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我军武器装备建设

　　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周恩来在开展武装斗争、创建人民军队、建设现代化国防等方面，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长期艰苦的军事斗争生涯，使他对武器装备建设、对人民军队和国防安全的极端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作为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成员，如何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展国防工业，他进行了艰辛和卓有成效的探索，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并摸索出一条适合我军实际情况的武器装备和军工建设道路。

1958年，周恩来（右二）在“八一”献礼展览会上观看反坦克导弹

　　革命战争年代，亲自推动武器装备建设及军工事业发展

　　建军之初，人民军队的武器装备极其简陋，加之受到客观环境条件制约，在较长时间里，我军只是以步兵为主的单一陆军，“小米加步枪”可以说是这支军队在红军时期的真实写照。1931 年，周恩来从上海辗转来到苏区，就任中央局书记，第二年10月开始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他高度重视军队的武器装备建设，除了注意在战场上尽量缴获外，他开始在苏区原有基础上着力发展军事工业，而且指导得非常具体。1934年4月18日，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与朱德联名签署命令，指出“子弹壳及铜锡等是重要兵工材料”，要通过打土豪、清扫战场、发动捐献、估价购买等多种途径收集子弹壳及铜锡，“迅速交兵站或经军区送给总供给部应用”。到了第五次反“围剿”最艰难最危急的时刻 , 周恩来仍然为武器生产谋篇布局。7月24日，他命令枪炮、弹药两厂合并，定名为兵工第一厂，杂械厂改名为兵工第二厂，其中一厂设机器、枪炮、弹药三科，并责令将“办理情形具报备查”。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从苏区突围，周恩来将560多名兵工人员编入后勤纵队，他们分3批踏上了长征之路，这些兵工人员出发时都带着工具和零部件，有的还带着机器设备，不过大部分笨重的机器由于不利于行军，不久后被就地埋藏。长征途中，兵工人员宿营后，因陋就简、第一时间抓紧维修枪械，保障战场需要。有时候，因战事紧迫，他们甚至参与作战。周恩来作为“受党内委托在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为这支部队的前途命运殚精竭虑，尽管行军频繁、战斗不断，但他依然惦记着这些兵工人员的情况，特别是当他得知有部分专门人才离队，就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发出了我军历史上第一份关于尊重知识分子的文件——《关于优待技术人员问题的指示》，要求部队对技术人员加强福利待遇方面的保障，并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有效地缓解了兵工人才离队的现象。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环境稍稳定，但天气已近隆冬，指战员没有棉衣、弹药更是紧缺，周恩来当时兼任西北军委后方办事处主任，负责后方供应、军需工作。如何保障吃穿用、确保过冬，如何筹集弹药物资、确保立足，是摆在红军面前需要马上解决的问题。他一方面抓紧安排购买和生产冬装鞋袜，一方面开始着手军工厂建设。陕北的瓦窑堡有兵工厂、炸弹厂，清涧有修械厂，但技术力量十分薄弱，周恩来立即指示中央红军保存下来的技术干部和管理干部马上分配到工厂中去，使生产能力大大提高。1936年6月1日，毛泽东、周恩来又电令彭德怀派人到白区设法购买在苏区买不到的兵工原料硫黄，并着手自己设计生产枪支，为打击国民党进犯和即将到来的全民族抗战做准备。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八路军、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革命队伍迅速扩大，由于战斗频繁，急需补充武器弹药，而国民政府答应提供的军火补给，却经常扣发乃至断绝供应。鉴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决定自力更生，大力发展兵器工业。经过艰辛努力，到抗战胜利前夕的1945年初，各抗日根据地兵工厂数量多达130个，职工近2万人。据不完全统计，在全面抗战时期，根据地军工部门共生产子弹约 800 万发，手榴弹近 450 万枚，地雷约20万个，枪支1.1万余支，迫击炮近千门，有力地支援了持久抗战。到了解放战争时期，随着工业城市相继解放、兵工生产逐渐扩大、战场缴获迅速增加，我军的武器装备水平得到提升，并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国防军事工业建设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技术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我军建设发展进入到新的历史时期，周恩来开始担任政府总理并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尽管党的八大后不再担任军委副主席，但依然是党和国家重要的军事领导人之一，参与制定建设国防工业、发展国防科技、提升我军武器装备水平的所有战略决策，并大力组织协调国防科技、国防工业部门和全国、全军各方面的力量，确保了我军武器装备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

　　新中国成立初期，推动我军武器装备从购买、仿制向自主化生产发展

　　敏锐抓住有利时机，周恩来考虑通过购买直接快速提升解放军装备水平。1949年9月，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强调指出“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明确提出了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奋斗目标，而制约我军发展的最棘手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武器装备水平低下。当时，我军的武器主要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缴获的，共有枪支200多万支（挺）、火炮2.9万门，分110种类型，82种口径，产自20多个国家，其他重型武器装备，只有 410 辆坦克、367 辆装甲车、159 架飞机、127 艘中小型舰艇（主要是快艇和炮艇），而且多数是美、日等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及大战期间生产的，性能较差、品种繁杂。周恩来敏锐地观察到，在世界两大阵营对抗的态势下，应该能够争取苏联将二战结束后剩余的军火装备移交给我军，而这是短期内提升我军装备水平的最佳捷径。

　　1950年，周恩来两次同斯大林商谈接收和购买武器装备事宜，并取得一系列成果。朝鲜战争爆发后，周恩来指示军队、外交、商贸战线的同志加快进口苏联武器装备的进度，增加接收和购买武器装备的合同和订单。从他在全军参谋会议上的讲话中我们也能感到他对把握时机提升我军武器装备水平的紧迫感：“我们的装备对付国内敌人是够了，但对付美帝国主义是不够的……这次我们去莫斯科就是这样，一个订货单不够，再增加一个，回来后感到仍不够，又再增加一个 ；我们的财政预算也就增加了一批后，又再增加一批。”1952年10月，他又当面向斯大林说明苏联武器对我军陆军武器规范化、整一化、现代化的重要意义，斯大林认为用“新式武器改装自己”“很明智、很有远见”。事实证明，正是采用这个办法，使我军武器装备的水平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了明显的提高。到1955年底，我军共换装和新装备了 106个步兵师 ,9个骑兵、守备、内卫师 ,17个地面炮兵师 ,17个高射炮兵师 ,4个坦克机械化师 ,33个航空兵师 ,9个舰艇支队，全军武器装备建设基本完成了标准化、系列化的任务。发展国防工业，周恩来强调掌握武器装备建设的主动权。国防工业对武器装备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周恩来对此看得非常透彻，1950年他在全军参谋会议上讲道 ：“因为要建设近代化的国防，就必须要有近代化的军工生产为基础。没有工业化的基础，那谈什么近代化国防呢？所以从远处着想……必须加强和扩大。”1951年1月，周恩来亲自担任中央军委兵工委员会主任，指示总参组织力量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主要国家军队的编制、武器装备数量和弹药消耗情况，以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武器弹药的投入消耗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初步拟定了未来反侵略战争所需的武器装备与弹药的基本数量，为制定兵器工业的建设计划提供了依据。

　　1952年5月，兵工委员会出台《关于兵工建设问题的决定》，确定了对原有工厂进行调整和改组管理机构的方案，将原有43个生产任务杂乱的企业合并调整为39个，使军工企业的生产设备、厂房得到比较合理的使用，为下一步国防工业的建设和发展打下了基础。1952年7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批准了中央军委报送的国防建设五年计划。依据该计划，新中国迅速建立起自制陆军武器、弹药及空军、海军弹药的基础工业。同年，周恩来还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与苏联政府谈判，签订了苏联援助中国国防工业建设的一系列协议，其中兵器工业15个，航空工业13个，无线电工业8个，船舶工业5个。到1959年底，兵工系统共建成了大中型企业100个，国防工业布局也相应得到改善，国防工业初具规模。

　　从仿制到研制，周恩来重视缩小与世界军事强国的技术差距。以仿制为起点，缩短武器研制时间，是一条投资少、见效快的路子，周恩来对此非常重视，做了大量实质性的工作。1950年10月，周恩来在与斯大林会晤的过程中，请苏联提供“陆军轻武器的制造蓝图供中国仿造”；1952 年夏天，他再次提请苏联“提供制造下列武器的资料:122毫米榴弹炮、37毫米炮和 67.2 毫米野战炮”。从 1954年开始，依据《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协定》，我国开始从仿制苏式淘汰的旧装备转向仿制苏式现役装备。经过不懈努力，在 1954 年仿制成功初教5 初级教练机，1956 年仿制成功歼5型飞机，20世纪60年代仿制定型歼6、歼7型战斗机和轻型、中型轰炸机。各类舰艇也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仿制成功。空空、地空、岸舰、舰舰等导弹也先后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仿制成功。到 1962 年底，军队常规武器所需品种和数量基本上可由国内生产解决。

　　正是在周恩来的具体运筹下，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大量仿制的武器装备相继装备我军部队，从而大大缩短了我军与外军常规武器装备的距离。尽管仿制武器装备取得很大成绩，但周恩来清醒地看到，我们必须要在引进、消化、吸收的基础上走自力更生的路子、搞出我们自己的武器谱系。20 世纪 50 年代，我们先后试制成功近百种武器，包括各种口径的迫击炮、大口径的榴弹炮、小口径的高射炮、野战炮及配套的弹药、多型号的雷达、装甲输送车 ,走出了一条从仿制入手 , 逐步过渡到自行研制的发展道路。我军的常规武器装备 , 也完成了从购买、仿制到自主化的历史性跨越。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推动我军武器装备及其领导体制、工业向较高水平发展

　　周恩来鼓励向尖端技术进军，向“两弹一星”进军。尽管新中国工业基础薄弱，装备技术落后，但周恩来同志高瞻远瞩，认为“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我们才能有巩固的国防”，把高技术特别是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尖端技术作为抢占军事科技制高点的突破口。1952年，周恩来与朱德、彭德怀等人研究国防建设五年计划时，就酝酿发展原子武器、火箭等特种武器问题，征询了有关科学家的意见。1955年，他召集钱三强、李四光等人，听取发展核科学技术的可能性汇报，判断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他当天即给毛泽东写信，建议中央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原子弹。同年10月，在周恩来亲自过问和中国政府的外交努力下，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突破美国当局的重重阻挠回到祖国。第二年初，周恩来即请钱学森写一份怎样组织航空、导弹研制机构的意见。2月28日，周恩来逐字逐句审阅钱学森的《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后，报送毛泽东等人，从而揭开了“两弹一星”工程序幕。

　　作为“大管家”，周恩来还把不多的外汇家底拿出一部分，委托海外归来的科学家及出国开会的人员，进一些核研制设备和图书资料，同时亲自主持与苏联在核技术援助方面的谈判工作，积极争取苏联给予援助。1958 年 10 月，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机关为基础，组建了酒泉综合型导弹航天发射试验中心，中心位于戈壁腹地。周恩来深知这个试验中心对于国防尖端武器装备建设的重要意义，曾在出国回国途中前后 6 次抵达中心，亲切看望慰问中心干部战士、职工家属，视察中心建设，指导试验任务。对于“两弹一星”工程的一些重要试验，身为中央专门委员会主任的周恩来不但亲自听取汇报、仔细询问有关情况，还多次具体组织协调全国各方面力量。有重大试验任务时，他日夜守候在电话机旁，运筹指挥。他提出的“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十六字科研试验方针，至今依然是指导我国国防科研试验的重要方针。

　　周恩来重视发挥制度优势，建立灵活有效的武器装备建设领导体制。1950 年 5 月，周恩来决定在政务院下属的重工业部成立兵工办公室，主抓武器装备的科研生产；1951年1月，周恩来又亲自担任中央军委兵工委员会主任。之后短短几年，为适应快速发展的军事工业，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对领导体制和部门进行了多次调整。1958年10月，成立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标志我军武器装备有了一个集中统一的管理机构，为全军装备管理有序化、科学化提供了制度保证。1961年，周恩来又提出“为加强国防工业的统一领导，成立一个国防工业办公室，作为国务院的一个口，在党内向中央书记处和军委负责”。1962年11月，为了确保原子弹研制更为顺畅，一个最高层次的协调领导机构——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会成立，周恩来挂帅。该机构从成立到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成功，共组织召开会议 13 次，极富成效地组织了全国性大协作，为“两弹一星”工程的成功奠定了领导基础。周恩来等老一辈领导人摸索出的体制机制方面的历史经验无疑是实现重大专项取得快速突破的重要法宝。

　　周恩来坚持军民融合，制定国防工业发展方针。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坚持平战结合、军民结合、军民两用原则，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共同探索形成的战略思想，周恩来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深入思考。1954年，他批示“将军需工厂精简到适合国防需要和保留一定比例储备的生产力的程度，其过剩者应移交给政府有关部门经营管理”。两年后，他又指导第二机械工业部于 1956年制定了“平战结合、军民结合、以军为主、寓军于民”的国防工业发展方针。他要求军工企业学会两套本领，而且民用工业也要有两套本领，“在平时要有战时的准备，以便在一旦爆发的情况下就能够迅速地转到战争的轨道上来”， “民用工业没有为军事服务的观点，军事工业没有为民用服务的观点……都是不利的”。而且，周恩来还对军民结合有更深层次的思考。据钱学森回忆：在一次研究“两弹”工作的专委会上，周恩来说，我们这套东西将来也可以民用嘛！三峡工程就可以用这个。显然这种认识已经突破了简单意义上的军民结合，进入到建设经验及模式相互借鉴、相互交融的更高境界。

　　周恩来作为我党最早的军事领导人，从1924年任两广区委军事部长到 1976 年逝世，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军事生涯中，为人民军队发展、为国防建设贡献了毕生心血和全部智慧，特别是为我军武器装备建设和国防军事工业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为新中国国防构筑起一道伟岸的长城。他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其他成员一道，摸索出的适合国情军情的武器装备建设发展道路必将继续发挥其历史和现实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