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除谍霞飞路 蔡和森就义城门洞

连载：《中国人民解放军演义》　新华出版社

张涛之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演义》由新华出版社出版。该书分120回，共100万字，是第一部以史诗笔法，生动真实地记述中国人民解放军自八一南昌起义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诞生、成长、壮大的长篇章回小说。

本书揭露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暗和日本侵略中国、美国侵略朝鲜的罪恶，讴歌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民族的解放、人民的幸福、新中国的建立和履行国际主义义务，与国民党反动派、日本帝国主义和美国侵略者进行浴血奋战的革命英雄主义。是一部了解中国人民解放军光辉历史的好教材。

话说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红一方面军班师回营，中央苏区广大军民沉浸在一片喜庆气氛中。这时上海的中共中央却发来电报，解除毛泽东对军队的指挥权；命令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亦简称中革军委）主席团，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取消原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名义及其组织机构；毛泽东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也被免去，复由项英担任。

原来第一次反围剿前，中央苏区没有一部电台，苏区和中央的联系全靠交通员，来回一趟，至少要半年的时间。第一次反围剿缴获了张辉瓒的半部电台和谭道源的一部电台，但功率只有十五瓦，无法和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联系。第二次反围剿缴获了公秉藩的一百瓦大电台后情况就不同了。东固战前，毛泽东就从监听中知道这部电台功率大、信号强，嘱咐部队务要完整地把电台缴过来。红军指战员遵照命令，把这部大电台连人带机器缴了过来。这时周恩来从上海派来的机要干部伍云甫、曾三等人已到中央苏区，毛泽东立即命令他们用带来的密码跟上海的中共中央秘密电台联系。公秉藩的这部大电台果是好使，一下子和上海电台联系上了，上海——瑞金的无线通信渠道开通了，毛泽东向刘寅等人表示热烈祝贺。

在上海中共中央驻地的王明得到电台报告，知道已和中央苏区联系上了，也是非常欣喜。王明本名陈绍禹，1925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在学校组织了号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小宗派。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在193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掌握了中共中央实权。他上台后，急于同中央苏区联系，但那时红一方面军正在反第一次围剿，中央苏区没有电台，只好派任弼时、王稼祥等人作为中央的代表去中央苏区指导工作。由于红一方面军已成为全国红军中最强大的一支部队，王明起初想把毛泽东拉过来，提升毛泽东为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中革军委主席。但他慢慢发现，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有自己的一整套看法，同自己的看法往往相左，但苦于无法及时向中央苏区下达命令。现在好了，红军缴获了公秉藩的大电台，又和上海中央的秘密电台沟通了联系，王明便很方便地左一道命令，右一道命令，把率部夺取这部大电台的毛泽东的军职给免了，调他担任即将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即国家主席）和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即国家总理）。

1931年11月，中华工农民主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举行，大会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毛泽东就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这时中央来电，通知苏区中央局，王明被中央任命为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已于10月动身赴莫斯科，博古担任中央总负责，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通信还没有结束，上海电台忽然没有了信号，任凭刘寅怎样呼叫，但收报机里一片沉寂。

原来中共中央出了大事，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面临着被捕的危险。党的六大结束后，周恩来回到上海，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蒋介石知道周恩来就在上海，但就是抓不住他们。他把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找去大骂一通，限令他必须尽快破获中共中央机关。徐恩曾挨了一通骂，垂头丧气地回来。这天恰巧是星期六，他把机关事务交代给秘书钱壮飞，循例带好密码本，坐夜车到上海玩去了。南京虽是首都，但若要销魂，还得到上海去。是晚，徐恩曾登上上海最高的建筑——国际饭店的顶层，眺望着灯火闪烁的夜上海，真想大喊一句，周恩来，你们到底藏在哪里？

徐恩曾料想不到，周恩来就在他的眼皮子底下，而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和关向应就是从他的手心里逃走的。原来周恩来考虑到上海复杂的政治形势，为了保护中共中央机关和重要领导人，特地设立了中央特科，由顾顺章和陈赓负责；还建立了由中央特科直接掌握的武装行动队——红队，专门负责惩治叛徒、营救被捕同志。

1929年8月24日，中共中央军委领导人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到军委秘书白鑫家开会时突然被捕。周恩来闻讯大惊，他本来也是要去参加这次会议的，因临时有事没有去。陈赓奉周恩来的命令进行调查，很快查清是白鑫叛变，他为了捞取一大笔奖金，向特务密告了周恩来等人要在他家开会的消息。周恩来听完汇报，脸色铁青地说：“一定要想办法处决这个叛徒。现在最要紧的是立即营救被捕同志，你们可以化装成电影队。”

遵照周恩来的命令，陈赓命令红队队员和特科中会打枪的人全体出动，打囚车，劫人犯。据可靠情报，敌人准备于8月28日晨将彭湃等人解送给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周恩来和陈赓等人研究战斗方案，决定红队队员化装成拍电影外景的摄影队，预先部署在囚车经过的道路上。这一招非常巧妙，上海有好几个电影制片厂，私人拍片的也很多。摄影队拍外景，要动用许多机器和职工，推机器的，铺轨道的，导演、摄影、演员、服装、道具一大堆人。拍外景必有群众看热闹，红队队员还可化装混入群众中。为了能挡住囚车，周恩来还让陈赓弄了一辆大卡车，装满大米麻包，停在战斗地点旁边。布置就绪后，陈赓开始行动。

1929年8月28日晨，上海的一条街道上出现了一支电影队，导演吼叫着布置铺滑轨、架机器。在导演的命令下，几十个人忙得团团转，周围聚拢来一大批看热闹的观众。电影快要开拍了，道具还没有来。陈赓正着急间，一辆摩托车送来了几个皮箱。陈赓忙命打开皮箱，不禁叫了一声“糟”，原来皮箱里的枪都涂着油脂，不能立即使用。他想叫红队队员把皮箱搬到附近的一个房子里擦洗油脂，忽然警笛大响，几辆装甲车押着囚车飞快地开了过来。停在附近的大卡车按预定计划开了出来，横在马路中间，把路堵死了。装甲车上立即跳下几个巡捕，用枪逼着司机把车倒了回去。陈赓一看这正是下手的千载良机，可惜几皮箱的枪不能用，眼睁睁地看着囚车开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