年，相互敬重支持，肝胆相照，情同手足。1939年2月23日，他和叶挺到达新四军军部云岭并逗留20多天，在军部及其所属机关、部队中进行了许多重要活动。他与叶挺、项英等军部领导人以及陈毅、粟裕等支队指挥员亲切交谈，听取他们的汇报，广泛走访与云岭地区的广大基层人员促膝谈心。心细如丝的他常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提醒人们，要尊重叶挺的革命历史及其在新四军的地位。为调解项英和叶挺间关系，他还向新四军高级干部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叶挺工作安排的重要指示。3月15日他离开云岭时叶挺亲自送行并在麻川河竹筏上与周恩来拍了合影。1941年1月初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大肆反诬新四军“叛变”，悍然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声称要把新四军军长叶挺交付军事法庭审判。周恩来得知后义愤填膺，立即打电话痛斥何应钦：“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随即驱车到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处当面质问抗议，当夜愤然奋笔题写：“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他所作这一切顿生震撼人心的强大力量，既强烈抗议了国民党顽固派、及时揭穿了事变实质，也是对叶挺最有力的声援。叶挺被扣后，周恩来代表中共多次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索要叶挺，并通过种种途径给囚禁中的叶挺及其家属提供尽可能的经济帮助和政治关怀。曾托人捎去2000元钱，叶挺则用这笔钱买了些内衣和蚊帐分给狱中战友。1943年5月间，他派《新华日报》社记者陆诒参加慰问反击日军进攻鄂西山区战斗胜利的国民党前线将士时，特别交代：除采访报道外主要任务是设法代表党去看望慰问叶挺：“据我们最近了解到的情况，叶挺同志和他的夫人、女儿现在押在第六战区，你可以拿着我的亲笔信去访问陈诚，直截了当向他要求单独见一次叶挺，我想他是不能拒绝的。”出发前又约见请陆向叶挺转达：党中央和毛泽东非常关心其处境赞赏其气节，切望其保重身体，耐心等待，要相信党一定能为其争得自由营救出去。陆诒对此如实转达后，叶挺激动地说：“我也深知我的自由问题决定于谈判结果。我深信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必能获致胜利。这一坚定不移的信念，在几年囚禁中也未动摇过。你回去请向恩来同志并经他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请他们放心。”可谓：患难之中见真情。

1943年3月5日，在重庆开展工作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迎来45岁寿辰。不料，一位老同志泄漏了他生日的“秘密”。同志们获悉这一“秘密”后暗暗商量要为他庆祝一番。当时，他组织领导南方局机关干部，正根据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开展整风学习活动。生日那天，他给一群青年作了一场自我反省报告，简要回顾了自己的身世和参加革命的经历，剖析了自己的性格弱点，以反躬自省的精神总结自我经历，并检讨“理论修养不够，有些事务主义的作风”。他坦诚地说：“我参加革命迄今廿余年，经实际斗争的锻炼，培养了一些工作能力。但由于母教的过分仁慈礼让，使自己也带有几分女性仁慈，如看见杀狗或杀其他生物总觉难过，缺乏一种顽强和野性，故对于党内错误路线的斗争，往往走向调和主义??”他作的这番深刻甚至有些过分的自我反省，这种直视自己弱点的胸怀，深深感动了在场的青年。袅袅炊烟升起，围坐在草地上的青年们兴奋地簇拥着他走向办事处大楼的救亡室。他们那个心照不宣的秘密——要给他45岁生日庆贺一番的心愿即将实施。“八办”的同志来了，周公馆的同志来了，《新华日报》的同志也来了，桌上几道简单不过的饭菜都已准备齐当。大家期待着寿星的到来。事先一无所知的他跨进救亡室时，被同志们浓浓的情谊感动了。但是当即正言表示：不需要以这种形式过生日。并说：“抗战建国大业尚未成功，唯有加倍努力才是。”又指着那时较为奢侈的桌上一道主食——面条，以不容争辩的口吻说：“好吧，你们当然可以吃面条，哪一天都可以，就是3月5日不行。”大家马上向他恳求说，不是真的要办一次祝寿宴会，不过是想让伙房煮一些面条换换口味罢了。最后，拗不过同志们的盛情，他只好勉强同意，但却严肃认真地强调：“你们一定要切记：下不为例啊！”那桌菜却成了同志们“打牙祭”的佳宴。就在这天晚上，他在办公室以一个共产党人特有的襟怀深刻剖析反省自己，写下著名的《我的修养要则》：一、加紧学习，抓住中心，宁精勿杂，宁专勿多；二、努力工作，要有计划，有重点，有条理；三、习作合一，要注意时间、空间和条件，使之配合适当，要注意检讨和整理，要有发现和创造；四、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五、适当地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地纠正自己的短处；六、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过集体生活，注意调研，遵守纪律；七、健全自己身体，保持合理的规律生活，这是自我修养的物质基础。他以这种最有意义的方式，度过45岁生日。他严于律己的作风为人们树立了一面镜子。

1944年3月5日，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谈关于宪政运动，说：抗战以来有过3次，第一次是抗战初期，以“五五”宪草为基础，我们党是参加和批评的方针；第二次是1940、1941年，党也是参加的方针。批评得更尖锐，有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宪政促进会的演说；第三次是三次反共高潮后，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决定政治解决。这个运动开端于中间党派，后来有地方实力派参加，如黄炎培很积极。其次是教授派，如林语堂大讲民主，地方派的潘文华也宣传。国民党现又提出宪政运动，是为了取得民主的政治资本来掩护党治，对付我们，束缚我们。我们的态度是坚持新民主主义原则，参加宪政运动，表示我们要从政治上解决问题，另一方面也影响中间党派。在大后方，要利用旧民主，强调国会制度，强调分权，主张民权自由、开放党禁和人民自治。

1945年3月5日，周恩来同董必武电复在云南做统战工作的华岗，阐释党派会议是成立联合政府的一个实际步骤，用以坚决反对蒋介石包办的御用国会。电文还询问龙云对中共最近主张和做法的意见。早在月初，为对抗中共和民主党派关于召集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要求，蒋介石在重庆的宪政实施协进会上发表演说，提出将在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为此，周恩来于3月2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王若飞电：蒋介石的演说证明王世杰所说接受党派会议、“结束党治可以讨论”“可以改组政府”等，“都是哄骗”，望告民主同盟，孙科、黄炎培和李璜；蒋党御用“国民大会”必须坚决反对，我们和民盟意见相同，主张先建立临时的联合政府，等到国土恢复、人民解放条件具备时，再开全民普选的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民主政府。接着，周恩来于3月6日起草《中共中央对华南工作的指示》。主要内容有：1、目前华南抗日武装斗争，“应由小北江入手，以湘粤桂边区为主要发展方向，方能向北有所依靠，并便于造成更大的根据地，进行持久的斗争”；2、东江沿海和珠江三角洲也有必要注意山地的发展；3、沦陷区要积极发动和组织群众的抗日武装斗争；4、对国统区，要“尽力劝导一部分城市党员转入乡村工作，在农民中建立党的秘密基础”；5、上层统战关系及外交工作在华南特别重要，应力求打通南路，与李济深等联系。中央决定将临委和军政委合并成为区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

1946年3月5日，周恩来同张治中、马歇尔组成的三人小组，离开延安飞抵武汉。听取武汉执行小组的汇报。他提出：新四军第五师驻地粮食不足，要求将全师4万人调驻安徽五河。张治中说回渝再谋解决。后来在重庆他再次提出，张治中答复执行整军计划时再解决。三人小组发表书面谈话，说“各地的军队，在精神上现已有准备以从事整编及统编之艰巨工作”。次日，他飞返重庆，见到于4日出狱的叶挺。

1949年3月5日，周恩来出席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会议讨论彻底摧毁国民党统治、夺取全国胜利、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到城市、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任务等问题。他在会上提出“在分区经营的基础之上，有步骤有重点地走向全国统一”的主张。会完10天后与毛泽东等随同中共中央告别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踏上进京征程。即将登车时毛泽东兴奋地说：“恩来，我们进京赶考去。”周恩来会意一笑：“我们都应当考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坚定地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周恩来同毛泽东等在建立新中国政权的考卷上交出好成绩。但如何巩固这一伟大胜利，永葆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治本色，牢记“两个务必”，这将是共产党人的永恒课题。周恩来接着又给出了怎样的答案呢？

和平年代：为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殚精竭虑

面对历经千难万险得来不易的新中国江山，周恩来欣慰之余更多的是全心全意筹划怎么建设美化，使之蓬勃发展欣欣向荣并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此，他曾经说过：“人民的世纪到了，所以应该像条牛一样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信仰的力量，激励着他夜以继日、快马加鞭、忘我投入到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中，更支撑他废寝忘食、公而忘私、带病奉献，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岁月。

1950年3月5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李富春、王稼祥电，告知对苏联提出的中苏关于在新疆创办有色金属、石油两公司协定草案“大体均可同意”，并对两协定的名称和有关条款提出修改意见。这是新中国中外合作经济的开端。

1952年3月5日，他召集北京、天津市人民政府有关负责人，一起讨论《北京市人民政府“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提出了增加违法行为的追算期限等补充条款。这表明他在共和国成立之初就已有了以法治国的法制理念。

1954年3月5日，他分别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商谈日内瓦会议期间加强外交活动的计划及国际宣传问题。标志着周恩来代表新中国即将正式登上国际外交舞台。此前为开好日内瓦会议他就已进行了精心准备：一是阅读有关召开日内瓦会议的大量文件、电报、资料和情报，以及美国政府致苏联政府的备忘录和苏联政府的复文等；二是经常约李克农等商谈出席会议的准备工作和中国代表团人选等问题，提出对每个环节都要认真准备，并组织模拟会议，搞翻译练兵；三是主持拟定出席该会议的方针、原则等问题的各项文件；四是参加中共中央会议，汇报准备工作情况，参与研究出席会议的原则、方针等。3月6日、10日，他还接见朝鲜南日外相，商谈中朝双方出席该会讨论朝鲜问题的准备工作事宜。3月上旬，他致电越南中国军事顾问团：在该会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前，“为了争取外交上的主动，能否与朝鲜停战前一样，在越南组织打几个漂亮的胜仗”。3月中旬初，致电胡志明并越南劳动党中央：目前国际形势与越南的军事情况，对越南进行外交斗争是有利的。不论日内瓦会议结果如何，我们均应积极参加。因此，希望你们立即进行准备工作：组织出席会议的代表团，搜集有关的资料，拟定谈判的各种方案。若要停战，最好有条较固定的界限，能保持一块较完整的地区。事实上今天的停战线，也很可能成为将来的分界线，所以这是一个较重大的问题，而且还要看今后战局的发展。到底这条线划在什么地方，划在哪一纬线，可从两方面考虑：一是要对越南有利，二是要看敌方能否接受。这条线最好能越往南越好，北纬16度的问题，似可作为方案之一来考虑。电文还请胡在3月底或4月初来京一谈，并赴莫斯科与苏共中央交换意见。18日，接胡复电后再去电告以已派人去凭祥接胡。

1955年3月5日，周恩来同有关人员讨论修改将以他名义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全国党代表会议上所作的《关于高饶反党联盟的报告（第三次修正稿）》。因12日做阑尾炎手术，到下旬改由邓小平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报告。召集国务院汇报会议，听取陈毅谈中国科学院问题和援助越南问题、习仲勋谈西藏等问题。

1958年3月5日，适逢周恩来60岁生日。这天晨，天气晴朗，阳光灿烂，春风送暖，周总理和李富春、李先念副总理等赴重庆兴致勃勃地视察长寿湖拦河大坝和狮子滩水电站。他在聆听完著名小说《红岩》作者之一、长寿湖农场负责人罗广斌和狮子滩发电站负责人有关农场和发电站建设情况汇报及发展规划的介绍时，不住赞许地点点头，并恰到好处地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指导意见，作出了要综合开发龙溪河水利工程的重要指示。还深入基层干部群众中,看望了下放劳动锻炼的干部。有趣的是，他在视察与游览这里秀美如画的风景后还情不自禁发出“将来我老了，也要到这里来落户”的遐想和慨叹。他专门一再叮嘱当地相关领导同志：“不要虚张声势、铺张浪费、大操大办，吃饭要简单，只吃工作餐。”并强调要坚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精神。因此，当视察完毕来到当时的外宾招待所（今狮子山庄）吃午饭时，餐桌上准备的“好菜”，也只是工作人员在长寿湖上游打捞上来的鲫鱼。饭后，他应盛情之邀欣然命笔，题写了“为综合利用四川水力资源树立榜样，为全面发展四川经济开辟道路”。李富春、李先念也联名题了词。这样，他60大寿在一顿平淡无奇、简单不过的工作餐中悄然度过。当他离开长寿湖后，大家才知道那天是他的生日，很多人都后悔错过了为敬爱的周总理祝贺生日的宝贵机会。但人们仍然沉浸在幸福之中，他们铭记下周总理那严以律己、大公无私，热情洋溢、谈笑风生的光辉形象和平易近人的伟大人格。

1960年3月5日，此前一天飞抵南宁的周恩来召集有关人员研究广西水利建设和发展农业的问题，随后乘船视察邕江。这表明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他仍密切关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利建设和农业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与此同时，接见中国赴越计划专家代表团，在详细询问越南发展农业、工业等情况后指出：商业问题是改造问题，可以参照朝鲜的办法，把小商贩、手工业者组织在一起，将生产和销售结合起来，国家统一对他们进行教育和管理。关于五年经济建设计划问题，可以介绍我们的经验，不要说得过分，不成熟的不要说。多说他们能做到的，要实事求是。到底搞些什么？计划如何发展？发展什么？自己有材料、原料的，可以多搞，用不完可以出口，自己总要搞一点钢铁、机械、燃料、动力、水电。一个国家总要有个体系，发展生产要合乎政治、人力与自然条件情况。帮助越南就同帮助我们一样，经济上要帮助他们建设一个相当的工业体系。此外，与苏联的关系一定要搞好，要避免同苏联同志争论。

1962年3月5日，周恩来接见出席扩大的日内瓦会议的老挝王国政府代表团团长贵宁·奔舍那和老挝爱国战线党代表团团长富米·冯维希。在谈到谈判问题时他说：我们从未关死过谈判大门，同美国我们都谈判，何况印度；愿意谈判是一件事，谈成是另一件事。并介绍了中国外交和谈判的一些经验。3月7日，出席中央财经小组会议。在听取陈云讲“今年的年度计划要做相当大的调整。要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时，插话说：“可以写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随后，多次出席中央财经小组会议。还约有关部门负责人谈救灾问题。8日，他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讲话时指出：讲总的形势，包括政治、经济，包括方针、政策、干部经验等，从这些方面看，最困难的时期已过去了。讲到经济形势，就应该说目前财政经济的困难是相当严重的，而且有些困难我们可能还未看到、预计到。从各种情况看，农业的全部恢复，可能5年还不行。我们要争取快，但要准备慢。认为：这几年由于瞎指挥和技术革命中的缺点、错误，使工业生产力遭到了一些破坏。强调：今年计划还需要大调整，是我向中央提出的。原来还想慢慢转弯，现在看来不行，要有个180度的大转弯。如果说过去是改良的办法，那么现在就要采取革命的办法。当然，步子一定要踩稳。还提出8条转弯的办法：经济计划工作要从以工业、交通为重点，转到以农业、市场为重点；按照当前最急需的安排生产；从现在起就要搞综合平衡；基本建设规模还要缩，投资还要削等。为加强国家计委的工作，提议李先念兼任计委副主任。在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毕尔·阿里·穆罕默德·拉希迪时说：“国家无论大小都要友好，中巴友好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期的。”并表示：“巴基斯坦同邻国的纠纷要直接解决，无须第三国介入和干涉；如果巴基斯坦能减低同周围国家的紧张气氛，腾出手来搞建设，这有利于国家的独立、人民的幸福。”3月9日、10日，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同意周恩来的提议：派谭震林到郑州，协同陶铸研究解决河南省的土地碱化、水利纠纷及黄河防汛等问题。

1963年3月5日，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对苏共中央2月21日来信和意共中央1月11日来信的复信等问题。出席北京周报社举行的庆祝创刊5周年酒会，并同该报工作人员和参加该报及外文出版社工作的外国专家们交谈，倾听他们的意见。3月5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发表周恩来的题词：“雷锋同志是劳动人民的好儿子，毛主席的好战士。”不久，他又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你们年轻人要向雷锋学习，我同样要向雷锋学习??向雷锋学习，就是要为人民而加倍地工作。这就是我的理解。”翌日，《解放军报》刊登他第二次为全军乃至全国开展学习雷锋活动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这是他重视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和精神建设的突出例证。

1964年3月5日，周恩来就访问锡兰期间与锡方领导人会谈中有关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第二次不结盟国家会议和中印边界问题等内容，和陈毅联名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写报告。原来，为了增进中国与非洲国家的相互了解，寻求和平友谊，1963年至1965年期间，周恩来不辞辛苦远涉重洋，先后3次访问非洲国家。1963年12月14日至1964年2月29日，他访问亚非14国。陪同出访的有陈毅、孔原、黄镇、童小鹏、乔冠华等。先后访问了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等10个非洲国家和阿尔巴尼亚，以及缅甸、巴基斯坦、锡兰（今斯里兰卡）3个亚洲国家，共历时72天行程10.8万里。此行是中国国家领导人第一次对非洲国家正式友好访问。在访问埃及期间，他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提出了中国政府同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这些原则的提出，是中国在外交上颇具重大意义的伟大创举。在访问马里时，他提出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充分体现了中国同广大亚非国家进行经济、文化合作的真诚愿望。在访问索马里时，他提出了“整个非洲大陆是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势，”非洲“已经成为一个觉醒的、战斗的、先进的大陆”，“一个独立自主、繁荣富强的新非洲一定要出现”等著名论断。他同所到国家的政府领导人分别举行了坦率友好的会谈，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形势问题交换了意见，增进了相互了解和友好关系，并分别发表了会谈联合公报。这次访问对增强中国同亚非国家人民的团结与合作、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声望、维护世界和平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为新中国的外交活动开创了新局面??他结束对锡兰的访问离开科伦坡回国，于3月1日飞抵昆明参观视察，3月初又到成都。6日，参观成都市轻化工业展览馆，并联名为轻化工业品展览题词：“精益求精，力争上游。”

1965年3月5日，周恩来接见出席九省一市农业生产工作座谈会的各省负责人，指出：抓九省的农业，要抓重点。华东搞好了，可以供应上海；中南主要是河南问题，把河南搞好，中南就可以做到粮食自足，还可以外调一些；西南一直是外调的，现在搞三线，要搞储备；西北分两步走，第一步实现自给，第二步达到有余粮；东北有余粮，如搞好机耕、肥料等，能大面积地高产就更好；华北问题较大，又旱又涝，涝必带碱，这个地区是重点，根据人口、耕地相适应的要求，要抓好这个地区。他还强调：从战略上讲，一旦有事，各省都要有余粮。我们要争取较长的和平时间，能争取10年到15年更好，但必须要5年一打算，粮食是首要问题。并提出面上工作有3个主要问题：面上工作安排，要以生产为中心；防治病虫害；春耕春播。目前主要的是防治病虫害。同日，他在人民大会堂审看《东方红》的修改排练。在座谈中进一步提出修改意见，如：要反映出毛泽东的思想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定正是群众意志的集中反映；南昌起义部队的旗帜可以不要，改用中国工农红军军旗；把彝族、藏族的头人改成老人不好，少数民族头人在当时也是受国民党压迫的，当时不团结头人，你就过不去。2日至5日，他和刘少奇与来访的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会谈，指出：在我们两国的第3个五年计划期间，除已提供的6千万美元外，我们将继续向你们提供援助。这些援助仍是无息的，偿还期限可以无限期延长。有些可以肯定是无偿援助，也就是赠送，没有任何条件。还说：这是我们的国际义务，我们要建立新的国际原则。不能剥削别人，不能去抢劫。7日至9日，他又陪同阿尤布·汗乘专机离京到杭、沪两地访问。在上海期间，他陪同宋庆龄会见阿尤布·汗；接受巴基斯坦广播电台新闻编辑的采访，发表广播录音讲话。

1966年3月5日，周恩来在全国工交工作会议、全国工交政治工作会议上作国际国内形势报告。他在报告中强调：“要认真地抓农业这个基础；工业生产、交通运输要支援基础工业等国民经济的主要问题。”这体现了周恩来发展国民经济的一贯的指导思想。在讲到北方的抗旱工作时说：“北方八省、市、自治区长期南粮北调，吃‘进口粮’。我国的农业并没有过关。这不仅对农业，对工业也有影响，对备战和国家整个建设都不利。工交系统要支援农业。但农业不能躺倒在工业上，否则搞不好。农业还是要自力更生为主，国家和地方的支援为辅。工业支援农业要支援用在刀刃上的东西，要一竿子到底。各省、市、自治区都要认真地抓农业这个基础。”针对我国基础工业弱的缺点，他指出：“工业生产、交通运输要支援基础工业，特别是各种矿山。基础工业上不去，我们的屁股坐不稳，即使设备搞起来，也吃不饱。过去我们吃过这个亏，现在再也不能这样了。”没过几天，河北邢台发生强烈地震，房倒屋塌，田地裂缝翻砂。严重的灾情牵动着周恩来的心，一向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的他次日便火速乘直升飞机赴地震灾区视察与慰问。他一到就对干部群众说：“你们受灾了，毛主席派我来看望你们！”当晚，他在隆尧县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灾情后部署工作说：“一是当前的工作主要是怎样领导群众克服灾害。我们下一步的工作方针是这样：自力更生，奋发图强，重建家园，发展生产。二是每个大队要有3至4名干部组成新的领导核心，最好是从附近轻灾区和非灾区抽调干部支援，把当地群众组织起来。三是由六十三军统一领导，除组成指挥部外，下设若干分指挥部。四是组成流动组织。一个县委委员管一两个公社，每天深入各公社指挥。五是通过实践总结经验，传给下一代。地震规律的问题在世界上还没有解决，我们要解决。六是做饭用锅达到三户一口，要在两天内落实。”突然，房屋剧烈地摇晃，泥土刷刷直落，这是5级以上的余震。同志们急切地说：“总理，离开这里吧！”他看看墙壁见余震已过去便说：“没有什么，继续谈吧。”就在这震裂了墙壁的楼房里他一直工作到深夜两点钟才离去。次日一早，他又赶到受灾最重的白家寨去慰问群众。他挨家挨户慰问，在断墙残壁中，冒着余震的危险一个窝棚一个窝棚地查看、询问。在一堆碎砖烂瓦前他抱起一个小女孩对村干部说：“孩子是革命的接班人，要好好地照顾，一定要带好娃娃。”接着又赶到何家寨。这里正刮着六七级大风，田野上黄尘滚滚。人们朝他身边涌过来激动地说：“俺们受了灾，把您老人家惊动来了。”他说：“为人民服务嘛，应该。”看到群众从四面八方涌来便建议就地开个大会。他亲自布置会场，体贴入微地让群众坐在背风处，自己却顶着大冷风站在装救济物资的木箱上讲话，鼓励大家团结起来战胜灾荒，领着群众高呼：“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口干了就端起粗瓷大碗，吹开漂在水面上的灰尘喝几口。他从早忙到晚，人们劝了多少次：“该吃饭了，总理！”他说：“不忙！不忙。”从早晨5点到晚上9点一口饭没吃、一分钟没停连续工作16个小时。晚上，他到一个驻军营房才和战士们一起吃了他全天惟一的一顿饭“烙饼炒白菜”。

1971年3月5日，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越南。同越南党政领导人就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及印度支那局势等问题多次会谈，并于8日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签署中越两国联合公报。他高度赞扬越南人民取得的胜利，表示：中国政府和人民将一如既往，坚决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救国的正义斗争。在谈到同苏联搞所谓“联合行动”的问题时说：“我们不赞成把别的国家的问题服从于自己国家的外交政策。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是历史形成的，同某个国家早一点接近或晚一点接近都是历史形成的。要支持人民革命，这是一个共同的原则??”鲜明体现了他支持亚非拉国家独立解放运动的一贯立场。

1973年3月5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关于湖南批林整风情况的报告，并通过中共中央转发湖南报告的批示。至此，他成功协助毛泽东粉碎了惊世骇俗、祸国殃民的林彪反革命集团，不失时机地促成时局转换。早在2月他就已安排专人发给邓小平中央要其近期返京的通知，几天后邓一家回京。从2月下旬到3月初，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恢复邓工作的问题。3月9日，他致信毛泽东，汇报讨论情况，提出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发到县、团级党委，向全党及全国人民通报此事。10日，毛泽东批示“同意”，这个决定遂于当天发出。这一系列行动，有效推动了中国政治局势的历史大转折，意义非同凡响。

1975年3月5日，这是周恩来一生中最后一个生日。这天傍晚，当得知北京通县发现地裂后，立即通知国家地震局，连夜派人赴当地调查，弄清了该地裂缝出现的具体时间等相关情况。并为此事批评有关人员：这么紧急的事，为什么非等到明天？夜间看不清，可以设法解决照明问题。这时，他的病情已较严重，体内已发现有核桃大的肿瘤。尽管如此，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总是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危，时刻放在心上。即便是每年唯一的一天生日，周恩来都像以上所述在繁忙倾心忘我理政中度过，那么其他364天日日夜夜里就更是在夙夜匪懈为民勤政中呕心沥血度过了。这一点，他晚年带病苦撑危局中的担当与奉献即是最具说服力的例证。据周恩来秘书纪东回忆：“文革”中，“凌晨或深夜他回来，有时候累得不成样子，看他走的步履非常地艰难，拖着两个腿，非常地疲劳。我在给他开车门的同时，他就把整个身体，趴在了我的身上，我右手揽着他的腰，左手牵着他的左手，那么一步一步地把他拖回到办公室里，还得坐下来，在那里继续，批我们给他放下来的那么厚厚的一大摞的文件”。而从周恩来自己所言中最能触摸到他那颗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甘愿卧薪尝胆、大公无私、宵衣旰食的赤诚心灵和初心使命，他说：“在漫长的中国革命战争中，有许多同志都牺牲了，为了把牺牲了的同志的工作承担起来，我们活着的人更要加倍地工作。我每天都以此激励自己。”“我都快70岁了，多给我点时间，多为人民干些工作不好吗？”以身许党许国，周恩来用毕生完全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