榜样的光焰永不熄灭

周恩来同志在半个多世纪里，为中国人民赢得解放、世界人民赢得和平，建树了丰功伟绩。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敬爱的领袖，也是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学习榜样。３０年代，我在中央苏区、长征路上、陕北“红大”……４０年代在推翻蒋家王朝统治的解放战争中，都亲聆身受他的教导。新中国成立后，我在京津卫戍区、华北军区、北京军区、防空军、总参谋部工作，由他授命并直接指挥，完成过许多任务。他事必躬亲的高度负责精神，严谨、周密的工作作风，关心他人而严以律己的崇高品德，给我以深刻教育。许多事情至今还历历在目。

　　１９５７年国庆节后，一位国家元首要离京回国时，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国政府陪同他在机场检阅了陆海空三军仪仗队，送他到舷梯旁，各国驻华使节、武官和我国政府的部长们、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们在机旁列队欢送他。欢送仪式热烈、隆重，周恩来总理很高兴。

　　但是，就在那位国家元首的飞机腾空以后，外国使节、武官的队列依然整整齐齐，人们像是对元首座机行注目礼时，我国政府的几位部的领导却自己驱车往机场外疾驶而去，有位将军也急步奔向自己的车子……周总理看到了，严肃地对我说：

　　“成武，把他们叫回来！飞机还要在机场上空盘旋一周才走哩！”

　　我立刻跑步去把走在半路上的将军请回到队列里，一起昂头挥手向在机场上空盘旋的元首座机行告别礼。

　　元首专机远去以后，在场的外国使节、武官们想等周总理走后自己再动，但周总理说：“请各位先走，我要对我们的干部进行教育。”

　　各国使节、武官和仪仗队都走了，机场里只有自己的同志静候周总理指示。刚才转回队列的同志心里有点紧张，悄悄问我：“总理要批评我吗？”显然不是。总理的面孔还是那样温和可亲，洋溢着热情，他问：“为什么有人走呢？离开队列有什么理由吗？”总理看着大家，见没有人回话，便说：“我现在把道理说清楚。国家元首的座机起飞后绕场盘旋一周，是表示对所到国的答谢。东道国送行的人是不能在这之前离开的，离开了就是礼貌不周。今天为什么有人提前走呢？我有责任把这个道理讲给大家听。”然后转身对我说，“今天发生这样的问题，成武同志，你也有责任。你是卫戍区司令，有责任执行你的职责，让大家做到礼节周到。外事场合，任何失礼都是对客人不尊重，都不应该。”

　　我和其他同志一样，立正着听完总理的话。当天下午，我在一张纸上写了个检讨，送给总理，表示今后一定按总理指示办，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不再发生类似今天这样的事情。就在这天晚上，总理办公室来电话说：“总理看了你递给他的纸条，笑了！说，成武还那么认真。打个电话告诉他，以后注意就行了。”

　　第二天，几位在机场提前走的同志都来电话，问我总理有什么批评？让我转达他们愿意检讨自己的失礼行为。

　　这件事对我教育十分深刻，虽然已经过去了３０年，想起来仍使我感到周恩来同志是礼貌待人的楷模。他对外宾礼节周到，对同志、对群众不也一样的彬彬有礼吗？这是他身上的一种高度的文明素养。我们的国家在世界上素以“礼仪之邦”著称。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周总理的言行举止就是文明的典范，继承并发扬他的礼貌待人的优美风格，是不能忘怀的重要一课。

　　我在总参谋部工作期间，亲身经历了周总理为维护祖国尊严和安全所处理的许多重大事件。那时对我国采取敌对政策的美国当局，多次派出军舰、飞机侵犯我国领海、领空，我国政府每次对其入侵行动发出警告，都是在周总理主持下，根据确凿证据后才公布于世的。我每参加一次这项工作，都受到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实事求是精神的教育。比如１９６３年周总理对我国第一艘万吨轮沉没事件的处理，就是最完整最典型的这样一堂课。

　　这一年的春天胜利气氛很浓。三年自然灾害和“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困难被克服了，台湾国民党军队进攻和袭扰东南沿海大陆的企图被挫败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复苏，全国人民学习雷锋的热潮正兴起……整个形势令人兴奋、喜悦。但在５月１日传来了我国第一艘万吨轮突然失事沉没的消息，使人们的心情十分沉重。

　　这艘万吨轮叫“跃进”号，载的是矿石、玉米，是由上海驶往日本的门司港，行至南朝鲜济州岛附近的苏岩礁海域沉没的。沉没的原因，外电报道很多，有的说出事时有巨大爆炸声响，是遭到了水中兵器攻击；有的说是受到了来历不明的潜艇攻击；还有的说是３条鱼雷击中了船的腹部。一时间，“跃进”号沉没海底，成了国内外舆论哗然的大事。周总理指示我立刻随他去上海查清失事原因。

　　这年，周总理６５岁，但精力之充沛不减当年，我们是随总理一起走的，５月１０日乘飞机到杭州，向毛泽东主席报告。

　　当时毛泽东同志正在杭州主持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我们在杭州住了两夜，周总理向毛主席汇报了空军、海军出动营救沉船人员的情况，也了解了会议精神。他对毛主席在会议文件中曾写的一段阐明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实践中来的论述，十分重视。毛主席听了恩来同志对沉船原因的冷静分析，完全同意他提出的由海军、空军、交通部联合组成海上编队，到出事海域查实情况的部署。周总理强调说，这是关键的一步。只有进行海底探摸，获得物证，才能判断船是受到敌方攻击还是航行触礁？在没有取得确凿证据之前，不下结论，不发消息。

　　随后，我跟总理于５月１２日乘飞机到上海，在上海锦江饭店专门召开了调查“跃进”号失事原因的准备情况汇报会议。当时参加会议的有正在上海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同志和南京军区空军、海军司令部、东海舰队、上海警备区以及地方各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周总理在会上听取“跃进”号上被营救的人员的汇报后，说：“我们在调查‘跃进’号沉没原因中，一定要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不仅要注重和阶级敌人作斗争，而且要注重和自然界的敌人作斗争，要实事求是，要有科学态度。”会后，他又为出海探摸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为做好准备工作亲临第一线作了一系列的指示。

　　“跃进”号是我国首次驶往远洋的万吨货轮，对于我国建立四通八达的“海上铁路”，发展远洋运输事业和对外贸易，具有“开路先锋”的意义。但是不幸，它半途而“沉”了！周总理鼓励大家不要气馁，把“不幸”变成课堂，找出教训，加速提高海上防险救生能力。为此，周总理夜以继日地为组成海上编队和空中编队，为潜水员潜到几十米的空前深度，为购买所需要的深海探视、切割器材，以及解决出海编队的安全和生活保障等大大小小的事宜，指挥并率领海军、空军、上海市和上海打捞局等单位的同志们，在各个陌生的领域开拓前进，逐条逐件落实，拿到合格的成果。

　　最重要的也最复杂的准备工作，是深水抗压试验和潜水员的加压锻炼。建国初期，潜水用的是手压气泵，而且潜水深度还达不到１０米。这一次的潜水深度要求达到几十米，同时要探摸船底，切割船体，取出物证。这时的潜水设备和技能虽然比５０年代有了很大提高，但距需要仍相差很远。为解决潜水难点和防止潜水员发生“减压病”，造成人身伤亡事故，周总理不仅接见了东海舰队与上海打捞局的所有潜水员和潜水员的家属，还亲临第二军医大学海洋医学系，观察、了解用白鼠、兔子、猴子等动物作深潜抗压试验的情况，并详细记录了重要数据。到潜水员开始进行抗压锻炼时，他为了保证潜水员的绝对安全，了解潜水员在水下能不能承受６个气压，又亲临吴淞口，不顾骄阳似火，从始至终没离开现场。潜水员在深水位置练习作业时，他几次和加压舱里的潜水员通话，询问潜水员感觉怎么样？脉搏每分钟跳动次数多少？给潜水员以极大的温暖和鼓舞。当潜水员通过逐步减压安全出舱时，总理也立刻上前去搀扶，还亲手给一个潜水员按脉搏，把跳动次数记在小本子上。周总理这种亲如家人、胜过家人的热情关怀，使潜水员们和他们的家属都十分感动。每个潜水员由此对于到远洋下潜几十米的深度，增强了勇气和信心。后来经过严格锻炼、考核，由海军和上海打捞局挑选了２５名潜水员出海，他们在水深５７米左右的水域先后下潜７２人次，７０％的人一次水下作业时间超过半小时，有３人一次水下作业时间超过１小时，突破了当时的世界潜水纪录。

　　周总理以身示教的务实作风，使出海准备工作进行得卓有成效。但是在研究调查编队组成的会上，周总理针对到会领导干部都是舰队的副司令、副政委，尖锐地提问：“舰队司令、政治委员呢？”并严厉地说：“‘跃进’号沉没已成了国际事件，这样的大事我当总理的要抓，他们当司令的，当政治委员的，也要亲临第一线么！国家造一条万吨轮沉没了，原因在哪里？问题不重大？对于重大问题，我们主要领导干部一定要亲自出马，这要成为一条规矩。主要领导干部亲临第一线要善于抓住关键性问题不放。不从万吨轮沉没引出教训，不一抓到底，怎么向人民交代？”他对人民事业的炽热情感溢于言表，使到会同志在思想深处受到很大震动。接着他对“跃进”号临出海才组建领导班子；走哪条航线，调查不认真，选择不适当，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批评，要求这次出海务必引以为戒。所以会上对于编队干部的配备和各舰船领导班子的调整，讨论得格外认真、细心。经过反复斟酌、议论，最后决定：调查编队由海军以１０艘舰船组成；由空军司令刘亚楼同志组织南京空军负责空中掩护，作出严密计划，一个编队返航前另一个编队要接上，不留空隙，保证海上编队的安全。５月１８日海上编队自吴淞起航；起航前用５天时间检查各项准备工作的落实。于是，周总理又意气风发地投入了出海前的最后一段工作。他亲临海上编队的动员大会，作了内容充实、生动的报告，希望编队全体指战员同心协力完成任务，为伟大祖国争光。他逐舰逐船进行检查，同各个重要岗位的同志见面、谈心，进行切合实际的思想政治工作。全体指战员在他不辞劳苦、谆谆善诱的伟大精神感召下，征服艰难险阻，在惊涛骇浪中出色地完成了调查任务。尤其是潜水员们，从５月２６日至６月１日，连续下潜作业，不仅查实了沉船“跃进”号有破洞３处，凹陷５处，其中最大破洞长达１７米，每个凹陷处都有压碎的礁石粉末；而且拍照了苏岩礁上被碰撞痕迹和被撞周围有许多礁石碎块的照片，还取回了《航海日志》和带有紫红色漆皮碎片的礁石。至此，以确凿的物证证实：“跃进”号是偏离航向触礁沉没的。

　　在编队出海之后，周总理因公赶回了北京，命令我留在上海负责实施他的预定计划，将查实的情况随时向他报告。情况查实报告周总理之后，新华社随即发表声明：“……经过周密的调查，已经证实‘跃进’号是因触礁而沉没的。”平息了外国的猜测和议论，转而为赞扬中国的求实态度和气魄。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表彰了为获得这一实事求是的准确结论做出贡献的海上编队和空中编队的全体人员。但编队人员清楚，做出最大贡献的首先应当表彰的，是敬爱的周总理。

　　我回到北京已是６月初，见到了周恩来同志５月２９日作的《反对官僚主义》的报告。这份珍贵的文件，指出了官僚主义的２０种表现，精辟地阐明了“官僚主义是领导机关最容易犯的一种政治病证”，“如果听其发展，不坚决加以克服，必将造成更大的危害。”回想我这次跟随他处理沉船事件的全过程，实际上是受了一次最深刻、具体的反对官僚主义的教育。他正确对待这个重大事故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态度，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言传身教的优良作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伟大公仆形象，给我们树立了学习榜样。这榜样的光焰是永远不会熄灭的！今天仍然照耀着我们深化改革、为实现党的十三大提出的经济发展目标奋发前进的光辉道路。