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老一代领导与胡志明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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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0年5月19日，胡志明出生在越南义安省（今义静省）南坛县金莲村一个教师家庭。原名阮必成，号阮爱国。胡志明是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用以抗日的化名，后一直沿用，并以此名名世。

　　胡志明自幼就有赶走法国殖民者，解放同胞之志。十五岁在顺化国立学校读书时就参加了秘密的反法活动，为一些爱国志士做联络工作。1911年年初，胡志明辍学后在私立学校当教员，他期望能到西方国家观察学习，以寻求救国救民的革命真理。同年底，胡志明化名阿三到法国联合运输公司一艘商轮上当厨师助手，从此离开祖国。后以海员身份遍历法国、英国、美国、德国、阿尔及利亚、刚果等国家。他靠打工维持生活，刻苦学习外语，广泛接触民众，访查各国民情，观察世界，了解到资本主义的不平等和如何对殖民地人民的残酷掠夺。

　　1917年，胡志明以阮爱国的名字留居法国并投身于法国工人运动。同年加入法国社会党，并创建越南爱国者联谊会。1920年12月，胡志明加入新成立的法国共产党，成为越南第一个共产党人。

　　在法国，胡志明干的是照相工作，每月有一定的收入。

　　1922年夏，胡志明与当时正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周恩来、李富春、蔡畅、陈延年、萧三等交往密切，并从此成为战友。

　　1924年12月中旬，三十四岁的阮爱国，化名李瑞从苏联来到中国广州。他在广州，一方面参加中国的革命运动，为孙中山的政治顾问鲍罗廷担任翻译，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内部材料翻译和对外宣传工作；一方面积极寻求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利用中国和越南边界相连这一有利条件，就近组织和训练越南革命者，并为建立越南共产党作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胡志明明确规定，由他所组织的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的奋斗目标是首先驱逐法国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进而实现共产主义。他除了选派越南革命青年进入黄埔军校或送往苏联学习之外，还在广州举办了大约十期越南青年特别政治训练班，吸收从越南国内来的革命青年参加学习。毛泽东主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与这个训练班的关系也很密切，胡志明是青年特别政治训练班的主要讲课人，当时在广州的刘少奇、彭湃、陈延年等中国共产党人也为他们讲课。

　　胡志明在广州活动期间，与中国共产党人并肩战斗，结下真挚的友谊。

　　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胡志明同苏联顾问鲍罗廷一起，于7月离开中国去苏联。在莫斯科，他先后进入列宁大学和共产国际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研究院，担任越南组组长，研究越南革命问题。1930年，胡志明在香港组建越南共产党（后用名有印度支那共产党、越南劳动党）。

　　在中国抗日战争全面展开的年代里，1938年冬，胡志明从苏联经新疆、西安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住在枣园，由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王稼祥负责接待。在这里他会晤了毛泽东等中国革命的领导人。稍后，胡志明化名胡光，以八路军军人的身份随同叶剑英离开延安，南下至桂林，在华南和西南一些地方活动，奔走于桂林、贵阳、重庆之间。在重庆时，胡志明常常与中共驻重庆代表团团长周恩来会面。

　　1940年年初，胡志明经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在昆明与冯志坚、黄文欢等越共党员取得了联系。6月，统治越南的法国投降希特勒德国，日本乘机于9月占领越南。10月，胡志明与黄文欢等人到广西桂林，集合越南革命者，准备回国开展革命活动。1941年2月，胡志明从广西边境进入越南，回到阔别30年的祖国，在靠近中越边界的高平省河广县北坡地区建立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抗日的武装斗争。

　　1942年8月，胡志明为了扩大革命力量，以越盟代表的名义再次到中国。不料，刚进入中国广西靖西县境内即被国民党特务逮捕。胡志明被捕的消息传到重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周恩来心急如焚，立即开始了营救工作。

　　当时虽然是国共合作时期，但蒋介石依然仇视中国共产党。如果由中共代表直接出面营救，不但不会成功，反而会给胡志明带来更大的麻烦，甚至有灭顶之灾。具有高度政治敏感并掌握高超斗争艺术的周恩来决定采取“曲线营救”的方针。

　　当时胡志明被捕后，只承认自己是越南人，是共产党，矢口否认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胡志明的沉着机智为周恩来的营救创造了条件。于是，周恩来亲自找到了冯玉祥，请冯玉祥将军设法营救。冯玉祥一口应允。

　　冯玉祥质问蒋介石：“一、胡志明是不是共产党姑且不论，即使是，也是越南共产党。我们有必要和有权逮捕外国共产党吗？二、越南是支持我们的。胡志明应该是朋友，怎么成了罪人？三、中国的抗日战争还要不要国际间的同情和支持？”

　　冯玉祥的责问，促使蒋介石不得不明令释放胡志明。1943年9月10日，胡志明在柳州第四战区监狱被释放。

　　胡志明被捕后，先后被押往德保县城、靖西县城、桂林、柳州，在国民党监狱中关押了1年零12天。释放那天下午，国民党四战区的几个要员还陪他吃了饭。阶下囚一下子成了座上宾。其实，这都是中国共产党和周恩来奋力营救的结果。

　　二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8月19日，胡志明领导越南人民举行起义，取得八月革命的胜利。

　　9月2日，胡志明在越南河内的巴亭广场50万人的集会上发表《独立宣言》，向全世界宣告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胡志明当选为越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兼外交部长。

　　1946年3月胡志明在越南第一届国会上当选为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并兼任政府总理。1951年2月，印度支那共产党改名为越南劳动党后，胡志明一直为党的中央委员会主席。

　　1947年春，中国共产党与越南共产党建立了无线电联系，中方负责人是周恩来，越方负责人是胡志明，在同时进行的越南人民抗法战争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互通消息，交换情报，共商大计。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此时越南的抗法战争却处于极端困难时期，为了寻求援助，胡志明派人来到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胡志明制定并坚持与中国友好的方针，1950年1月18日中越正式建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第一个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国家。

　　1950年1月末，身为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的胡志明秘密来到了中国。

　　胡志明此次来华，正逢毛泽东主席在莫斯科访问，访问进行中，通知周恩来总理也赴莫斯科具体谈判签订《中苏友好互助条约》。周恩来和胡志明便一同去了莫斯科，与毛泽东、斯大林共商当前世界的重大问题。从莫斯科回到北京后，胡志明通过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出援越要求，经毛泽东主席同意，中国开始大力援助越南。

　　要大量援助越南，必须打开一条中越边境交通线。1950年7月上旬，中国人民解放军名将陈赓来到了越南，协助胡志明成功地组织了边界战役，肃清边界法军，打开中越间交通往来的大门。中共中央又派出了以罗贵波为首的政治顾问团和以韦国清为首的军事顾问团，协助胡志明领导抗法战争。

　　由于中国强有力的支持，越南人民军节节胜利。1954年3月，越南军民组织了奠边府战役。5月7日，奠边府战役胜利结束，1.6万名法军全部被歼。越南、法国的代表终于坐在了日内瓦会议的谈判桌前。

　　1954年4月26日召开的日内瓦会议，参加会议全过程的国家有苏联、美国、英国、法国、中国，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参加讨论重要国际问题。

　　5月8日，会议开始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由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终于使会议达成了一系列协议，法国从印度支那三国撤军并承认三国独立。

　　日内瓦会议结束了法国在印度支那百年殖民统治，越南北方获得了完全解放。这是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人民的一次重大胜利，周恩来和胡志明之间的友谊也在进一步加深和巩固。

　　1955年6月23日，胡志明主席首次公开正式访问中国。6月25日上午10时30分，胡志明主席专机从武汉到达北京，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委员长、朱德副主席、周恩来总理到机场迎接。

　　1959年9月26日，胡志明率越南党政代表团来华参加新中国建国10年大庆。

　　在胡志明主席执政期间曾多次访问中国，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中国人民热烈欢迎。

　　胡志明曾访问过中国的许多地方，并盛赞中越友谊：“中越情谊深，同志加兄弟”，“恩深、情深、谊长”。

　　长期动荡艰苦的革命生涯，严重损害了胡志明的健康，1960年以后，胡志明每年都到中国休假、疗养、访问，广州从化温泉就成了胡志明常去的地方。他常说：“我到中国就如在自己家里一样。”

　　1963年9月初，胡志明第一次到从化温泉疗养，周恩来和陈毅专程从北京赶来看望胡志明，并对胡志明的治疗保健作了具体安排。

　　1964年5月，胡志明再次住进从化温泉。这一次，由《广东画报》摄影师陆文骏给胡志明照了标准像，也就是直到现在仍悬挂在越南重要场所的那幅胡志明主席画像。

　　三

　　胡志明到了晚年，身体状况一直不好，中国政府应胡志明和越党中央政治局要求，也经常派医生去越南河内为胡主席治病。为了保密，在联系中都称胡志明主席为“丁老”。

　　周恩来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总是亲自挑选医务人员，认真审阅病情、研究治疗方案，及时派出专机运送药品和器械。在每次医疗组出发前，周恩来总理在百忙中总是接见他们，再三叮嘱。

　　1969年年初，胡志明的病情开始日趋加重。根据胡志明的愿望和越南劳动党中央的要求，中国先后派出四批医务人员到越南为他治疗和护理。

　　1969年春，胡志明的心脏病突然严重。中国立即派出由中西医专家组成的医疗组。

　　这年4月2日，胡志明在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最后一封电报中强调指出：“越南人民在过去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独立的抗战事业中，在今天的北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以及抗美救国战争中，时刻记住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

　　经过中越两国医务人员几个月的共同努力，到6月初，胡志明的病有所好转。

　　不久，医疗组回国休整。6月30日又返回越南。这次医疗组返河内时，带来了周恩来总理送给胡志明的两只烤鸭。胡志明连声道谢，并吩咐工作人员：“烤鸭今天不吃，留到明天，请大使来一块吃。”第二天是7月1日，胡志明请中国驻越南大使王幼平和一位参赞一起吃了烤鸭，还特地给医疗组送去了半只。

　　7月至8月上半月，在中国医疗组的精心治疗下，胡志明身体状况一直挺好。正当医疗组准备返回时，8月15日胡志明突患感冒，病情加重。于是王幼平大使决定，医疗组推迟撤回，密切注视胡志明的病情变化。

　　胡主明的病情急转直下。8月23日晚，胡志明心脏病和支气管炎同时加重，嗓子里的痰咳不出来，憋得喘不过气来，出现休克。

　　此时，中国驻越南大使馆处于一派紧急状态，大使和许多馆员通宵未眠。次日8时许，越南劳动党中央书记处书记黎文良在主席府紧急约见王幼平大使，通报胡志明病情，同时要求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增派医生。

　　同一天，周恩来得悉这一情况，立即亲自挑选医生，组成第二个医疗组，并找赴越的医生谈话。接着派专机于25日早晨8时将医疗组送到河内。从越方提出要求，到医疗组到达，仅仅24小时。

　　25日上午11时，黎文良约见王幼平大使，转交了胡志明主席给周恩来总理的电报，大意是：医生已到，请报告毛主席放心。

　　紧接着，周恩来于26日又派出了第三个医疗组。并电告，中方第三批急救人员五人已启程飞往河内。

　　专机抵达河内后，第三医疗组直奔主席府，与前两个医疗组会合，投入抢救。

　　27日，胡志明主席病情继续恶化。急救组和其他医疗组会诊后，主张给胡主席输液。

　　越党中央政治局在病榻旁召开了紧急会议，通过了输液的决定。

　　输液，是现代医学中极为普通的治疗措施，为什么给胡志明输液，却要越共政治局举行正式会议研究通过呢？这里除了病人极度虚弱，担心输液发生意外这个因素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重要原因：一生经历过多少次枪林弹雨，在战火中缔造了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伟大领袖胡志明主席却有一个特点——害怕打针。

　　执行这项“特殊任务”的是中国第三医疗组护士孔繁英。

　　当孔护士正要进针，胡志明突然睁开眼睛，问她叫什么名字，为什么拿针，并同她开玩笑。孔繁英一边笑着答话，一边进针。胡志明一邹眉，进针成功！在场的越南最高领导层人士松了一口气，一一同孔繁英握手，赞扬她技术精湛。

　　8月31日，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又派出了著名医学专家吴阶平大夫，并由外交部亚洲司副处长梁枫陪同，乘专机来河内送急救药品，了解胡主席的病情。出发前，周恩来总理指示他们当天返京，晚上他要听取汇报。

　　但由于天气关系第二天上午才返回北京，周恩来总理立即亲自听取汇报，并找有关人士讨论了一夜。

　　9月2日凌晨6时，王幼平大使紧急约见黎文良。通知他，中国又增派了一个急救组（即第四个医疗组），专机已从北京起飞，约于9时抵达河内。可当王幼平大使回到使馆不久，就接到主席府打来电话，只讲了一句话：“不行了，医疗组不要来了。”使馆立即将这一噩耗报告中共中央。

　　然而，此时中国政府派出送第四个医疗组的专机早已从北京起飞，并已越过中越边境，再过20分钟就可到达河内。这时，机组接到中央命令，折返南宁。

　　胡志明停止呼吸后，中国医生仍未放弃最后一线希望，继续做人工呼吸，一直持续了大约三个小时，一个个累得汗流浃背，精疲力尽。

　　1969年9月2日9点47分，越共中央第一书记黎笋下令停止抢救。胡志明逝世时，终年七十九岁。

　　四

　　中共中央不仅关心胡志明主席的病情，还特别注意外交礼节和国际形象。在4天之内，周恩来总理给王幼平大使发出两份署名电报，直接下达指示。

　　第一封电报是8月30日发出，当时胡志明主席的病情急转直下，生命垂危。周总理电嘱王大使，在胡主席病危期间，未经越方安排不要前去探视。

　　周恩来与胡志明交情至深，为什么在胡病危之际反倒不让中国驻越南大使代表他前去探视呢？

　　这是因为胡志明是越南国家元首，病危之际，该国其他领导人必然守护在旁，一个外国使节在场会给越方带来诸多不便，所以，周恩来总理特意发电提醒王幼平大使。

　　第二封电报是9月2日上午，周恩来总理电嘱王幼平大使：不要与医疗组联系；在越方公布消息前不要去吊唁。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胡志明这位新越南的缔造者，越南人民的伟大领袖，越南近代史上最杰出的民族英雄，他的逝世日与他所创建的共和国的诞生日（国庆日）恰巧在同一天。越南领导人深知，胡志明在越南人民心目中享有崇高威望，因此不愿把越南人民的“悲痛日”和共和国的“诞生日”放在同一天，否则今后国庆庆祝和共和国缔造者忌日的纪念活动将不好安排，将会给今后的节日庆祝带来麻烦。越南领导人决定：将胡志明主席的逝世日公布为9月3日。并请中国医疗组不要离开主席府，不要同外界联系。越南方面的这一措施，已在周恩来总理的意料之中，所以才提前作出了上述安排。

　　9月2日16时45分，越南外交部部长阮维桢告知王幼平大使：“越南劳动党中央为了免使越南人民过分受刺激，同时又是越南的国庆日，决定将胡主席的逝世时间公布为9月3日。”

　　9月3日，越南政府发布了正式公报。公报说，胡志明主席于9月3日上午9时47分逝世。

　　同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分别向越南劳动党中央、越南国会常委会和越南政府发出唁电，表示沉痛哀悼。

　　为了参加胡志明主席的葬礼，周恩来于9月2日夜给毛泽东写了一份报告，提出由他代表毛泽东先于9月4日去河内，向胡志明主席的遗体告别。8日，再由李先念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去河内参加葬礼。

　　午夜，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上批示：“同意”。不知怎么回事，毛泽东的手有点发抖，以至于他写得最熟练的“毛泽东”三个字都有点异样。

　　签完这份报告，毛泽东点上了一枝烟，站在桌前，狠狠地吸了一口，吐出了一团浓浓的烟雾，他按响了叫秘书的电铃。

　　秘书进来了。他指指桌上的报告，说“马上送总理”。

　　秘书拿起报告，正要离去，又听毛泽东说：“再去给我找一张胡志明的照片来。”

　　秘书答应着往外走，出门时回头看见毛泽东脸上淌着泪水……

　　五

　　9月3日晚，周恩来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离京飞往河内吊唁胡志明。

　　4日零时，中国驻越南大使王幼平约见越南外交部部长阮维桢，通知他中国代表团专机约于7时到达河内，阮维桢表示立刻报告越党中央。

　　2时许，阮维桢约见王大使，答复同意，但为难之意溢于言表：越方尚未做好吊唁准备；为长期保留胡主席遗体，现正对遗体进行处理，因此，代表团将不便瞻仰遗容。

　　王幼平大使将越方答复和阮维桢的谈话电告中共中央后，即驱车去内排机场迎接代表团。到机场迎接代表团的越南领导人是越南政府总理范文同、国防部长武元甲大将，还有外交部长阮维桢以及裴光造等人。

　　专机7点钟并没有准时飞抵河内。原来代表团在空中收到使馆电报后，临时降落南宁，经研究后决定仍按原计划进行，因而才迟到两个小时。

　　范文同、武元甲见到周恩来失声恸哭。周恩来含泪一一安慰。连声说：“我来晚了，我来晚了。”

　　对迟到两个小时，周恩来总理向越南领导人解释说：“这一次来得很仓促，在途中接到阮维桢同志转告的越南党中央关于国葬的布置，知道不能向胡主席的遗体告别，但因我们已经在途中，所以还是来了。根据主人的意见，八、九、十三天举行国丧，到时我们再派代表团来参加，我们这次先来吊唁。”

　　周恩来随即转送了中共中央给越南劳动党中央的唁电。

　　电文说：“胡志明主席……在中国人民进行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的岁月里，他几次到了中国，同中国人民患难与共，并肩战斗，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浓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在中越两国革命胜利以后，他为加强和发展中越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和战斗团结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他的高尚的革命品质和不畏强暴的战斗精神，将……永远留在中国人民的心里。”

　　4日上午，周恩来同黎笋、长征、范文同、武元甲等越南领导人进行会谈。周恩来说：从我个人来说，我同胡主席是最老的朋友，希望能够安排我们在胡主席遗像前举行告别仪式。在开正式追悼会时，我党将再派代表团前来参加。

　　吊唁仪式于9月4日下午举行。灵堂设在主席府正厅，大厅高大，宽敞明亮，是胡主席接受使节国书、进行重大国务活动的场所。这是专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设置的，正式的吊唁场所是在巴亭会堂。

　　周恩来进入灵堂时，以黎笋为首的政治局成员依次和周恩来总理拥抱。代表团在胡志明主席遗像前献了花圈。周恩来总理在胡主席遗像前肃立默哀，深切怀念这位异国朋友。默哀后，周恩来在吊唁簿上留言，代表团成员依次签字。

　　晚上7时，越方秘密请周恩来和叶剑英到医院瞻仰了胡志明的遗容。这是唯一看到胡志明遗体的外国代表团。周恩来向自己四十多年的老朋友作了最后的诀别。

　　9月8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率领第二个中国党政代表团去河内参加了胡志明主席的葬礼。

　　第二个代表团由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为团长，副团长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德生，团员是中国驻越南大使王幼平等。

　　当晚，越南党政军领导人黎笋、长征、范文同、武元甲、阮维桢等人到宾馆会见中国党政代表团。次日，代表团与其他31个外国代表团一起，参加了在河内巴亭广场举行的隆重国葬。

　　胡主席逝世后，中国连续派出两个代表团前往河内吊唁。这在中国外交史上是第一次，在国际上也属罕见。当时越南正在跟美国人打仗，外国舆论认为中国的外交行动是“异乎寻常的”，“是对处于最困难时刻的越南人民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