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和谈：周恩来借机挽留张治中 秘密救出其全家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党史频道推出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成元功撰写的《周恩来总理卫士长回忆录》一书。本书作者在周总理身边工作多年，他用饱醮深情的笔触详尽地描写了在总理夫妇身边的所见、所闻。以下为本书节选。（孙琳）

张治中，字文白，原系国民党的高级将领，1949年作为南京政府的首席代表，乘飞机到北平和谈。谈判破裂后，他没回南京而留在了北平。新中国成立后，被任命为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并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当时，谈判破裂后他之所以没有回南京，与周副主席的诚挚关怀和劝说有极大的关系。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曾经进行两次和谈，一次是1945年，一次是1949年。1945年是在重庆，而1949年这次是在北平，也即现在的北京。重庆和谈，蒋介石的目的在于收编我在抗日战争中日益壮大的八路军、新四军，实现国民党一党统治。而北平谈判，则是在国民党军队节节失败后，蒋介石宣布“下野”，躲在幕后，由代总统李宗仁出面，妄图搞“划江而治”，在长江以南维持半壁江山。

机场冷遇

这次谈判是4月1日开始的。南京政府的代表是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后来又增加了刘斐。我方代表是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后来又增加了聂荣臻。会谈以小型会议为主，小会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后改名国际饭店，即现今的华丰宾馆，大会在中南海勤政殿。

南京代表团是4月1日下午两点达北平的。同来的除张治中等5人外，还有代表团顾问屈武等其他工作人员20多人。按惯例，周副主席作为我方首席代表，应当到机场去迎接，但周副主席没有去，其他和谈代表也没有去，去的是北平市副市长徐冰、和谈代表齐铭燕、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等人。张治中等人受到如此冷遇，颇感不快，也不理解。因为张治中在1946年落实“整军方案”和解决花园口问题上，曾和美国代表马歇尔同周副主席打过很长时间的交道，那时他对周副主席的印象是彬彬有礼，进退有节而不失原则，由衷钦佩敬仰，而这次却如此怠慢，颇感不快。直到晚上6点，周副主席和中共代表团其他成员，到六国饭店去看望，并设宴招待，他和邵力子等人胸中的不快才豁然冰释。

周总理与张治中饭后，周副主席和林伯渠约张治中和邵力子谈话。谈话中，周副主席严厉质问张治中，你是南京政府的代表，还是蒋介石的代表?张治中说，当然是南京政府的代表。周副主席又问他，你既是南京政府的代表，为什么离开南京前还要到溪口去见蒋介石?张治中嗫嚅着说，蒋虽然已“下野”，退居溪口，但军队还在他手上，和谈如果得不到蒋的同意，即使协议达成也没有用。周副主席当即指出，文白先生(张治中，字文白，那时都称字不称名)不知你考虑过没有，你这样只会加强蒋的地位，混淆视听，证明蒋有力量控制南京代表团，控制和谈。接着又斩钉截铁地说，这种由蒋导演的和谈我们是不能接受的，历经战乱的人民也是不能接受的。这时，张治中和邵力子才明白，周副主席为什么不到机场去迎接。事出有因，是张治中先到溪口见了蒋介石，而后才有机场的怠慢和冷遇!

问张治中我军多长时间能渡过长江

周副主席和张治中等人会见后，4月2日，双方代表按照头天晚上商定的办法，在六国饭店进行个别交谈。周副主席和张治中谈，叶剑英和黄绍竑谈，林伯渠和章士钊谈，李维汉和邵力子谈，聂荣臻和李蒸谈，林彪和刘斐谈。

周恩来与张治中这次和谈是蒋介石在1月1日发表的一篇声明中提出的。在这篇声明中，他一改过去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说什么只望和平能实现，他本人的进退出处，决不介怀。他的条件是保留伪宪法、伪法统和反动军队。蒋介石之所以此时要求和谈，是因为他在美国支持下发动内战，经过两年零九个月的较量，特别是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大大削弱，已处于穷途末路。

针对蒋介石的声明，毛主席于1月14日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表示可以和谈，但要在八项条件的基础上进行。这八项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管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我方虽然同意和谈，但并没有放弃过江的准备。

和谈从4月1日张治中等人到达北平开始，4月2日到12日，由双方代表个别交换意见，4月13日早晨，周副主席向南京政府提交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晚9时双方会谈在中南海勤政殿正式举行。会上，周副主席首先就草案作了说明，然后张治中发言，表示南京政府发动内战是个很大的错误，然后指出了协议草案中不能接受的地方，并表示将很快拿出修正案。这次会议开了大约3个小时。14日经过一天的研究，张治中拿出了修正案。据张治中后来回忆，这个修正案与原草案最大的不同，是词句力求和缓，避免刺眼，同时对军队改编、联合政府作了若干修正。15日晚7时，周副主席会见张治中，把协议最后定案交给了他。当晚9时，在勤政殿举行了第二次会议，会上，周副主席就协议定稿作了说明，指出哪些方面已接受了南京方面的意见，作了让步，同时也指出有两点不能让步，这就是改编国民党军队的程序问题和解放军渡江接收国民党一部分地方政权的问题。并让南京代表团转告代总统李宗仁和行政院长何应钦，这个协议是最后的定案。会议开到晚10时许才结束。

当晚南京代表团回到六国饭店，立即开会研究，并决定次日派屈武和黄绍竑带着协议回南京请示。4月16日，屈武、黄绍竑带着协议飞回南京，李宗仁立即召集白崇禧、夏威等人商议，白崇禧一看协议就怒气冲冲地对黄绍竑说，这等于投降，像这样的条件你也带得回来!之后，张群带着协议去溪口见蒋介石，蒋看后拍案大怒：文白无能，丧权辱国！4月20日，李宗仁、何应钦电复张治中，拒绝接受和平协定。

早在谈判之前，解放军就已做好渡江的准备，之所以未及时渡江，是想用和平的方式达到胜利，使国家少受到破坏，多给国家保存一些人力物力，以利于未来的和平建设。和谈既已破裂，于是毛主席、朱总司令于4月21日向解放军下达了渡江的命令。

4月20日下午7时，周副主席去六国饭店，礼节性地拜访了张治中，对张治中说，既然南京政府拒绝在协议上签字，人民解放军就只好渡江了。张治中无言以对。临别，张治中送周副主席到楼梯口。周副主席忽然停住脚，回头问张治中，文白先生你看，人民解放军渡江需要多长时间?张治中思索了片刻说，南京方面有海陆空军30万，又修了几个月工事，我看没有一个礼拜是过不去的。周副主席笑了笑，便握手告别，然后下了楼。

回到中南海勤政殿，周副主席继续办公，看文件，大约在后半夜三四点钟，接到前线指挥部打来的电话，说已渡江成功，并说他们在浦口通过电讯局要通了南京的电话。南京电信局说，他们(指南京政府)早就跑了，我们正等着你们来接收。第二天一早，周副主席让我要通六国饭店电话，找张治中听电话。周副主席又把这一消息在电话上告诉了张治中。

挽留张治中

和谈已经破裂，解放军又已渡江，张治中、屈武、邵力子等人，非常懊丧。特别是张治中，作为首席代表受命于危难之中，本想这次和谈能谈出一个好结果，谁知蒋介石、张群、白崇禧、何应钦等人不识时务，仍然坚持其顽固立场，最后不得不放弃南京，丢盔弃甲，向两广云贵败逃。

尤其使他想不到的是，解放大军渡江之快之猛，更是始料未及。原先对解放军有能力过江，他并不怀疑，觉得那是迟早的事，只不过要费一些时日。因为长江是个天险，是一道天然屏障，加之国民党拥有陆海空30万军队，又修了三个半月的江防工事，虽然军事力量已大大削弱，但还不致一触即溃，另外，长江有外国军舰游弋，美国不会撒手不管。而解放军一无飞机，二无舰艇和大炮，要靠木船渡江，使天险变通途显非易事。然而毛主席、朱总司令一声令下，在邓小平总前委的指挥下，从4月20日子夜起，在西起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阴，长达500余公里的战线上发起攻击，硬是凭着木船，强渡长江，一举摧毁了国民党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防线，解放军渡江之快，犹如神兵从天而降。

见和谈已经破裂，解放军百万雄师又已过江，张治中觉得再无留在北平的必要，经与代表团其他成员商议后，于4月22日向周副主席和南京表示，准备24日回南京复命。周副主席得知后，当天就到六国饭店去看望张治中，恳切地希望张治中能留下来，并说，这次和谈，协定虽然遭到了南京政府的拒绝，双方代表都觉得十分遗憾，但目前形势发展迅速，南京政府内部已四分五裂，今后恢复和谈，估计不是没有可能。即使全面和平办不到，在局部地区也可能会出现和平。张治中仍很犹豫，觉得自己是南京政府派出的，理应回去复命，否则从道义上也说不过去。周副主席又进一步劝说，以“西安事变”为例劝张治中说，“西安事变”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今天我们不能再对不起你。

周副主席所说的“西安事变”中对不起姓张的朋友是指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后，张学良不听劝说去见蒋介石，结果遭到了蒋介石的软禁和迫害。张治中对蒋介石翻云覆雨、寡廉鲜耻、心狠手辣早有所闻，听了周副主席情词恳挚的劝说，于是决定留下。南京代表团其他成员也决定留下。4月25日，白崇禧派飞机来北平接张治中等人。周副主席邀张治中一同去西郊机场，说要去接客人。张治中问是什么人,周副主席笑了笑说，你去了就知道了。张治中见周副主席说得很神秘，也不好再问，待到了机场，见到“客人”，才知道“客人”不是别人，乃是自己的夫人和其他九位家属，不由欣喜若狂。事后张治中才知道，这一切都是周副主席的安排。周副主席在得知白崇禧派飞机来接张治中等人后，当即通知了上海地下党，要上海地下党秘密把张治中的夫人及其他家属送上了飞机。

和谈时的几个细节

其一：对六国饭店的安排

前面已经谈到，南京代表团的住地在六国饭店。因此，在南京代表抵达北平的前夕，周副主席即对六国饭店进行了视察，并对警卫、食宿、住房作了调整。

当时，周副主席并未进城，住在香山，进城需要经过玉泉山、青龙桥、海淀镇、西直门、西单、长安街、正义路，才能到达六国饭店。

当时我们车辆少，周副主席进城时，随车警卫处只给我们配了一辆小吉普，前边周副主席乘坐的主车速度一快，后边的吉普就跟不上了，要主车停下来等随卫车，再不就主车开慢一些，让随卫车能跟上。

1949年3月26日，也就是南京政府代表团抵达北平的前一天，吃了早点，我们随周副主席乘车，由香山住地出发进城到六国饭店。那天随卫的是张长胜和申虎城。六国饭店的门和别的门不同，是个玻璃小转门，张、申从未见过这样的门，想先进门观察一下，再让周副主席进去。两人走到门前，一同进入到转门的格子里，进也进不去，出也出不来，结果闹了个大笑话。周副主席一见哈哈大笑，说，你们真是土八路没有进过城，净出洋相。随即从门格子里把他们拉出来，然后告诉他们，一个格子里只能进一个人，才能转进去，并作了示范。张、申两人这才明白。

进了饭店，周副主席在前厅首先听取了负责接待南京代表团的王拓同志的汇报，然后登上饭店二楼，看了给代表团每个成员安排的房间，以及房间的设备，并对张治中、屈武、邵力子等人的房间做了一些调整。而后又看了看为代表团安排的会议室，最后下楼看了看厨房和餐厅，并与厨师和服务员一一握手，说辛苦你们了。临离开，又再叮嘱王拓等负责接待的同志，代表团的吃住行一定要安排好，要保证绝对安全，这是政治任务，不得有丝毫的马虎。

其二：对勤政殿的安排

中南海勤政殿，是1949年与南京政府代表团正式会谈的地方，会场布置既要严肃庄重，又要得体大方，不能随意而为，想怎么布置就怎么布置，需要有正式会谈气氛，因此，周副主席非常重视。

3月26日，视察完六国饭店，周副主席又驱车前往中南海勤政殿。需要进新华门，我们随周副主席进新华门时，警卫没有让停车检查，车一直开进去，直到丰泽园才停下。这时，周子健、齐燕铭和城工部的人已在那里迎候。周副主席一下车就问齐燕铭,进新华门警卫为什么不示意停车检查，你们进门是不是也这样?齐燕铭拿出几个小圆牌给我们戴，说他们是凭小圆牌出入。周副主席看了看，小圆牌是铝质的，上有“出入证”三个字，背面编有号码。周副主席说，这怎么成，小圆牌丢了，别人捡去戴上，不同样可以进出!并指示，马上换上纸质的，印上姓名、年龄、性别、单位，今后还要贴照片。接着又走进丰泽园、颐年堂，到里面看了看，那里只有一个小便池，连洗手的地方都没有。然后又去了勤政殿。

勤政殿在一个小院子里。到勤政殿需要先上几个台阶，进院门后再上几个台阶，经过长廊才能抵达正殿。正殿较大，较宽敞，中间摆着一张半圆形的长桌，据说当年袁世凯曾用他做过办公桌，傅作义也用过。其他布置也都是原来的样子，未加任何改变。周副主席又走进两边的房间看了看，出来说，行。国共双方正式会谈就在这里举行。同时决定西边给国民党代表，东边给我方用，对会谈布置，也都一一作了具体安排，然后才离开勤政殿去北京饭店同刚到的民主人士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