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玉平：新中国成立后 4次见到总理和邓大姐

　　长征结束后，周恩来的几个警卫员都先后去上学，学好本领准备上前线。顾玉平也很想上前线打仗。

　　“因为老警卫员都走了，周副主席让我暂时再搞一个时期。”顾玉平回忆说，后来，到了保安后，他又向周恩来提出上前线的要求，并缠着邓颖超，要她在周恩来面前替自己说话，周恩来终于同意了。

　　“临行前，邓大姐握着我的手说：‘这两年辛苦你了。希望你到新的岗位上，努力学习，立场坚定，为党的事业奋斗一辈子。胜利以后，我们再见面吧！”

　　“上了前线后，我２０多年一直没有与总理和邓大姐通过音信。１９６０年４月，中央召开全国民兵代表会议，我作为四川代表之一，有幸到了北京，并见到了久违的邓大姐。”顾玉平说，见面后，他把２０多年来的工作向邓大姐作了汇报，她说，不容易呀，２０多年了，能走过来就不容易了。我们到处打听你，还以为你早已牺牲了呢。

　　邓颖超热情地留顾玉平吃了饭，还带着他到长安街参观北京的夜景。遗憾的是，总理刚好到印度访问去了。临别时，邓颖超送了顾玉平两块布和两支笔。

　　令顾玉平深为感动的是，邓颖超见他还没戴表，后来还专门托人给他捎来一块表。这块表顾玉平一直戴了３０多年，没怎么坏过。

　　１９６２年春天，正在成都凤凰山机场参加军事演习的顾玉平，突然接军区副司令韦杰传来的命令，说总理到了昆明，叫他去接。

　　“这时天已经快黑了，哪儿可能啊。”顾玉平不相信。后来到了路上，韦杰才说，不是到昆明，总理已经来成都了，邓大姐也来了。他们向军区首长打听你，问你在不在，要你去见见面。

　　原来是周恩来访问亚非欧14国归来后，经昆明到了成都。“见面后，总理问我多大年龄了，我说40多了。他扬了扬粗黑的眉毛，说：‘你有这么大了？’”周恩来又详细地问了顾玉平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临别时，邓颖超还给了顾玉平２００块钱，说：“这是大姐的一番心意，你孩子多，怕应付不来。”还说，“有时间，寄张你的全家相来。”

　　顾玉平心头一热。上次见面后，她已经给自己寄过２００元钱了。

　　“后来，我专门照了一张全家相，寄给邓大姐。只是当时匆忙，忘了把孩子们的名字写上了。邓大姐后来特地让秘书来了一封信，叫把每个孩子的名字都写上。”几十年后，顾玉平仍然为邓颖超这份细心的关怀而感动不已。

　　１９６９年９月，“文革”期间，中央首长准备在北京接见军队团以上干部。到北京后，又接到通知，说这次不接见了。这样，顾玉平就有了点时间，又一次见到邓颖超。

　　“见面后，她问了我四川的运动情况，感慨地说：‘我们革命几十年了，想都没想到。’她还叫我相信党，相信群众，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那天，总理正好在办公室，邓大姐带我过去，见总理在伏案工作，她说：‘顾玉平同志来了，见见面吧！’总理向我了解了一些来北京开会的情况，桌子上的电话就响了，我跟邓大姐就退出去了。”

　　顾玉平没想到，这次匆匆的见面，竟是自己最后一次同总理见面。

　　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周恩来去世。此时，顾玉平已经离休，回到老家——昔日的红都江西瑞金。听到噩耗，他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再加上其他原因，他无法前往悼念。但是，战友传来的消息说，邓大姐还一直关心着他，问到过他的近况。直到１９７７年秋天，顾玉平才有机会到北京，再一次见到了邓颖超。

　　“邓大姐说，时间过得很快，长征那阵你还是个小伙子，现在都说休息了，我们都老了，你可得注意身体呀！”“临行前，邓大姐还送给我一本中国历史博物馆赠送的《纪念周恩来总理文物选刊》和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套《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并说，你给做个留念吧。”

　　在挥别邓大姐时，顾玉平意识到，这可能是自己与她最后的见面，眼眶里不禁涌出泪花……

　　说到这里，老人又喘了起来。“老了，睡觉不好，蛮苦！”

　　我们知道，采访该结束了。但老人挥手拦住了我们，他颤巍巍地走进卧室，从柜子里拿出几本书和一叠资料。“总理去世后，我问邓大姐，让不让我们跟别人讲总理的事，邓大姐许可了，这都是我后来写过的几篇东西，你们可以参考一下。”那些资料，都是老人回忆周恩来和邓颖超的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