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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周恩来的三封书信感受老一辈革命家的卓越风采

2019年07月17日16:58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上图:周恩来与张申府、刘清扬、赵光宸在柏林。(淮安周恩来纪念馆供图)

  下图:1946年5月3日,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到达南京,继续与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图为周恩来、邓颖超在梅园新村30号院内。(中共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供图)

  书信,最能真切反映一个人日常的所思所想,是深入了解一个人最便捷的方式。周恩来同志生前留下了许多书信,笔者从中选择了三封呈现给读者,并加以简要的解读,字里行间,我们能够感受到老一辈革命家的卓越风采。

  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

  方才得到二月初你们从上海来的信,我看完后,高兴的程度到了十二分。我饭也没有吃饱,便忙匆匆地提笔要来回你们的信。本来在前数天,我看山姊给念吾的信,便知道不久可以得到你们的信。不过山的信上说得很要紧,我以为一定是封长信,打开看后,自然不免有点失望。但现在这个观念消灭了,因为你们两个人的精神已经从你们的信中活活地表现出来了,使我能得到十二分快乐!

  你们知道我现在已到柏林了么?念吾也来了,不久——七天后——奈因也要来此过春假。我们预备开一个三人会议,讨论一些社的事情。本来你们的来信,我应当给他们看了,有了筹划,再答复你们,不过我现在要急于表现我现在一个人的直觉,要在这极匆迫——仅五十分钟——的时候,将我的感想写出,免得过时飞去。你们须知这种感想是不易得的,尤其是我这个“多畏多虑”的人所难能的,望你们也用十二分的速度极敏锐的眼光来看阅好了。

  ……

  主义问题,我们差不多已归一致。现在再郑重声明一句,便是:“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其余的也不必谈了,我们大都可以心会,古人所谓“莫逆我心,相视而笑”,我们现在当对信一笑了。

  我从前所谓“谈主义,我便心跳”,那是我方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时的心理,而现在我已得有坚决的信心了。我认清C.ism确实比你们晚,一来因为天性富于调和性,二我求真的心又极盛,所以直迟到去年秋后才定妥了我的目标……

  你们现在是讲实际运动了,惭愧我们得很!我们在此,不但感财力、才力薄弱,并且也极感同志稀少。你们须知我们在此应当作的事也很多,如研究主义、调查欧洲劳动运动状况、翻译小册子、同他们通点声气;而现在我们在此,可说是一事无成,真惭愧得无以自容。

  ■解读

  这是周恩来1922年3月间致友人谌小岑、李毅韬的一封信,选自《周恩来书信选集》,本文所录书信,若无特别说明,均引自《周恩来书信选集》。

  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登上“波尔多斯”号赴法,开始了他的旅欧生涯。他的足迹遍及巴黎、伦敦、柏林等地,目之所见、耳之所闻,使他思考良多,而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主义问题。周恩来这信中自陈,他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比较的结果是坚定选择了共产主义,也就是信中所说的C.ism(即共产主义的英文Communism的简写)。

  周恩来此前在南开念书时,是觉悟社的骨干成员。信中提到“社的事情”指的就是觉悟社。觉悟社是“五四运动”后,一批天津的进步学生发起成立的社团,觉悟社的主要成员后来大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封信的两位收信人谌小岑、李毅韬也是觉悟社的成员,资料显示1897年出生的谌小岑,1920年与张太雷组织了天津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1896年出生的李毅韬,1921年在天津也参与组织了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信中提到的念吾和奈因,分别指刘清扬、赵光宸,他们也都是觉悟社成员,当时都在欧洲求学。

  这封信洋溢着一种激越的青春气息,须知此时的周恩来只有二十四岁,但在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后,他终于做出了以共产主义为自己毕生信仰与奋斗目标的选择。周恩来与昔日觉悟社的战友虽然人隔两地,但共同走向了共产主义的道路,这如何能叫人不激动呢。用周恩来的话说,“高兴的程度到了十二分”。在五十分钟内,周恩来完成了这封很长的信,我们节选了其中一部分,信中他对欧洲共产主义运动情况一一说来并加以分析,其信手拈来的自在,反映了他对此做过十分深入的研究。

  1922年3月间,周恩来还给另外两位觉悟社成员李锡锦、郑季清写过一封信,信中说“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信中还附有一首周恩来做的白话诗,他写道:“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扬,却不用血来染他,天下那有这类便宜事?”这三句已表露出周恩来愿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披荆斩棘、出生入死的志趣。

  人生赖奋斗而存

  铁仙四哥嫂:

  相别几近三十年,一朝晤对,幸何如之。旧社会日趋没落,吾家亦同此命运,理有固然,宁庸回恋。惟人生赖奋斗而存,兄嫂此来,弟处他人檐下,实无可为助。倘在苏北,或可引兄嫂入生产之途,今则只能以弟应得之公家补助金五万元,送兄嫂作归途费用,敢希收纳。目前局势,正在变化万端,兄嫂宜即返扬,俾免六伯父悬念。弟正值万忙之中,无法再谋一面,设大局能转危为安,或有机缘再见,届时亦当劝兄嫂作生产计也。

  匆匆函告,恕不一一。顺颂旅安,并祈代向六伯父问候安好为恳。

  七弟 拜启

  弟妹附笔

  六月十一日

  ■解读

  这是周恩来1946年6月11日写给四哥周恩夔的一封信。周恩来在家中排行第七,故以“七弟”落款。1946年5月间,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到达南京,与国民党方面展开和平谈判。

  周恩夔得知阔别三十年之久的“七弟”在南京后,特意从扬州赶到南京中共代表团居住的梅园新村,希望能与周恩来见上一面。据周恩夔的妻子陆淑珍日后回忆,1946年6月11日,他们如愿在梅园新村见到了周恩来夫妇,还一起吃了中饭,“添饭都是恩来添,但是添得很少,吃了再添,就这样边吃边谈,大家都很高兴”。本来约定当天晚上,周恩来到他们下榻的旅馆再聚谈,但最终未能成行,周恩来的秘书到旅馆将这封信及五万元转交给了他们。其实,中共代表团成员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国民党方面的监视,形势十分复杂,亲人团聚也不得不因此而中止。

  在这封信中,周恩来对于“四哥”介绍工作的要求表示了拒绝,告诉他们“人生赖奋斗而存”,希望他们能自寻工作。“人生赖奋斗而存”,多么朴素的一句话,不仅与传统文化自强不息的观念相吻合,也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观。获得这封信后,周恩夔夫妇精心保存,周恩夔1947年在《苏北日报》找到了一份校对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在扬州市人民教育图书馆工作。

  海棠桃李均将盛装笑迎主人

  超:

  西子湖边飞来红叶,竟未能迅速回报,有负你的雅意。忙不能做借口,这次也并未忘怀,只是懒罪该打。你们行后,我并不觉得忙。只天津一日行,忙得不亦乐乎,熟人碰见得不少。恰巧张伯苓先一日逝去,我曾去吊唁。他留了遗嘱。我在他的家属亲朋中,说了他的功罪。吊后偕黄敬等往南大、南中一游。下午,出席了两个干部会,讲话,并往述厂、愚如家与几个老同学一叙。晚间在黄敬家小聚,夜车回京。除此事可告外,其他在京三周生活照旧无变化,惟本周连看了三次电影,其中以《两家春》为最好,你过沪时可一看。南方来人及开文来电均说你病中调养得很好,颇慰。期满归来,海棠桃李均将盛装笑迎主人了。连日风大,不能郊游,我镇日在家。今日苏联大夫来检查,一切如恒。顺问朱、董、张、康等同志好。

  祝你日健!

  周恩来

  一九五一·三·一七

  ■解读

  这是周恩来1951年3月17日写给妻子邓颖超的一封信。周恩来与邓颖超同是觉悟社的骨干成员,两人于1925年结为伉俪,自此携手走过了半个世纪的风云岁月,共同书写了中国革命史上一段浪漫动人的传奇。

  这封信所谈之事,不少是琐碎的日常之事,此时周恩来与邓颖超相隔两地,夫妻不能相见,就是说说琐碎的日常之事,也能告慰对方。信中提到的张伯苓是周恩来就读的南开学校的创始人,黄敬时为天津市长,述厂即周恩来在南开学校时的同学潘世纶,愚如是潘世纶的夫人,曾参加周恩来等领导的天津学生爱国运动,开文即时任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副主任兼朱德秘书潘开文,信的最后提到的朱、董、张、康,分别指朱德、董必武、张晓梅、康克清。

  周恩来在信中说,等她回来时,“海棠桃李均将盛装笑迎主人了”。邓颖超收信后,于3月23日回信给周恩来,说3月17日的信“不像情书的情书,给我带来了喜慰”,信末还不忘“先寄语桃、李、海棠,善备盛装迎接主人呀”。周恩来收到邓颖超的信后,又于3月31日去信给邓颖超,写道:“现时已绿满江南,此间方始发,你如在四月中北归,桃李海棠均将盛开。”桃李海棠本是无情物,而在两人的书信往还中,却如有了生命一样,为工作节奏紧张的两人镀上了一层柔情蜜意。周恩来素喜海棠,时至今日,邓颖超那篇《西花厅的海棠花又开了》仍然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陈彧之)

(责编:唐璐、张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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